编者按：社会思潮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作为一种流行观念和阶级性话语，打着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行动导向性、群众导向性和时代导向性特征。在实践中，社会思潮具有消解政治治理合法性、解构经济政策合理性、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等消极作用。然而，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理论反映与政治表达，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一概否之。科学的应对原则是，既从学理上厘清社会思潮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尊重其表达诉求的权利，又要敢于批判其政治本质，揭露其思想危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它关系着党的命运前途、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社会思潮作为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式，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理论上模糊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在实践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从意识形态视角嵌入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认清社会思潮的本质、危害、特征，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分析与研判，化解社会思潮的侵蚀与危害，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作为观念的社会思潮打着意识形态的鲜明烙印

社会思潮“是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意识基础，以相关社会意识形式为理论核心，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3]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存在，维护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打着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

从理论来源看，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思想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4]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和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各种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底层声音的“晴雨表”、社会心态的“风向标”，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的矛盾冲突，各种价值与梦想的激烈碰撞。但是这些社会思潮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它既可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素材，也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严重的会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正当性。如极“左”的思潮与极右的思潮，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的冲击。极“左”思潮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主张平均主义，“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5]极右的自由主义思潮则认为市场改革还不到位，应将权力逐出市场，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有浓烈的西方化色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

从理论内核看，思想观念是社会思潮的核心和根基。思想性和系统性是社会思潮最为显著的精神标识。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有一定关联，但不同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比较浅的阶段和状态，社会思潮则有系统成熟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社会思潮代表着一种学术流派或思想体系，特定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是社会思潮的“硬核”。[7]没有“硬核”的社会思潮，缺乏鲜明的理论性，只是一种社会心理，难以持久流行。每一种社会思潮都以一个或多个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为核心。人们正是通过研究学术流派的观点来了解和把握社会思潮的性质与边界。但是学术流派要想成为社会思潮，甚至发展为意识形态，即从“小众文化”发展为“大众文化”，则要改变纯学术、专业化、精英化的纯粹理论形态，俯下身子与群众亲近，使自己的思想观点让更多的大众知晓、理解，满足大众的某些心理需求。

从理论聚焦看，社会思潮是对一个时代重大社会问题的思想关注。社会思潮不是社会“热点”。如果把社会思潮比作河流，那么社会热点就是河流与河底礁石相撞产生的漩涡，是围绕社会突出矛盾而产生的思想和舆论的反应。热点问题五花八门，热得快冷得也快，短的数天，长的数月，热点就会变凉。而社会思潮，一旦形成，虽说会潮涨潮落，但它会持久地存在，发生或明或潜的影响。如果社会思潮与社会热点重合，社会思潮就会借助热点，传播得更快更广，影响更剧烈。社会热点与社会思潮之不同，在于社会热点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即时发生的具体事件，因其具体、典型、有冲击力，短时期吸引大众注意力，而迅速传播起来，形成一定的舆论场，随着事件的解决或原因的澄明，就迅速地冷却。而社会思潮则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理论反映，譬如40多年来我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无不与改革这个重大主题有关系。只要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思潮在适当的时候又会浮现出来，由潜在的问题变为显在的问题。

社会思潮的内涵决定了社会思潮不是简单的社会热点或无涉价值的学术流派，而是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社会思潮呈现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特征是质的外在表象。社会思潮作为阶级性话语，必然具有价值导向性、行动导向性、群众导向性和时代导向性等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

一是价值导向性。每种社会思潮都有核心价值理念，这是社会思潮赖以存世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价值导向性是指人们对事物及行为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态度，以及对社会中善恶美丑、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它涉及政治、经济、道德、审美、社会、宗教等方面内容。价值导向性集中反映了社会思潮的政治立场和评价准则，不同的社会思潮，对政府权力、经济利益、道德善恶、社会矛盾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社会思潮的价值导向性根源于其阶级性。尽管社会思潮形式各异，但都代表一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列宁说过:“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8]社会思潮的价值导向性只有“强弱”之分，没有“有无”之别。完全没有价值导向的社会思潮是根本不存在的，社会思潮能否取得一定社会阶层的理解和认同，取决于它是否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能够被世界上无产阶级接受和认同，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相反，自由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站在资产阶级或权贵的立场上，宣扬个人利己主义和剥削的合理性。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资产者来说，他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即“剥削关系”。[10]所以，“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11]

二是行动导向性。社会思潮不是纯粹的学术观点或自娱自乐的个体独白，而是有很强的行动导向性，即按照自己的价值诉求，参与社会变革，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社会思潮的行动导向性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化”目标上。每种社会思潮都企图按照自己对社会制度、社会矛盾、社会利益、社会政策的认知与构想，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与实践，建构一个“合意”的社会制度。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3]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其共同目标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建立西式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无须怀疑。

三是群众导向性。社会思潮的群众导向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一种思想观念如果不能引起他们的心理共鸣和情感认同，就不会去接受和信奉。没有一定规模群众的认可、接受、传播，它就难以成为思潮。其次，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它的受众群体并不具有唯一性或特定性，在其刚开始传播的时候，可能局限于某一些群体，随着传播的广泛，它会从一定群体扩展到另一个群体，从家庭、团体、集体扩展到阶层和民族，最后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最后，马克思讲，理论一旦掌握群体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社会思潮就是通过掌握群众，变成了推动实践发展的物质力量。先进的社会思潮是这样，落后腐朽的社会思潮也是如此。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影响的强弱，就在于其掌握群众数量的多少、影响程度的深浅、持续时间的长短。这是社会思潮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四是时代导向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哲学与思潮。从根源上讲，社会思潮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理论反映，而时代问题就是时代声音，是那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根本矛盾的集中反映。一定时代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演变，都是由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马克思说:“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4]恩格斯也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5]社会思潮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时代的变迁往往通过社会思潮来表现。近代以来，对于中国走什么道路，有不同的主义之争。如立宪主义思潮、自由化思潮、复古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分别代表了不同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社会理想。社会思潮的时代性，其实还表现在一个时代是革命与先进的思潮，到下一个时代或许就转化为落后甚至是反动的思潮。如清朝晚期立宪维新思潮相对于君主专制是革命和进步的思想，但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已经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再去讲立宪维新就不合时宜，即使搞了立宪也变腔走调了。

三、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有解构作用

历史反复证明，不管是进步的社会思潮还是落后的社会思潮，都会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步的思潮能够客观反映现实问题，起到凝聚人心、达成共识、助力社会进步的作用。而消极落后极端的思潮，会对社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消极层面上简要概论社会思潮的社会危害性。

其一，消解政治治理合法性。国家治理需要一套理论，理论就是为国家治理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封建时代政治治理的合法性思想是“君权神授”理论，民主时代的政治治理的合法性是“君权民授”或“人民主权”理论。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显著高于“君权神授”的专制思想，是对封建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解构，但其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也十分明显。只有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才第一次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民主从形式到实质的飞跃。近几年流行的“宪政民主”政治思潮，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实质是“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和颠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企图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多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多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16]对这些思潮的思想实质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要被其抽象的自由、民主、多党轮流执政等意识形态幻象所迷惑。

其二，解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形象地说，政治的后台老板是金钱。阶级和集团从事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国家政府，来维护自己阶级和集团的经济利益。社会思潮也是如此，代表的阶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经济主张也迥然相异。如在中国传播比较广、影响比较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依据，赞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有效率的，会自动地调节经济活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退出市场经济。据此，新自由主义思潮拼命地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17]主张，认为公有制违反人的本性，必须实行私有化，反对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制定产业政策，鼓吹市场万能论，鼓吹私有制神话。“经济人假设”是自由主义思潮的人性假设，把自私的“理性经济人”，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一切经济问题，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它误读了人性的本质。没有抽象的亘古不变的人性，人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私的人性，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既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不是评判一切的尺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否定政府的积极经济政策，否定公有制经济，充分暴露了它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真实面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新自由主义思潮给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18]

其三，危害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19]社会思潮在传播方式与效果上也是在制造一种社会舆论。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影响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效果是渐进与累积的。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21世纪以来，我国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粉墨登场，诸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左”派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等，相互之间交流、交锋、交融加剧，一时搞得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宁，不知何去何从。这些思潮目的明确，就是“企图修正、重释、解构甚至于颠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抢夺话语权，获得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力”。[21]这些社会思潮，站在各自的立场之上，运用各自的话语体系，重释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宣扬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发展理想，造成思想领域的极大混乱:混淆了是非判断，模糊了原则立场，否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放任自流，任其蔓延，不予以彻底的批驳，有效地治理与引导，将会带来更大的思想危害，甚至带来社会的动乱，而这正是西方敌对势力长久以来和平演变中国所要达到的战略意图。

四、以科学的原则理解和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精神现象，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不管喜欢与憎恨、认同与否定，它们都将存在于社会之中、精神之域，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一概否之。只有从学理上厘清社会思潮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采取包容与批判的态度，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引领，才能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厘清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社会思潮在本质上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没有一定学术观点的有力支撑，一种观念很难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没有明确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诉求，一种观念也难以赢得部分群体的响应，发展为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相互交织、难解难分的。离开政治性和学术性，就没有社会思潮。我们研究社会思潮时，既要用政治眼光，还要用学术眼光，既要有政治标准，还要有学术标准。按照习近平所说，就是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22]虽然，任何社会思潮都有政治性与学术性问题，但是矛盾辩证法告诉我们，研究二者时不能等量齐观，需要区别看待。该注意学术性时，要把学术性放在重心，该注意政治性时，要把政治性放在重心。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度”，或许可以从社会思潮的发展阶段上进行区分。社会思潮有其特定的生成发展的演变规律。梁启超曾把它概括为，起始、发展、兴盛、衰败四个阶段。一般来说，社会思潮在初期主要是以学术思想的形态存在的，其理论体系性、完备性还不成熟，其影响的广度、深度都非常有限。对于此类思潮，我们应该把其归于学术性的范畴。而对于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其政治性则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应当更加关注其政治上的主张，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学术流派。

(二)坚持包容与批判的原则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主张在艺术上要提倡“百花齐放”，在学术上要提倡“百家争鸣”，而且讲这是一个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其实就包含包容的思想。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理论反映与政治表达，是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的一种理论表征，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导致了思想领域的多样多元多变，我们很难采取强制的措施要求整个思想领域只有一个声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思潮都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对于社会思潮，我们应当给予其存在的空间，允许一部分人通过社会思潮的途径，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景。同时，社会思潮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社会民众的多样化诉求，体察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这对于精准施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将产生积极意义。假如对社会思潮采取野蛮、粗暴、懒汉的做法，一禁了之，就会关闭观察民情民意民心的通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研究社会思潮，研究者要做到“四个自信”，不能“谈思色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口诛笔伐，更不可倡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论调。过激的反应，容易走向极端，失去理性，压制正当的说话权利;当然，也不可放任自流，随其自生自灭，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极大的错误思潮，我们要进行严厉的批判。批判不是否定一切，批判也不是隔靴搔痒，批判只有抓住要害、抓住本质，有力度有深度，才能让人信服。

(三)做好“祛魅”与引领的工作

社会思潮的交锋交往交融，活跃了社会思想，但也会危及意识形态安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既要做好理性的“祛魅”工作，又要做好思想的“引领”工作。“祛魅”方法有三。一是从思想史上追溯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祛除笼罩在社会思潮身上的神秘面纱，为人们展现一个具体的直观的社会思潮发展脉络。二是从理论上揭露社会思潮的思想本质、政治企图、经济诉求、文化主张、人性基础、认识论方法，让大众看懂看清社会思潮的危害，从而提高警惕，远离各种错误思潮。三是从政治上对打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旗号，进行触犯的错误言行，要敢于“亮剑”，敢于处理，该限制的限制，该禁言的禁言，绝不能为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引领”途径有四。一是加强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也是克服错误思潮的有效“药方”，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宣传教育，着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思想魅力，引导人们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二是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社会思潮不同程度地存在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倾向。而共同思想基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现阶段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3]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让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自觉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消极影响。三是强化舆论引导。习近平多次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24]社会思潮是社会问题的思想反映。意识形态工作者应该直面社会问题，关注社会热点，深入调查研究，从理论上解疑释惑，澄清模糊认识，批驳错误观点，凝聚社会共识，发挥舆论引导热点的功能，不让错误思潮借社会问题推波助澜、蛊惑人心。四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是一种权力，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看，我国基本还处于“西强我弱”的不利局势，这也是西方社会思潮蜂拥而至的一个重要原因。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党的话语主导，必须转变政治性、口号化、公式化话语方式，提升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做强做大宣传媒介平台，保持党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中最响亮、最有力、最吸引人心。

总之，社会思潮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思想体现，这是我国由穷到富、由富到强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精神现象。我们应当抱有高度的信心去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有效地化解错误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筑牢立党之本和兴国之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保持政治定力，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中国精神。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0页。

[3]王炳权:《深入理解社会思潮的基本内涵》，《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1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9页。

[5](1)马德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改革开放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426页。

[6](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5页。

[7](3)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8](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7页。

[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

[10](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7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6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1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8页。

[1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7页。

[16](1)金民卿:《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破解普世价值论的幻象》，《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17](1)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18](2)李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2014年第16期。

[19](3)《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53页。

[20](1)《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10页。

[21](2)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22](1)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3](1)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求是》2013年第20期。

[24](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