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重阳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后，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及《“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简称“十四五”老龄规划）中，都将这一理念贯穿顶层设计的始终。特别是“十四五”老龄规划中专门加入了践行积极老龄观专章，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龄相关顶层设计中的里程碑，对未来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如何认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一）

老龄理念重要性及认识误区

1、老龄理念重要性

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已经历二十二个春秋，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6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2%。按国际社会对老龄社会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年公布的中方案数据，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约为3.16万人，约占总人口数量的22.5%。而到21世纪中叶，这一比例将达到30.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速度快。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1865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法国。中国面临重大挑战之一是整个社会适应老龄化体系、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短。

2、认识误区

（1）老龄观与老龄理念

老龄观是社会对于人口老龄化、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态度和观点的总和。包括社会各类组织以及各年龄群体对老龄化的态度和观点的总和。老龄观是多层面的，一是宏观层面，是国家从战略角度考虑的。二是中观层面，是社会组织、体系。三是微观层面，是个体，包括老年人如何看待自己，其他年龄层群体如何看待老年人。

同时，理念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理念是最高层次的，理念决定行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理念最终也将体现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等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新发展理念，而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恰恰说明了新理念的重要性。这同样适用于老龄理念，其具体体现在一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二是理念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需要理论支撑，也需要实践探索。三是老龄现实政策和实践问题，追根溯源是理念问题和认知问题。四是理念属于文化思想层面，演进过程比较漫长复杂。可以说，老龄理念具有其特殊重要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

虽然中国早在20年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除专业研究机构或政府老龄工作部门外，就社会整体而言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在不同层面均存在较多误区。2013年，养老相关行业俗称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元年以来，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但很多理念仍然滞后。对此，约瑟夫·库格林在《更好的老年》一书中提到，“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因此，对于推动老龄观、老龄理念的转变，社会建构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社会建构老龄化是双层建构，一方面是实质老化，长寿、少子化等因素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影响着社会、个人的诸多方面。另一方面是建构老化，这种建构体现在一是退休制度；二是老年标准，也可以说是老年人的标准年龄是多少；三是刻板印象，全社会对老年人形成的刻板印象。对于实质老化，人类需要寄希望于科技的进步，未来预期寿命的延长。但对于建构老化，则需要积极老龄观的树立。

（2）面对老龄社会的四个理念认知误区

误区一，把老龄化问题窄化为老年人问题或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涉及诸多方面，并非仅是与老年人相关的问题，更不应局限于养老问题。

误区二，把应对老龄化看成是部门工作或业务工作。事实并非如此，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共同事业，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不能将其视为单一部门的工作。

误区三，把老年人视为被照顾对象当作负担和包袱。虽然老年人需要照顾，特别是高龄甚至患病的老人，但是这部分群体相对较少，整体来看老年人并非负担和包袱。

误区四，把健康等同于医疗把正常衰老、衰弱等同于疾病。对此，全社会需要进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教育。

（3）公众认知误区

除了理念认知误区，公众认知也需要引起重视。目前，老龄社会中全社会都在讲养老话题，而对于养老同样存在很多误区。

误区一，家庭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话题经常引起讨论。但家庭养老真的过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居家养老新概念是家庭养老+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核心仍然是家庭养老。根据民政部公布数据，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4.23万个，床位429.1万张，入住老年人214.6万人，床位使用率50%，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不足1%。可以看出，99%是居家养老，“9073”的远期构想，目前的实质是99：1。因此，对养老机构不能过于期待，并未发挥出较大作用。

误区二，做养老较为困难。做养老难点在于对老龄群体的认知难。由于做养老的人以中青年人为主，很难真正体会到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往往提供的并非老年人需要的服务或产品等。特别体现在智慧养老领域，原本面向老人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反而给老人增加了负担，老龄群体并非不需要智慧养老产品，对老龄群体的认知偏差，将导致在供给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方面走较多弯路。北京的养老人王艳蕊说过，做养老服务难，难在了解真实有效需求难。产品和服务不受老年人欢迎，不是老年人不需要，而不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智慧养老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老年人是异质性最大的群体。“真正的需求不是调查出来的，也不是写问卷问出来的，而是通过产品和服务试出来的。”

误区三，较狭隘的养老观。老龄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不能只从老年人角度考虑保障、服务、设施问题，要从老龄社会治理的高度，统筹考虑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包容共处，统筹考虑政策措施、资源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要由老年宜居扩大到全龄宜居，社区养老服务不是完全的设施重建和系统重构，而是资源整合、融合发展，打造“社区养老生活共同体”。

（4）理念滞后的原因

首先，认知较新。虽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的出现在中国已经过20余年，但其实是新生事物，原因在于对其认知的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社会少数人群中。

其次，研究未备。宣传、普及、说明等均需要以研究为基础。因为全社会理念需要人或机构去推广，只有研究彻底才能推广明白，研究不透彻推广一定是不完善的。

最后，宣传不足。宣传力度不足，并且存在误导性宣传，给全社会造成了养老焦虑。

（二）

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

1、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

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理念有三，一是健康老龄化理念；二是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三是积极老龄化理念。

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有着巨大转变，其原因在于最初老年学研究主要是老年医学领域，而从生物学和医学角度看，伴随年龄增长出现的人体机能退化是自然规律，并非人为能够干预的。但是，随着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介入，对于老年研究的视角发生了转变，特别是积极心理学来看，就诞生了积极老龄观。

传统的老龄观认为，老龄化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必然衰退。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老年学家卡明和亨利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逐渐脱离具有生产性和竞争性的社会角色，而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老年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关系等的退出时期。脱离是老龄化过程的最主要的结果。美国老年学家巴尔特最早提出老年歧视（ageism）。老年歧视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个人层面，指个体对老年人的歧视与偏见，如恐老症或对老年人的过度关注；二是制度层面，指从制度和政策上对老年人的歧视，如强制退休、再就业障碍等；三是文化层面，指文化上对老年人的歧视与偏见，由于歧视宣传，老年人形象大多是消极、衰弱、负面、无助等。老年学家帕尔默在《老年歧视：消极的与积极的》总结了当今老年歧视的10种定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有疾病、性无能、丑陋、心理衰减、心理疾病、无价值感、孤独、贫穷、沮丧、老龄政治。其后果必然与其他类型的歧视一样。这些就构成了消极老龄观。

2、积极老龄观的历史溯源与发展

有人类社会以来出现了积极老龄观，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老年》中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的对待老年人和老年人对待自身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老龄观的表述也很多，最有名的是曹操的《龟虽寿》，其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是典型的积极老龄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利时国际老年学学会的成立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对于积极老龄观的研究起点。1987年，《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名为《人类老龄化：普遍而成功》的论文提出，“人类正在经历的老龄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历程，应当将其看作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成功的重要标志；并强调饮食、锻炼、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等老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可以说是经典的概况了积极老龄观。随后，国际社会相继以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以及积极老龄化认识与理解人口老龄化。其中，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1997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次将人口老龄化作为最主要的国际问题予以讨论，“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主张首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讨论范畴，由此开启了以积极老龄观倡导国际行动的先河。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参与”“保障”与“健康”作为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进一步强化积极老龄观的全球共识，并在《马德里宣言》与《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谋划相应的行动方案。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以“贡献”“功能发展”和“多样化”等优势视角与价值理念再度拓展与丰富积极老龄观的主旨内涵。

哈维格斯特和埃尔布莱特提出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维系社会关系，保持活力。该理论提倡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通过更多的社会参与来建构新的自我认识。此外，美国的格根夫妇开展的积极老龄化运动并提出积极老龄化运动的三大主题，受到世界瞩目。主题一，自我。注重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方式上的自我提高，创造与维持美好的外貌、拓展知识或自我意识、学习新技能或提高已获得的技能等，是老年人积极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激发因素；主题二，人际关系。注重维持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最常见的是以配偶与孩子为中心向其他家庭成员、邻居、朋友等的关系网络的扩散；主题三，社区参与。基于社区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扩展了原有的家庭朋友网络，广泛的社区参与能给老年人带来效能感、自豪感以及成就感等。2002年，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实现了“以需要为基础”向“以权利为基础”的转变，目标是“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在老年时的生活质量”。此后，联合国将“积极老龄化”推广为全球的行动纲领。

（三）

积极老龄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积极看待老龄化和老龄社会。“老龄化不是问题，如何认识和应对才是问题”。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首先是成果，是好事，不是“洪水猛兽”。健康长寿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人均预期寿命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客观综合指标，老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需重视老龄化的“危”与“机”，一是将老龄化之危转化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之机，对此需上升至国家战略。二是将老龄化的“危”与“机”进行拆分。其中，“危”在事业，体现在对政府和财政的压力。“机”在产业，体现在广阔的老龄市场。此外，需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并非“洪水猛兽”，是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存在挑战。特别是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近一倍，已接近发达国家的行列，超出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国家赋予和教育、科技进步的结果。

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是理念和态度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老龄不是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年轻人口众多，生育意愿强烈，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第二阶段，老龄成为问题。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关问题并不明显。

第三阶段，老龄成为国家战略。202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能够看出中国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际社会积极老龄化的发展，与其有着本质区别。与国外相比，中国更重视具有整体性、综合性、长远性的全方位积极。

第三，积极看待老年期和老年人生活。传统老年观认为，老年人是负面、衰弱、负担，积极老龄观认为，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和财富。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真正把老年人当作社会的宝贵财富，当作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当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可将其概况为，宝贵财富、重要资源、重要依靠力量。同时，总书记还提出“要把老年期当作个人生命中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充分体现了积极看待老龄期和老年人生活。

第四，积极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参与”是积极老龄观的核心内容，要更加积极地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真正使老年人从“负担”变为资源。

（四）

健康老龄化的主要内容

健康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并得到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确认的政策理念。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老年人个体健康，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二是老年群体的整体健康；三是人文环境健康。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重新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健康老龄化不是没有疾病，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维持功能发挥最为重要。可以看出，功能比年龄更重要，真正体现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念。并非单纯以年龄来作为衡量老年人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既体现积极老龄观，也体现了健康老龄化的进步。

我国将健康老龄化融入到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这两个国家战略。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由国家专门制定并实施健康老龄化的国家，“十三五”、“十四五” 健康老龄化两个专项五年规划。可以说，中国认为健康老龄化是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对健康老龄化的认知是全方位的，具体体现在“四全”健康老龄化。一是全生命周期健康，关注老年人健康不仅是从老年开始，需将关口前移到中青年，原因在于诸多慢性病是从中年期开始的。二是全过程健康，老龄健康从预防到临终，包括预防、管理、医疗、照护、康复、临终等。三是全方位健康，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参与等。四是全面健康素养，包括提升身体素养的主动健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