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袭来总是不期而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反思疫情之下的日常生活，我们既有来自确定性的承诺，在收到来自多方的援助、支持、问候与理解之际，对生活始终抱有信心与期望，相信“一定会走出疫情”而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但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的风险始终存在，“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会先到来。”身处疫情之中观察与思考疫情，研究与分析现代社会风险，探索对风险社会的合理解释与应对之道，寻求心灵世界的宁静与安顿，有必要回到引领“风险社会”思潮的思想家那里，从文献本身、从思想深处追溯他们关于风险社会的思想图景与时代刻画，以此来探寻在风险社会的生存智慧与治理之道。

5月1日下午三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风险社会》与‘风险社会’”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 智性对话”活动。对话者包括哲学系潘斌教授，博士生郭江勇、硕士生王乙杰、本科生吴菲。本次活动由王乙杰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参与者共三百余人参加了对话会。

潘斌：新冠疫情肆虐下，我们正处于特殊的疫情风险时代，今天讨论的风险话题极具时代感与现实性。在当下这一独特的时刻去阅读和思考贝克的《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并领略其相关的风险思想图景，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风险与合理应对风险。贝克曾经将我们这个时代命名为“风险社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

理解风险社会的前提，需要我们对“风险”概念本身进行一个简洁却必要的思想史追溯。通常我们理解词语的含义会从认“字”入手，“风险”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在古代汉语中没有“风险”这一词语，但“风”与“险”两个字却能在字的义理层面展现出丰富的语义内涵。通过查阅《说文解字》这部经典工具书，我们可以发现“风”至少表征了两种含义：一是快速的流动性；二是巨大的不确定性。“险”字则表征为物理世界的险阻、或主观上的困难、或喻指为“困境”。 西语思想史中“风险”也有着独特的语义内涵并嵌入了历史情境、社会文化的维度。首先，从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圣经》来看，其中关于风险及其预警的思想比比皆是。如“诺亚方舟”的故事即是如此，在上帝即将用滔天洪水惩罚人类之际，却提前晓谕诺亚。为了避免毁灭性灾难的发生，诺亚提前造了一艘巨大的救命之船，史称“诺亚方舟”而借此得以逃生。其次，《旧约》的修辞风格与语言句式也蕴含了深邃的风险警示。如《旧约》中频频出现告诫式的语气、诫命式的要求，从宗教仪式、社会礼俗到日常生活，细微至食物禁忌等，特别著名的“摩西十诫”即为典型，用宗教语言表达对可能违背禁忌、招致风险的事情进行提前预警与防范。最后，特别值得挖掘的是从西语的词源学变迁来挖掘“风险”的语义流变，可以映照出同时代社会的风险认知水平与应对程度。

我们今天所频繁使用的“risk”一词，追溯其在古希腊语中的词根“riza”，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两种显然对立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中对应的词为“risco”或“rischio”,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danger”，即客观的、真实的危险、损失甚至是危害。另一种是“venture”，即作为冒险活动意味着可能带来的危害、损失，也意味着在激进的风险之中可能产生的希望、机遇以及对未来拓展的空间。从意大利语转进西班牙语的历史背景是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为了探险或殖民目的而必须进行充满风险的航海探险，航海要进入各种各样的未知海域，面临着飓风、触礁或海难等事故，其后果非常严重，可能是船毁人亡甚至整支船队的覆灭，但是海外市场、黄金白银、名贵香料甚至奴隶贸易等巨大的利润诱惑吸引着航海探险，于是在西班牙语中就用“risicare”代表航海中出现的风险。到了16世纪，为了平摊或转移航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巨大风险后果，人们发明了对冲风险、转嫁风险的机制即“insurance”，它就是我们现代熟悉的“保险”的起源。

“risk society”（风险社会）这一核心概念进入学术界的中心话语地带源于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了成名之作《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另一件大事是1986年4月26日在前苏联基辅地区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原本几无关联的两个“事件”被联系在一起：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学界开始去审视与反思这一件二战后所发生的全球最严重的事故时，惊奇地发现贝克在《风险社会》之中早已深刻地预警，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风险已经不是饥荒、金融危机、核战争、生态污染等，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核能利用风险。“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现代性的风险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而面临着随时可能坠落的风险。

真正把贝克的《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带到公众视野，并成为主流话题的是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作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是布莱尔政府“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顾问，他在对社会学思想史上的各种观点理论作梳理、批判与系统性的考察时注意到贝克的《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于1990年引入到英语世界，引发了人们对风险社会的关注，并因此形成“风险社会学”这一日后影响深远的学派。

继预见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后，贝克在1999年完成另一著作《世界风险社会》。他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地域性的风险已升级为全球性的风险，当今世界已处于风险的网络之中。贝克在这本书中预言到：今天所承载的风险已不再是核战争的风险、不再是核利用的风险，而是全球恐怖主义的风险、全球民族冲突的风险。不久后，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危机”，200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911”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的惊人的风险预警。可以说，风险社会已是我们身处的真实场景，风险社会就是为今天的时代命名。他所开创的风险社会学潮流在社会学界、思想理论界具有持久而深入的影响。

思想史上除了贝克之外，尼古拉斯·卢曼、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玛丽·道德拉斯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研究风险社会，并形成丰富而多元的风险社会研究成果。例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就独辟蹊径地从人类学视角研究风险文化的形成机制，撰写了《洁净与风险》《解毒剂》等著作，提出“我们现在是要告别风险社会，走向风险文化”。二十世纪医学史也对风险社会深刻关注，如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从鼠疫的起源、鼠疫造成的危害、鼠疫如何消失以及鼠疫引发的人、社会与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紧张互动方面展开考察，总结人与瘟疫、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约翰·巴里的《大流感》论述了1914年爆发的“大流感”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甚至是一战提前结束的间接原因。

虽然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但我们始终能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生活态度，关键是对抗风险有两大信任支柱：抽象符号与专家系统。这两大信任支柱的可靠性、合理性决定了风险社会中的个体生存的安全感。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形而上的理念要求，在形而上的制度性层面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政策治理与法制体系，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则是要建立快速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应急体系。

吴菲：首先我们从“风险社会”概念出发，既然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就说明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主导逻辑。贝克指出“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这句话展示出当代社会风险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不知道风险何时会爆发，并且在其爆发前运动无声无息，人们日常生活正常进行；二是一旦风险爆发，则伤亡惨重。换句话说，工业文明社会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也在产生消除自我的因素。

那风险因何成为社会的主导逻辑？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条件：在工业社会中，首先是在自然关系上，人从利用自然进入奴役支配自然，产生了自然危机、环境危机等；其次社会关系上，人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冲突、阶层冲突等；最终，人与自我产生冲突，出现了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又出现了心灵危机、精神危机。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断裂。因此，今天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更应该要关注现代性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

贝克、吉登斯等著名学者提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后果。要讨论“自反性现代性”这个概念，首先有必要考察“现代性”。关于现代性的特点，这里主要来谈一谈“理性化”。“理性化”又可以拆分成几个关键词：主体性、理性至上与对知识确定性的崇拜。第一，人具有主体性，是理性的主体。理性主体的活动就在于认识普遍规律，征服客体。第二，现代性本身是理性的过程，但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理性成为了新的上帝——启蒙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二元分离，理性被神化了。这种理性过度追求技术进步、社会控制与甚至走向“科技万能主义”。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化，工业现代性带来了预料之外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主体性逐渐走向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的膨胀反而消解最早提出主体性的人本向度，人类文明陷入自身所创造的可能被毁灭的风险之中。第三，理性主义的范式可能促使现代性对知识和科学的极端崇拜与单边霸权，关于真理的知识也就将丧失人本化的坐标，“科技万能主义”极有可能酿成技术的自反，过度的理性化面临着“理性的暴力”的风险。

其次，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与讨论“自反性”这一问题。自反性现代性是在第一现代性的基础上产生的。贝克认为，现代性反思是现代化自身做出的有目的性的反思，指现代性自我反思意义上的知识和科学化的增加。而“自反”，不仅仅是指反思，还有“自我反抗”，强调的是理性产生了在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自反性意味着要洞察到现代性的危险，要超越反思，超越知性所把握的规律性，去面对知性不可能把握的风险。可以说，一次现代性是知识理性的进路，而自反性现代性就是理性的理性化。

最后，《风险社会》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那么风险分配是否也可以适用于正义论的讨论框架呢？这里可以采取自由平等主义的观点，从分配正义过渡到风险正义。罗尔斯认为如果某些不平等可以使所有人获益，那么不平等就可以被每个人接受。因此要实现平等，并不是消除一切不平等，而是要矫正某些不平等带来的消极后果。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两大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而德沃金的方式与罗尔斯不同，他想象最初每个人有平等的竞拍份额，可以通过喊价竞拍的方式获得最适合自己生活计划的资源。同时，他也设想了“保险”来为处于不平等境况的人提供保护，能够受到保护的程度与人们愿意在平等份额中拿出多少的份额购买保险相当。德沃金认为能够通过这两个程序实现公正的资源分配。根据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风险正义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赋予每个人同等的基本人权，免于被无端伤害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增进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接受教育、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不同的主体间认识、抵御风险能力的差距减小。

郭江勇：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全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直至今日疫情仍旧以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病毒传播的隐蔽性、超强的感染性、造成的生活不便性等引发了全民对风险的深刻关切。每个人对风险社会有着切身体验。出入超市、乘坐交通工具、饭店就餐、团体娱乐等都有可能与新冠患者接触，面临着感染新冠的风险，引起了人与人的猜疑、不信任，甚至在少数情况下公众对专家的解释也表示怀疑。由此产生了风险社会中可能令人担忧的风险，就是社会信任的消解或断裂。

贝克指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在今天理解风险社会就需要抓住它的基本特性。首先，它具有不确定性。我们知道火山活动从未停止，但我们不知道火山什么时候爆发。风险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社会中充满了风险，但我们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来。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是我们所无法规避的。其次，风险社会具有二重性，机遇中有挑战，挑战中有机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掌握的力量越强大，毁灭我们的力量也会更强大。风险不可逃避，但可规避。我们可以正确认识风险，按照事物发展的条件合理规避风险，抓住风险中的机遇。最后，风险具有扩散性。随着区域交往界限的打破，世界交往的深化，风险也由区域性风险升级为世界性风险。当下最切真的感受就是疫情从来都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或好恶为转移，全球疫情社会已是风险全球化的生动映照。

为何我们将当前的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按照贝克、吉登斯、卢曼、玛丽·道格拉斯等著名学者的理解，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后果，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自反性现代性？我以为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事物全面展开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风险就是现代性展开的否定面，而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意义与成就为现代性的肯定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可以说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从古代的风险发展到今天所指称的“风险社会”。可以说，风险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想象中那么担惊受怕、惊慌失措，反而在大多数时刻我们都做到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泰然自若”状态，大抵是源于我们对国家的信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风险心理。至少多数人认为眼前的风险并不可怕，只要采取适当可行的措施便可规避风险，将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生活在风险社会，尤其是疫情社会下，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相互推诿、以邻为壑，需要做好风险预警体系、风险应急机制、风险修复与代偿方式等，构建以责任为中心、以信任为纽带、以友爱为风气，早日走出疫情回归日常生活。

王乙杰：在风险社会中，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风险，“黑天鹅”式的风险已成为当前最具威胁的风险形态。例如核辐射、信息安全、基因威胁等隐形风险严重威胁了我们的生活的安全性。与传统社会中诸如饥饿、战争、天灾等风险不同，这类难以捕捉与精确预测的风险如同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一旦坠落则人们会陷入灾难之中，故此人们长期处于不安的折磨与恐惧之中，亟待重建信任来对抗风险带来的心理伤害与认同危机。

现代性的自反性运动与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进程如影随形，风险社会其实对个体生活与女性角色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自启蒙运动以来，个体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拥有了属于自身的自由，这为整体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储备军，妇女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来获取报酬。伴随着人们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宗族式的家庭关系逐渐瓦解，进而转向了以夫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事实上暗含着一个运转前提，即女性居于家庭内部之中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形成又促使每一个体都必须进入该体系才能获得劳动力报酬，因此如果核心家庭仍然按照以往的模式进行运转就不得不面临着内部瓦解的危机，这一过程也是贝克提出的“现代性的自反性”的风险后果。

现代化作为不可逆的进程，回返到传统社会模式无法解决当下问题，更不用谈应对未来社会的可能危机。在谈及核心家庭这一问题时，贝克给出的答案是“尝试超越男女角色的新生活方式”，主张从传统的角色分工中脱离出来，不断尝试生活领域内的新变革。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阐述了现代人由于内心孤寂而被“驱逐”到了私人关系的领域内，换言之现代人婚恋的目的已然不再是因为爱情，而是源于对孤独的恐惧感，所以被迫选择进入婚姻。但贝克用社会分工的框架解释现代家庭危机的观点又遭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新挑战，今天的青年人日益沉浸于网络世界，在社交媒体、电子游戏、网络空间中可以找到亲密关系的替代品，在场的社会交往也日益让位于网络社交。这一趋势也是所谓的“数字现代性”带来的新挑战。对此类似问题，查尔斯·泰勒曾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将意义的领域放置到私人关系的领域，如果我们将私人关系或我们的生活领域视为风险社会中所有不确定性中的最终确定性，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应对风险的最终办法。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之所以感到对风险的无比恐惧，除了其不可触碰性外，还因为在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中越是更多人负责一件事，就越是无人负责。例如诸多组织或国家都回避是否应为全球气候变暖担负应有责任，也没有人能够承担起核泄漏或者病毒泄漏的后果，全球气候谈判迟迟未有结果就能说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确实是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如果在日常生活与私人领域，具体风险的责任主体仍然有着明晰的归责路径，但在面对诸如全球气候危机、核战争危机、全球性疫情等重大风险甚至灾难，“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却成为一个现实难题，诉求全球治理又缺乏有效手段。为此，作为生活于当代社会的生存主体，当务之急是需要重拾信心、重建信任，相信在各个领域的专家能解决符合他们专业能力范围之内的风险。当下的风险社会是高度复杂化、快速流动化、运行加速化的社会，信任是高度复杂化社会的简化机制，也是我们生活能得以继续的基点。

潘斌：在评论区我看到诸位师友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性、极具讨论价值的问题。限于时间关系，我就其中典型性问题进行回应。

第一个问题是围绕着戴蒙德和项飙关于全球性风险的争论而展开，戴蒙德认为新冠以来的疫情刺破人类社会的真实性，但我们仍旧要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认识到，我们急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项飙则结合疫情和俄乌战争，以悲观的视野看待全球性风险。结合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在讨论如何应对全球性风险这一棘手问题上，我们首先在态度上应要保持积极而乐观的心态。返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尽管目前从总体上以全球合作应对全球风险是软弱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放弃努力，更不能倒退到不合作甚至冲突的水平，全球风险社会虽然全球正义与全球责任的向度较为匮乏，但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世界风险社会”却尤为必要。但我们也需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风险社会”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强调的是人类面临着共同的风险命运，诸如气候变暖、核战争、全球恐怖主义等风险跨越了地理边界和民族体系。当前面对全球性风险，全球合作乏力的关键在于缺乏公正合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全球合作的主体多元，利益相对分散，并不能保证集体行动时的一致性和协作性。由于现代风险在时空传播上的不可精确预测性，在某一区域发生的风险如果暂时并未明显地波及到其他地区之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风险围观现象屡屡发生。二是由于风险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强势国家可能利用风险治理中的优势地位来利用与支配其他弱势国家，进而甚至出现以人权为借口侵犯主权的现象。三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具有普遍性效力的权威缺失，导致在风险治理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政，难以达成一致与共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治理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全球治理极易变成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新霸权主义的借口。事实上，一种成熟而合理的全球治理只有在相对公平和正义的国际环境中才可能实现，它实质上是在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过程中，在人们认识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

第二个问题是面对风险社会来临之际，关于公众理性与新手理性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或者机制？谁来做这样的牵头方呢？需要怎么做？这是一个难题，从思想层面回答是很容易的，但在实践领域面临很大困难。我举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进行了一项比较公众与专家在认识风险问题严重性上差别的实验，目的是为了将环保资金用于治理公众关注程度最高的风险。但实验结果公布之后令人惊讶的是公众与专家的风险关注点截然不同：专家将气候变化、臭氧空洞、空气污染与氦气排放视为最大的环境风险，但公众认为其危险度较低；公众关注有毒工业废物排放、放射性垃圾与核能辐射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专家却认为这些风险其实危害不大。事实上在今天，对于风险社会中究竟何种风险危害更大、后果更大、代价更高，专家与公众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

这一差异实质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理性进路。公众理性是以常识与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理性，特征是情境性、主观性与多元化；专家理性是以知识与技艺为基础的科技理性，特征是客观化、可计算性与单一化。当然，公众理性常在公共舆论中以大众化方式传递，如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等等；专家理性则在专业环境中通过特定程序加以表达。两种理性各有其理据与优点，但公众与专家理性观的差异与冲突导致二者在风险认知上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使社会陷入更加复杂化的风险境地。从现实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根本上而言是需要在公众理性与专家理性之间构建沟通的公共空间。

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风险社会中的“灰犀牛”与“黑天鹅”？我们曾经讨论过，现代性的风险形式日益复杂，如果用不确定性程度来定义的话，我们可以将风险形式分为“灰犀牛”与“黑天鹅”。我们都知道“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站在远处看到灰犀牛，也明确地知道它的厉害，但由于距离遥远、行动迟缓的原因，你对此风险毫不在意。例如北极冰圈融化、全球海平面升高、臭氧层空洞等问题，明明知道迟早要发生，而且一旦成真将变成毁灭性的灾难，但是却并不特别恐惧与害怕。“黑天鹅”则与此不同，它是指非常难以预测、极其罕见且后果也难以估计的风险，通常会引起连锁性的风险。我们真正感到害怕或要承认巨大代价的是“黑天鹅”事件，这种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不知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造成多大危害，比如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风险社会”“信任社会”与“责任伦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种社会特征的表述或时代刻画，都是从不同侧面对当下社会与时代进行命名。“风险社会”是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的描述，现代社会可以是“风险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信任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信任更加进步、更加强大、更加丰富。今天的社会信任拥有符号信任与专家系统这两大支柱，但为何今天的社会却愈加需要信任呢？原因就在于我们越缺乏信任，应对风险我们就更需要信任，信任因此得以蓬勃发展。但是我们又处在一个信任匮乏的时代，今天面对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较以往风险更严重、更复杂，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信任。也可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信念、社会思潮、公共情绪，而责任伦理则是一个更为抽象的伦理规范，就好比康德曾呼唤的“我们头顶的道德星空”。在风险社会中如果每一个个体、组织都能把责任自我视为律令，任何时候都告诫自己的行为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或缓解风险。

《风险社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在未来社会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未知的风险，可能是更为复杂、更为严重的风险，风险将与我们的生活紧紧地编织在一起，并持续地影响着日常生活。为此，重新阅读《风险社会》与深度观察“风险社会”，我们迫切地需要培养成熟的风险心理、培育健康的风险意识、形成科学的风险认知水平与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能有效应对“下一次风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