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该向何处发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应该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外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

国家统计局测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但总体来看，我国低收入群体比重仍然较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一次作为改革和发展目标被写入党的文件，它指的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占少数，类似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显然，按照这一目标，我国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来一个倍增。

当前经济形势下，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一课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受国际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外贸面临困难增多，扩内需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贡献率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高，是拉动内需增长的主力军。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采访众多代表委员，从六大方面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献计献策。

务工人员展示刚领取到的现金支票 方喆 摄

补短板：“提低”是关键一环

低收入人群是最容易出现新发贫困或返贫的群体，更是有望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关键群体。进城务工农民工、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以及因去产能、疏解外迁而停产停工的困难企业职工，他们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上，却距离中等收入群体门槛还有一段差距。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一环。

提供就业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正友认为，虽然许多村民已经脱贫，但他们作为低收入群体，家底薄、经验少，在持续增收上仍有困难。

“充分保障就业机会，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根本。”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温娟说。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认为，低收入群体大多拥有健全的劳动能力和较强的就业意愿，但由于多种原因，就业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就要扶持像物业、保安、安检、环卫、快递等吸纳低收入群体的企业，促进相关从业人员稳定增收。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认为，低收入人群多从事服务业等替代性较强的行业，依赖工资性收入，这就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极容易受行业波动的影响。因此，保障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保障工作岗位的稳定供应，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就有了依托。

赖明勇建议，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优化配置企业招工的岗位需求与民工的就业需求，引导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快速就业、稳定就业，完善供需匹配。

保护劳动所得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应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尊重劳动，就要提高技术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技术工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体面的薪酬待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管子车间膜式壁生产线班长齐玉祥说，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要支持用人单位打破学历、资历等限制，将工资分配、薪酬增长与技能素质、实际贡献、创新成果等因素挂钩。

工人在上汽临港工厂总装车间生产线上作业 丁汀 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运有限公司8路车队驾驶员王艳说：“去年开始，我们车队驾驶员工资全面与绩效挂钩，大家工作的热情被调动起来，特别是年轻人，干劲更足了。”

“今后，还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进一步优化完善分配调节机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说。

保证一线劳动者报酬应偿尽偿，对于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认为，保护低收入职工劳动所得，要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保证金、银行代发等制度，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根治拖欠工资问题。

税制调整也对工资收入带来影响。“去年个税改革就是看得见的利好。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我们车队100多名驾驶员，大约有一半都不用缴税了。像公交司机等工薪职业者，相当部分是中低收入群体，新政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王艳说。

如何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梅国平认为，要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比重，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探索推进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加快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

增加财产性收入

增加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让他们品尝财富“大蛋糕”的甜头，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

“当前，在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很高，而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王济光建议，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适当考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通过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让工薪阶层有更多的劳动收入向财产性收入转化。要健全资本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的居民个人投资市场环境。

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也有很大的空间。2018年农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仅占3%。

“受农村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农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依然较小。”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应把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范围作为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支点，通过激活用活农村要素资源，让农民的土地、房屋等成为可以抵押、转让、出租、入股的金融资产，推动农村“资产”向“资金”转变。

强保障：减少奋斗的后顾之忧

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需要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强化保障。政府尤须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保等方面着力，以更完善的民生与公共服务保障为援手，减少低收入人群寻求改变的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说，目前，我国民生公共服务的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立法供给不足，缺少综合性的公共服务法律法规；现行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设计相对落后，权责不清；偏远和不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的日常投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补短板”任重道远。

徐玖平建议，尽快立法保障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实施。采用刚性指标，增大财政对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地区要有所倾斜。此方面应纳入人大的执法监督体系，使公共服务体系在建设标准、经费投入、运作管理、考核评估等方面得到可靠、可持续的保障。

同时，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当有更大作为，尤其要扩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加相关服务内容。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人员的社保政策。如低收入人群中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费可申请次年缓缴，不形成中断记录、不加收滞纳金，并适当降低其社保费率。

此外，要落实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责任和考评机制。可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分类落实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责任，并建立考核评估体系，以保障人、财、物的投入，最大限度地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

身在农村，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更真切地体会到农村在民生和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的不足如何深刻影响群众的获得感。

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开展义诊服务，为居民送温暖 徐昱 摄

她认为，探索公共服务下沉机制，须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作出制度安排。“比如现在多种国家惠农补贴直接打到农民卡上，但留守老人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想取钱用还是有困难，因为农村银行网点不足。”陶勋花说，为了取几百块的补助，他们要进城排一天的队。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刚刚摘帽的贫困地区群众，也是值得关注的低收入人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军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鲁曼认为，关键要让防止返贫预警机制的信号灯继续亮下去。重点关注因病、因残、因灾、无劳动力家庭等“边缘户”，建立特殊群众脱贫专账，夯实帮扶责任，采取政策叠加和差异化帮扶政策予以倾斜支持。

由于贫困地区多重致贫风险叠加，还要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对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同时加强临时救助和其他社会救助政策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杨林花特别指出，当前罕见病将部分家庭拖入贫困泥潭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罕见病是遗传病、终生疾病，高昂的治疗费用令中等收入家庭都难以承受，遑论低收入人群。杨林花建议：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罕见病治疗保障机制，尽力避免“因病致贫”的阴影笼罩低收入人群。

优引擎：以城镇化带富新市民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恰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过程。要做强做优新型城镇化引擎，使相当数量的进城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力量。

进得了城，还要扎得下根

“农民为什么会进城？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说，如果为了进城而进城，那么进城的农民也只能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的边缘，从事低端且不稳定的工作。

让进城农民身在城市，更能不断增收，融入城市，才是安居乐业的应有之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祁志峰认为，须积极解决进城人员进了城、留不下的问题。要在住房保障、子女上学、职业培训、休闲娱乐等多方面出台政策，让进城人员心里有依靠，生活更踏实。

“农民工都想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哪怕在城里买个小房子都可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油漆工班组长陈雪萍说，农民工安家问题实际上就是户籍问题，没有房产证，就不好落户，没有户口，子女就没法像普通市民那样按划片就近入学。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建工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义光认为，让进城人员安下心、扎下根，要解决两个“未来”问题，即子女教育问题和养老问题。既要确保进城人员子女有学可上，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又要让进城人员的晚年生活有保障，让他们享受和城市职工一样的养老福利。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分析一些国家的城镇化教训可以发现，不科学的城镇化进程可能造成城市贫民窟的产生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解决好农民工融城问题。

“国外的城镇化进程是自发的，没有人管，也不好管。城市管理不到位，一些社区就成了贫民窟。”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席真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要发挥独有的制度优势，把这些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居委会的作用，配强配齐居委会力量，让治理力量充分下沉社区，方便开展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香菊认为，应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户籍制度，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渭南市副市长高洁认为，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要以人为本，通过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就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保证城市公共服务公平、便利。

“我国目前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无疑是未来20至30年中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做实产业，促进就业

人口、产业、空间城镇化，是城镇化最基本的三方面内容。产业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最初动力。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又会产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继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和进一步的集聚。二者实现良性互动，城市居民收入才会越来越高，逐步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城镇化不能有城无业。更好发挥城镇化集聚效应，让城镇化为促进人民增收服务，关键之一是做强产业集群，做好产城融合。”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做大做强制造业集群、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的韧性、柔性、适应性提升了，人才才能留得住，产业才能发展得好，人民才能稳增收。

“城镇化要做到人口、产业、空间发展协调统一。中国的城镇化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同步推进。”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说，要在城市中保障足够规模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而不仅是追求城市人口的数量。

“从2017年起，我们结合本地湿地生态移民安置和未来科技城产业工人安置需求，规划建设了两个新型小城镇，安置生态移民近3万人。”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王洪海说，他所在的宁河区，产业与人口的集聚效应又吸附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城镇空间进一步发展，产业、人口、空间实现了协调互动。

目前，一些城市因为城区老化问题，资源集聚与催化效应受到遏制。“如果城市的中心城区面积狭小，基础设施落后，载体功能不足，那么城市形象自然立不起来，辐射带动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因此，要完善城区规划，加大老城区改造力度，释放城市潜能。”王洪海认为，城市有了城市的模样，商贸活动才能繁荣，才能带动人流物流的效益转化。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看，中小城市仍然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政府要注重培育特色产业，培养专业人才，帮助周边农村人口就地享受城镇化的红利。”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建文说。

提素质：一技之长助持续增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条积极途径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素质，令其有能力获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与收入机会。在这方面，代表委员也多有见解。

有了就业技能，收入才有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说，扶贫先扶智，脱贫需兴教，各行各业应该形成共识的是，教育有助于劳动者基本技能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不应忽视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应定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推行技术等级认证，辅以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者寻求提升素质的动力。

企业建立培训体系，尚有章法可循，身在广大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素质提升怎样安排？来自基层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栖山镇副镇长、胡楼村党总支书记王吉永的心得是“两手抓”——一方面，愿意去当地企业打工的，联系企业做好培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靠年轻人来带。

王吉永说，农村低收入群体往往年龄偏大，接受新技术偏慢，传统的培训上课方式行不通，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潜移默化加以培训更易奏效。胡楼村的经验就是把青年能人请回来，以能人创业带动村民就业，在稳定就业的氛围中逐步发挥能人的示范效应，先让大家安心有活干，再让大家慢慢琢磨怎么干。

想方设法让村中低收入人群拥有一技之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多年操心的一件事。“对于大部分农村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未来的生活仍在农村。”陶勋花认为，整合当地现有资源，寻求有地方特色的技能培训方式，开发居家灵活就业新渠道，对农村低收入人群增收具有重大意义。

“为什么收入低？在农村不外乎文化低、年龄偏大、有残疾，在综合考虑这些不利因素基础上，我决定请老师来村里教授插花、贴花、钩边、花木编艺，一周到两周就可以上手，这样每户至少一到两人就有了固定收入。”陶勋花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居家灵活就业在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中的作用，整合资源，因地制宜为低收入人群做好就业培训，这是农村低收入人群提升素质，增加收入的一条有前景的路子。

强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技能和素养，与其收入水平直接相关，这凸显出职业教育的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认为，一方面，国家应该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令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连接更紧密，同时完善助学制度，加大对困难学生资助；另一方面，应该让职业技能培训惠及更多劳动者，从大专院校到各行各业，从网下实训到网上受教，要充分激活技能培训的多元化空间，推动技能培训及时更新、按需调整。

职业学院内教师在给学生授课 王全超 摄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孟海建议，从制度层面打通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发展要紧盯当地资源和优势产业方向，同时把“企业进校园、课堂到工厂、实践一体化”等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到校企合作的每一个环节，使职业教育真正为学生的职业选择奠基。

孟海认为，要引导鼓励企业把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放在显著突出位置，将企业培训体系升级为职业教育过程的有机延伸，从技能人才工作室、新型师徒制出发，逐步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以多元化创新探索，推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说，各地在积极谋划产业扶贫的同时，可组织技术员乃至相关领域专家对村民有的放矢进行技能培训。“从我参与扶贫的经验看，村民们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正向攀比之风——为什么别人家卖的钱比我们家多，我是不是得问问专家自己的种植方式是否有问题。这样的积极风气会带动大家珍惜脱贫成果，努力改变生活。”

此外，代表委员还建议，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并考虑到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不同特点，因人施策，让不同群体都有适合其基础，符合其期待的培训模式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