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形态视角下的城乡空间系统构建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师子乾 车震宇 樊凯

摘要：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构建的思路是实现“多头多向”的管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型。城乡空间作为空间治理的对象，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应以系统的角度全面、变化地思考和认识城乡空间。文章依据系统论的逻辑尝试构建城乡空间系统并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分析其演化规律，结合云南实践认为现有城乡空间系统不适应、不支撑当前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而外在表现系统不适应内在动力系统是导致城乡空间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研究四个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下城乡空间系统的演化规律，并以云南省为例提出合理城乡空间系统的构想和空间发展建议，文章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探索提供了思考方向。

关键词：城乡空间系统；技术社会形态；三生空间；空间规划体系；空间治理

引言

早期城乡规划被局限认为是对一定领域内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的物质空间形态规划，随着对空间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的加深，空间规划逐渐意识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重要性，并具有多尺度、综合性的特征，以及应有相应的规划体系[[i]]。新时期我国城乡社会发展进入重大调整阶段，面临着体制与结构的双重转型[[ii]]，传统城镇体系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变化了的生产背景，城乡发展路径和社会意识也面临着重大转型。

在转型期，源于中心地理论的“三结构一网络”逐渐不能适应当前信息化时代下的生产力水平，出现城乡二元化、城乡人口体系与当前经济体系不吻合等问题。同时城市规模的大范围扩张使得空间发展无序，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生产要素混乱，并破坏了生态资源和生态格局，导致环境恶化。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调整方案出台，将原来分散的空间规划职能整合到自然资源部，体现了当前国家空间治理的基本逻辑是整体性治理思路、根除多个空间规划的冲突并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这使得“多规合一”的体制问题得以解决，使当前空间规划朝整体性发展迈进，也将系统全面审视城乡空间发展逐渐提上日程，因此本文将城乡空间看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的且不断演化的系统，在不同技术社会形态演化的视角下分析城乡空间的组成、特征及系统运行的演变规律，并以云南省为实证探讨适当符合当前空间系统发展的建议，这对我国空间规划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1 研究背景

1.1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要求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国家的生态文明总体布局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路径、社会意识和城乡结构上面临着重大转型：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统城镇体系结构不能适应今天变化了的生产力背景，城镇化发展路径迈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在信息化高度发展和社会意识趋向多元和包容的今天，城乡二元结构急需调整以适应当前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城乡融合是引领城市和农村转型发展和永续发展的指南针。2015年9月国家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空间规划体系[[iv]]。作为空间规划体系的法定依据，同时也为系统思考城乡空间提出明确要求和思路。

1.2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和构建生态廊道、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v]]，这使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国家重要战略部署。而国际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由以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新公共管理转向强调提供服务整体性，并能对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vi]-[vii]]，这样的转变为当前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空间规划体系本质上是各类空间规划围绕国土空间资源利用与人类聚居环境优化、具有时空逻辑一体和功能结构开放特性的综合公共治理体系[[viii]]，其治理的根本对象仍是城乡空间，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都让空间规划体系成为现实工作的当务之急，使得我国城乡规划由传统的粗放发展型转向内涵发展，从多头多项规划到系统规划逐渐整合。综上，变革时期应系统、全面思考城乡空间发展，构建城乡空间系统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要求也是当下空间规划体系向下执行空间、空间规划的迫切需要。

1.3技术社会形态视角下的空间探索

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完整社会体系，是按照自身特有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ix]]。社会形态用来表示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或类型，按照经济和生产关系又分为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结合当代社会发展新变化，从技术社会形态视角出发可将人类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x]]。空间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唯一载体，被认为是一种可生产或被生产的资源，它被赋予功能多重属性和分异属性[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社会空间得以较快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将提高；而当其不适应时社会空间发展将受阻。可见空间组织发展应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即适应当前阶段技术社会形态发展要求，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可设想在四种不同技术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应有不同空间系统与之相适应。当前制定和建立科学的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关注重点，如何构建科学系统的城乡空间成为当务之急，受系统论注重整体性、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和联系思想[[xi]]的启发，本文基于技术社会形态视角下构建城乡空间系统，旨在研究和推演不同技术社会形态阶段下空间系统的构成及演化规律，找出适应当前空间系统需求的空间发展策略。

2 城乡空间组织发展现状及问题

在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社会生产关系正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和改变，市场化与城镇化过程可视为我国经济适应社会趋势的一项调整。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历程还是我国自身城乡空间发展，都不同程度出现因空间组织与经济分布适应导致的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因空间组织与产业结构不适应导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以及空间组织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导致的保护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本文认为城乡外在空间结构形态与内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适应性是导致诸多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有必要系统研究和透视城乡空间形态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演变规律，构建城乡空间系统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提出可行建议及解决方案。

2.1空间组织与经济分布不适应，区域不平衡发展

在深厚农业背景下，我国城镇体系多延续原有农业时代基础，城乡布局与耕地布局具有较强相关性。虽然按照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我国现已进入信息化（后工业化）阶段，但长久以来空间的树状等级结构使得我国城乡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城乡空间组织与经济分布不适应，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主要中心城市呈现较强空间均布性，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都以一定间隔分布。从我国和美国的经济地理图（图1）对比可看出我国人口分布的密度并没有与经济活动分布的强度相适应，这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规律大相近庭[[xii]]，在西部城市或县乡层面城镇与乡村分布则更为不平衡，乡村空间可谓是星罗棋布的局面。以云南省为例，2017年各市州GDP以省会昆明为首榜达4857.64亿元，其次是省会周边曲靖、玉溪、红河发展较快，大理次之，而怒江、德宏等地区则垫底，可见云南省存在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只有对原有城乡空间组织分布与经济分布格局做出根本性合理调整，才能使得城乡融合进一步发展。

图1 中美经济地理图

2.2空间组织与产业结构不适应，城乡不平衡发展

我国疆土辽阔，各城市具有不同地理和人文条件及生产力水平，生产要素需在市场化环境下自由跨区域流动配置，不同城市才能有效形成差异化分工体系并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然而我国当前政策和制度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如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非本地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系统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公平和透明度不够，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不高及外来子女上学难、就医难等现象，使得城市发展受限和乡村严重空心化，出现了城乡产业发展困难等不平衡发展问题。面对市场经济和需求变化，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生产主体分散、经济实力脆弱和生产方式落后等问题，从云南省的人口分布（图2）与经济产业密度（图3）可看出省内人口与产业空间结构的不适应，农村衰败问题突出，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在工业化、全球化、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空间组织与产业结构的不适应加剧了城乡产业相互隔离，使得城乡产业尤其是农村产业发展困难、动力不足，造成城乡不平衡发展，这成为结构性矛盾且不利于生产力发展。

2.3空间组织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保护与发展的不平衡

虽然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乡村人口基本维持在6亿左右，2016年城镇人口(包括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人口空间分布仍与城镇分布不对应，大量人口仍生活在农村或还是农业人口[[xiii]]。在珠三角地区深圳、东莞等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比例已达1:1.5，深圳早在2005年建设用地规模就已超出生态安全底线，形成人口和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的困境[[xiv]]。该情况西部城市也同样存在，以云南省为例，城镇人口虽呈上升趋势，但乡村人口仍超过2500万人；同时云南处于山多坝少的特殊地带（图4），城镇发展适宜度一类地区仅占全身用地的20.5%，而三类区，即生态敏感性区域占60.04%（图5）。全省大部分国土属于禁止建设区，需要特殊保护，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xv]]。这表明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城市空间组织不一致，造成城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短缺、就业岗位不足、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等城市病问题，同时农业发展未形成产业化、农村发展滞后，这样传统的城乡空间结构在现阶段已经失去生机，且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破坏了生态资源和城乡格局。当前种种出现的城市问题都让我们深思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保护与发展的“天平”所在。

3 城乡空间系统的构建

3.1城乡空间系统的定义

空间系统的理论基础涉及系统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各项要素或子系统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其特征多样。本文主要研究狭义范围上的空间系统，是覆盖全域范围的综合空间，包括外在表现系统与内在动力系统，研究对象则是多要素构成下的空间系统，以及不同时期内在动力系统在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表现形式。

城乡空间系统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边界条件下，由外在表现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相互协调耦合形成的集合体，外在表现系统指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内在动力系统包含自然、社会、经济三大子系统[[xvi]](图6)。城乡空间系统的内在动力系统是外在表现系统形成的基础和内在依据。同时，外在表现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内在动力子系统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不断构建更新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空间载体，外在表现系统是内在各子系统载体的综合表现。

图6 城乡空间系统的构建

3.2城乡空间系统的组成

城乡空间系统的外在表现系统由城乡空间演变表现出来的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组成，是社会、经济和生态过程在空间上的动态映射，同时是人地关系演进和分异的结果。其中聚落空间结构指城镇与区域的相互关系和组织方式，表现为中心地和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等。三生空间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空间上表现为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的使用功能和用地比例关系。由于目前国家没有出台关于三生空间的用地分类与评价体系，本文在例证中只分析居住、生态和产业用地，主要用以说明城乡整体空间结构的变化。

城乡空间系统的内在动力系统包含自然、经济、社会子系统。其中自然子系统是城乡空间系统的本底条件和系统发展的基础，在系统中起到生态调节、环境容纳的作用；经济子系统具有高度主导性，不仅受到自然生态条件和资源数量的限制，同时也受人口状况和经济体制以及政策的影响，能规律高效地输入和输出是其活力所在，且越开放，活力越大；社会子系统的核心是社会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而城乡空间正是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它也是城乡空间系统的重中之重（图7）。城乡空间系统包含要素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它们在特定城乡范围约束下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形成动态的城乡空间系统，且具有多层次性与自组织性、非平衡性与动态性和非线性的特征。

图7 城乡空间系统的组成

4 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下城乡空间系统的演化规律

外在表现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并促进城乡空间系统的演化。社会子系统中的人口、自然子系统中的土地和经济子系统中的产业是空间系统演化的动力因素，城乡空间系统发展演变是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大内在动力因素作用下的外在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变化。在该三个驱动因素的作用下，城乡空间系统演化表现为空间结构形态和三生空间格局(“三生”空间格局，“三生用地”空间格局)的演变。而生产方式的变迁是整个城乡空间系统转变的基础，也是构成城乡空间系统的主要动力。不同的技术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城乡空间系统，城乡的内在动力系统又促使外在表现系统与之相适应。分析当前四种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下城乡空间系统的特点及其演变，是解决中国当代城乡发展问题的必要前提。

4.1渔猎社会时期的城乡空间系统

渔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靠双手和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当时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食物和猎物引导着整个城乡空间系统变化。且人口总量较少，使得人类必需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共同打磨石器、狩猎采集，以求得基本生存。该时期生产与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统一，人类进行采集、狩猎、捕鱼、取火这些生产活动并直接消费，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既是人类的劳动对象，又是人类的生活资料。由于该时期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生态环境几乎不受人类影响，城乡空间的外在动力系统以生态空间为主导呈现单细胞结构。在有限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经济社会形态单一，人类活动受阻并以氏族部落生存，聚落空间等级结构因自然阻碍无法形成。三生空间以生态空间为主，没有农业空间，城乡聚落空间随着猎物的移动而移动，聚落空间不固定，整个外在空间没有形成系统(图8)。基于以上对渔猎社会时期城乡空间系统的分析可知，此阶段并没有出现实际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并未形成城乡空间系统，城镇化进程为零。

图8 渔猎时期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

4.2农业社会时期的城乡空间系统

农业社会时期以铜器、铁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提高了物质生产力水平，土地、森林、湖泊引导着整个城乡空间系统变化。该时期的种养型生产方式为人们定居提供了一定便利，依靠土地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人口集聚现象，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也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到农业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渐出现剩余产品，人们便开始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出现了交换职能城市，农业生产也成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支柱性产业。该阶段人们主要从事第一产业，以农业人口为主，城镇化处于初步阶段，城镇化率大致在25%以内，外在表现系统以农业空间为主形成简单等级结构(图9)。而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赖性导致人口集聚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均匀，这个时期村庄与城市在空间上均匀分布，村庄多与中心城镇联系，从而形成以城市为核心周边村庄共同构成的“城-镇-村”的放射式等级结构，且聚落空间依托农业空间布局，生态空间虽然降低但空间系统相对稳定。

图9 农业时期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

4.3工业社会时期的城乡空间系统

工业化社会又分为工业化社会前期和后期，前期以蒸汽机为主要机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并引导城乡空间系统变化；后期以电力、电子计算机为主提升生产力，以新交通工具和市场引导着城乡空间系统的变化。在工业社会前期，人口数量剧增并在材料产地和交易地集聚，个体对商品依赖增强，工业生产力的兴起也打破了农业社会时期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同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因生产分工形成庞大的复杂结构。该阶段从事二产人口逐渐增多，农业人口开始像非农人口转移，城镇化率大致处于25%-60%之间。工业社会后期相对前期由于电力的使用使得物质生产方式多样化，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而通讯的出现使得人际交往多元化社会结构形成网络状。新的科技水平提升和交通工具的便捷使得生产力不断进步，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也大量从事三产，城镇化率得到大幅提升约处于60%-70%之间。

工业社会前期标志着城市成为以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城市，城市空间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经济下的人口聚集地，而是工厂林立、商品流通、人员来往的汇聚枢纽[[xvii]]。这势必造成工厂集聚使得小城镇迅速发展，同时城市对村镇吸引力加剧，形成除农业以外的职能如资源地、加工地、仓储地、消费地等，使得聚落空间结构形成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复杂等级结构（图10）。而工业社会后期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产业结构构成，使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被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淘汰，农村开始消亡，只保留特色的小镇和村庄，其他农村成为农业功能点，形成了城市群+新型社区+新市镇+特色小镇+特色村+农场的聚落体系（图11）。这样的高度集聚和农村消亡模式使得三生空间因工业的消耗导致空间比例协调关系失衡、空间矛盾突出的同时，农业空间又以农场形式出现，整个空间系统趋向重新协调。

图10 前工业时期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

图11 后工业时期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

4.4信息化社会时期的城乡空间系统

信息化社会时期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无人控制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为主的使用极大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信息、知识引导着整个城乡空间系统变化。信息社会时期促进城乡空间系统发展的动力由资源、劳动力的投入转向创新要素和智力资本的投入，互联网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和地理数据空间属性，促使城乡空间系统的变化动因从传统的空间与场所转向人、活动和空间的关系。在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在商品生产和财富创造中占据先导性地位，经济从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逐步进入到稳步提升、转型升级阶段。互联网的普及具有跨时空和实时互动性等特点，对社会关系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该阶段非农人口进一步增大，城镇化率大于70%，现代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传统模式的乡村已经基本消亡，剩下的是新型特色农村社区和历史文化特色村落，而高度集聚的城市也开始按照信息时代的需求实现功能分工再平衡，大城市开始疏解非核心职能，各级城市的职能开始相对精简和单一，比如出现了专门的旅游城市、教育城市、总部经济城市、新型制造城市等。在非物质空间上涌现出各种信息化结构，出现了流动空间，是信息密集型、功能复合型、创新高效的空间单元，流动空间对于地理空间格局起着润滑与重新塑造的作用[[xviii]]，使得城乡空间系统的聚落空间形成超空间结构（图12）。信息化时代的城乡空间系统的城乡聚落形成高度集聚下的均衡状态，功能点和中心通过便捷的交通相连，最终形成集聚下的均衡发展状态，这提高了土地兼容性和使用效率，加上大尺度集聚从而平衡优化了三生空间，三生空间趋于平衡协调。

图12 信息化时期聚落空间结构和三生空间

综上，根据各不同技术社会形态整理出城乡空间系统形态演化见表1：

表1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下与城乡空间系统形态演化表

特征

技术社会形态

渔猎社会时期

农业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时期

信息化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前期

工业社会后期

生产力水平

使用工具

双手和原始工具

铁器、铜器

以蒸汽机为主的机器

电器、内燃机、通讯工具、电子计算机、动力机等

互联网产业化、人工智能化、无人控制技术

空间主导因素

食物、猎物

农田、森林、湖泊

资源、矿产、土地

市场、新交通工具

信息、创新、知识

内在空间影响因素

人口和社会

人口总量极少，分散分布，形成单一孤立的血缘、氏族社会

人口增加开始聚集，出现相对自治的血缘宗法式社会

人口剧增并聚集为城镇等级体系，社会因生产分工而庞大复杂

人口数量大幅增长并在更大尺度范围内聚集，形成网络型社会结构。

人口数量增长趋于平缓，社会结构更新迅速。

经济发展

几乎没有经济形式

简单物质交换，自然经济形式

工业化商品经济形式

市场经济形式

超乎想象的物质和信息交换，知识经济形式

自然生态

不受影响

相互影响较小

影响越来越大

趋向重新协调

和谐并存，高效利用

外在空间表现形式

空间形态演化形式

单细胞结构

简单等级结构

复杂等级结构

集聚+均布结构

超空间结构

聚落等级体系

聚落极少，无等级体系

聚落数量增加，出现少量城镇，结构等级少

聚落数量集聚增加，形成大中小城市—镇—村的体系结构，层级开始复杂

聚落数量有机调整，形成城市群+新型社区+新市镇+特色小镇+特色村+农场的体系

聚落数量延续集聚+均布结构，但物理空间可组织、重构

外界交通联系

几乎没有联系

联系较少，但多以城镇为中心的放射式

联系较多，以产业分工为主线

联系密切，以市场导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