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标志着人民需要从追求数量阶段转向追求生活品质的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食品消费开始从吃饱吃好更多转向吃出品味和文化，据尼尔森2016年11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有50%的消费者选择外出就餐。二是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者对衣、食、用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转向追求品种、品质、品牌，注重安全、健康等。2016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开展“三品”专项行动，到2020年，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品牌认可度明显提升，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麦肯锡2016年3月报告也显示，中国50%的消费者表明自己追求优质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正在从大众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三是从居民消费升级的演进规律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将更多地从生存型升级到发展型和享乐型，如2013—2016年，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11.5%；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012—2016年年均增长12.6%；国内、出境旅游人次2012—2016年年均增长分别为10.7%和10.1%。

第二，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表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例如，在2013—2017年期间，人民网每年都会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对“民众期待什么？”进行调查，五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2013年列出的网民关注的十大问题分别是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住房保障、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2014年食品药品安全上升到第三位；2015年收入分配排到第一；2017年反腐倡廉排在第一，然后分别是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就业和收入、教育公平、住房、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五年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位列其中。

第三，社会生产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发展得不平衡，即表现出结构性矛盾。一是产业结构低端化，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以上，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高达8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左右；二是城乡结构二元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016年仍为2.72，收入差距较大；三是区域结构多元化，尼尔森2016年11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东部地区进入提升品质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在满足基本生活阶段，区域差距较大；四是人与自然结构的异化，资源环境已经达到或接近承受能力的上限，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这些重大经济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

第四，社会生产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发展得不充分，即表现出总量性矛盾。一是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只有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且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二是从GDP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大约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当年美国GDP总量超越英国后，经过50年左右的努力后才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和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最终充分发挥出来。

第五，在结构性矛盾和总量性矛盾两方面，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和关键。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转型升级，进入追求品质、品牌、安全、健康的发展期，而社会生产的供给结构优化却相对滞后了；二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关期；三是总量性矛盾的性质已由低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充分转变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因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本文系《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规律及其政策取向》节选，首发于《光明日报》11月21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