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①-米儿火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几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蒋方舟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时候，说“这个世界，对年轻人太好了”。蒋方舟是个出生于 1989 年的作家，《新周刊》副主编，在我们这个系列的 20 余位被采访者当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

但是，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

如今被揣摩、被分析、被捧着的年轻人，最直接的原因无非是未来的消费能力，被看中的是钱。这些未来的中产阶级，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和利润。

我们可以试着换个角度去理解“对年轻人的好”。

一个社会，需要传承。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我们是从过去一年里发生的种种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中感受到这一点的。很遗憾地说，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古怪的事件和议题，在年轻人占多数的网络上被放大，这个感受起来并不美好的世界是年轻人自己做出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盘点一下社会发生了什么，但接下来它促成了新的思考：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年轻一代在物质主义领域里，的确如蒋方舟所说，被过分关注和推动——“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你，我们可能还会制造更多你不知道的需求给你呢。”

但如果暴戾、愚昧也随着物质主义一起推送给未来的主人翁呢？或者，可能物质主义也最终毁在了愚昧社会当中。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几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

这个系列会以几十个小问题来组织，这些小问题有一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我们热议，另外一些则深入到这些世相背后，显然它要更加严肃，但每个问题都事关我们未来到底是否有资格拥有那个“好社会”。

以下是我们的第一篇。涉及到 10 个小问题。

被采访者是许纪霖，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研究历史，今年 60 岁，从 30 岁开始，大部分时间花在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课题上。

1）为什么愿意“讲理”的人越来越少？

微博的 140 个字让绝大多数意见表达都变成了站队。

许纪霖

在 19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主流，但是自从微博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微博的出现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使得公共舆论不再是过去所谓的精英所掌控。

过去的公共舆论无论是平面报纸，还是网站，实际上都是由知识精英他们所主宰的。但是微博使得整个公共舆论扁平化了，平民化了。在微博阶段，舆论的中心不再是知识分子了，更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从知道分子演变而来的意见领袖。你看微博时期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演艺界明星，就是房地产老板，还有各色人等。当然还有一些是自由撰稿人或者媒体人士、专业撰稿人或者媒体人士，他们的声音对社会的影响就压过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网络的意见领袖。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任志强，现已被销号。来自：weibo

但你要知道他们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吗？因为那个时候的微博只有140个字，140个字决定了你只要有观点，不要有背后的论证。不需要你论证，也没法论证。微博就是个站队，你同意我围观、转发，声势力大。所以微博就形成一个不必讲理的氛围。但知识分子有个优点，这也是他的缺点。当他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论证，用这个方式来说服你，争取你。我是有理的。这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是到了意见领袖阶段。不必要诉诸于理，诉诸于什么呢？气势。或者常识感，诉诸于情感，而不必论证对还是不对。所以说，在意见领袖时代，网络公共空间迅速被分化。相互之间，不再用理，而是各自的气势，形成了一个个山头。这是意见领袖时代。

2）知乎会毁了知识吗？

以资讯的方式获得知识，让知识的成体系特征荡然无存。

许纪霖

现在大家都在接受资讯。我特别有感受，我们在手机里看到的哪怕是知乎——知乎按理说都是提供知识的，实际上我们是以资讯的方式来阅读它的，知识也成为了资讯。但是知识和资讯是不一样的，资讯、 information 都是破碎的。但知识是成体系的。

所以我一直说，今天我们实际上是被各种各样的资讯或者被资讯化了的知识所摆布。但是最后却很难形成自己的一套三观，一套知识，甚至说是一套世界观。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启蒙、文艺复兴，不是说重新再把那些过去曾经演变过的观念用某种方式——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强加于年轻人，而是说让他们即使在一个网络时代里面，依然能继承上一辈的传统，他还能阅读。

因为纸质的东西阅读的方式和网络阅读是不一样的，它能够让人稍微安静下来，然后让自己构成自己的一套世界观，所以核心的问题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这个所谓基础的世界观，不被各种流行意见牵着走，不管这种流行意见来自何方。这是问题的核心。

康德说，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个不能狭义地理解为精英对大众，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大众拥有一种自我启蒙的能力。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思考，实际上启蒙的意义就是说，它具有那种美国大学里非常强调的“批判性思考”。

哲学家康德，他说：“ 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来自： baidu3）我们被常说起的缺少“独立思考”能力，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表达的路径太顺畅了，结果根本没有留下让我们思考的时间，更别说批判了。

许纪霖

比如哈佛大学有门课叫写作课，这个写作课不是我们大学里教的大学语文，它是教你怎么思考，怎么写作，而这种思考和写作是批判性的。这个批判大家要注意，不是仅仅批判别人，包括自我的批判。

我不会简单地臣服于跟着某种意见走，我会运用我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它，去反思它，然后构成了我的一套信念。这叫批判性思考。但是我们今天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正规教育体制，我们只有应试教育，批判性思考是很弱的。然后进入了自媒体和网络时代以后，它自身的技术特征似乎又让你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不是强化，反而是弱化了批判性思考。你根本没时间思考，更不要说批判。

只是一个立场，表态，跟谁走。所以，你一定要提文艺复兴，提启蒙的话，核心的问题不是宣传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让公众们普遍地拥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你问怎么办，怎么解决？当然首先需要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让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体制，能够像比如说哈佛大学，形成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另一个是年轻人自身的文化实践，特别是阅读实践里面，他也能够安下心来，能够阅读一些经典。因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是需要通过阅读经典实现的。英国美国欧洲越是好的大学，越是注重经典，乃是因为经典能提供人类的智慧，让你形成批判性的思考。这是很重要的。

4）为什么大家已经丧失了相互倾听的能力？

思想权威背后借助的是一套人类几千年所构成的文明，它有很坚实的智慧基础。而流行意见通常是投机主义的，善变的。

许纪霖

今天这个时代打破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启蒙和被启蒙的界限。所以呢，每个人似乎都是自由的。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启蒙谁呀”？

但事实上，这个时代看起来很自由，恰恰你们要知道，美国的林毓生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他说自由是需要有权威的。一个人如果是真正有自由的话，他是需要有权威的。这个权威不是政治的权威，而是自己一种内在的思想。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一个基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话，你是被不断操纵的，是跟着时尚走，跟着你崇拜的，也许你崇拜的对象还经常变化，跟着他的意见走，所以反而很容易被操纵。

历史学家林毓生，著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曾说：“事实上，自由与权威是相辅相成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来自：udn

而今天我们的时代，各种核心价值观都衰落了。

虽然他们很崇尚自由，但是他们很难有一种内心自主性的自由，所以他们往往会跟着网红走。比如罗振宇让你读什么书，你就读什么书，很容易崇拜教主。现在中国有好多教主，各种教主，各种明星都存在。

这种教主的存在，意味着今天在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遍的状态下，实际上处于一种文化的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什么？是没有秩序的。甚至是没有——哪怕是一种对立的思想权威的存在，而被各种各样稍纵即逝的流行意见所摆布。

大家知道，流行意见和我们所说的思想权威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权威背后借助的是一套人类几千年所构成的文明，它有很坚实的智慧基础。流行意见通常是投机主义的，善变的。这是很大的区别。

所以今天我们说各种流行的网红，他们也在封闭思想。这些思想，即使对他教主本人而言，也不是稳定的，也是随行就市。这就使得，我们说今天思想市场上的失序。这个失序恰恰是因为缺乏思想权威的问题，太多各种各样、稍纵即逝的流行意见。这个缺乏思想权威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因为我们很难再回到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权威的时代。

社会价值观已经多元了，但每种价值观在我看来都有它合理的基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都有它合理的基础。但是你之所以合理，也是需要背后有一套坚实的观念或者东西来论证的。而这个东西现在变得很薄，所以今天中国的问题变得就是，当各种各样的思想沉到岩石下面以后，浮在海面上的往往都是些泡沫。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伤害。最好的状态是让各种思想都有它自由表达的空间，形成一个思想的竞争场。当然这种思想竞争的空间失去以后，最后只剩下网红为主导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是大量的泡沫。

5）网红是怎么一步步占据我们的空间的？

网红的核心是将自己能力转化为现金流。

许纪霖

但是我发现，最近两三年发生了变化。意见领袖也退场了，或者被逐出场了，而出现了“网红”。今天是第三个时代到来，在公共领域里面，既不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网红。那么网红这些人，像 Papi 酱，罗振宇，在我看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网红有个经典的定义，他们一定是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转化为现金流的。如果不能转化为现金流，还不能算网红。网红是有特定概念，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商业性。但那种商业性，又不是显性的。他似乎又发出了某种声音，所以这种声音多少是被商业的逻辑所支配。

网红罗振宇，他曾说：“诗人没有在商业那儿挣到钱,是诗人无能。”，来自：weibo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已经成了一个网红的时代。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严肃的声音往往很难有自己的空间。网红呢，各路主播，现在不是主播很流行？他们恰恰是占据了一个非严肃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甚至是个非常平庸的空间。所以微博现在很有趣，一方面从过去玩微博的人觉得微博很衰落，整个在衰落，但是微博所谓的人群又在增长，活跃的是和另一块有关的那些，甚至是高度活跃。

所以我就说，差不多20多年来，你可以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意见领袖的衰落和网红的崛起。这样一种轨迹可以看出我们这20多年，中国舆论空间的一个变化。

6）为什么我们为那么多私人无聊话题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比如王宝强。

自媒体对社会热点的捕捉，会放大一个私人事件的热度。

许纪霖

在一个严肃话题被压抑的时代里面，往往（像王宝强离婚、郭德纲师徒反目）这些私人甚至无聊的话题会成为主流。这丝毫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因为有了自媒体，公和私这条界限变得非常模糊。

按理说这是私事，照理说，它不应该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公共领域，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在公共领域曝光，所以今天公和私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公共领域被大量的私人话题所占领。私人事件，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大成一个公共事件。这两个还是算他们当事人，至少有一方主动曝光的。还有些当事人根本不想被知道，然后成为公共事件。所以，网络时代因为曝光地易如反掌，过去主流媒体时代还是可控的。网络时代很容易发酵，甚至微博上一段个人的对话，最后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这个太容易了。

我举王宝强这个事件，很多人都很激动。挺王的，倒王的，都赋予它另外的意义。这里背后涉及到草根和精英之间的矛盾。讨厌王宝强的都是一些所谓社会的精英，他们本来就不满一个“X 丝”最后进入了精英俱乐部，一开始就不满，然后觉得他对婚姻（即使是对方犯错）是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不文明的方式，背后有很多精英对草根的那种不满，甚至仇恨妒忌。倒过来也是这样，觉得王宝强的所谓被骗又是一次一个精英阶层对草根英雄的报复和惩罚，它的意义已经被放大了。

我们发现，凡是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事件，已经超出原来当事人的意义，一定被赋予更大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那么问题就转化了，是停留在那些花边新闻里边？还是从这些私人事件观察到，挖掘出，提炼出一个更普遍的公共话题。如果能够提炼出来，也可看作是公众的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

如果停留在花边新闻，那只是消费。现在有个说法，你不要消费谁。如果你不去思考它，一定是消费。因为它是你娱乐的对象，这叫消费。或者借这个事件你自我出名。但是当你严肃在思考，赋予它批判性和反思性解释的话，那就不是消费它了。而是让一个孤独的、偶然的、特殊的、个别的事件里面，能够看出它更普遍的完整的意义。这个工作在看我来，恰恰是知识分子和媒体要做的。

7）到处是被公开的私人谈话，我们还可能有一个安全说话的空间吗？

保护私人空间的自由，否则会生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带着面具的状态里。

许纪霖

这涉及到公民的自律，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准则，往往这种准则我也觉得经常被破掉，比如说私下的谈话是不能被公开引述，见诸于报纸文字的。虽然这不是法律上的规定，但是这是一条伦理，日常生活的伦理。包括信件的发表和转述，照理是应该首先征求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公开化。

但是今天，由于所谓公媒体和私媒体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比如说我在微博微信上转了或者引了朋友的一句话，这算公还是私？现在很多事件都是当事人在朋友圈里说的一句话，然后被引到微博，甚至是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结果他说我是一个私人空间的交流，甚至是群聊。然后被引出去，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这就使得我们今天这些问题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社会公众都要思考，日常生活的伦理是什么？如何界定公与私？保护个人在私人空间中他的自由，所以还是需要强调这点。否则人家会生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带着面具这样一种状态里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当中。

不要说这个了，连回忆录都是这样，上海有一个蛮有名的学者，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就开始写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回忆录，然后就把大量私下说的话都引证出来，有些是当事人对第三者的议论，这肯定不是造假，问题是当事人都活着。这个显然在我们看来，有欠于私德。因为人家是私下和你说的，是带着某种信任，相信你不会传出去，是一种私人谈话，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公之于众，但是这些界限已经被打破了，所以说日常生活也有秩序。人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靠一套秩序和约定俗成的伦理来维系的，这个东西今天被破掉了，没有底线，使人们普遍地生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人变得特别脆弱，很容易被伤害，而且你不知道伤害来自哪一方。如果你知道伤害来自哪一方，你还可以提防，但这些伦理失去了以后，这套秩序瓦解了以后，你时刻有种不安全感，有种伤害了别人或者被伤害的感觉。所以人和人之间，不再生活在真实当中，然后你被迫相互提防，生活在虚假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今天所出现的状况。

技术使得原来的秩序发生了礼崩乐坏，它就需要一套新的伦理。因为任何一套伦理都是建立在所已有的秩序上，但是现在技术的变化以后，使得原有的秩序和伦理已经被颠覆了。那么这就需要形成新的伦理，这种伦理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公众讨论。

首先是公众讨论，形成一种惯例，这当然首先和舆论有关，这是道德的，这是不道德的。然后该成为法律的就成为法律，不必成为法律的就成为一套日常生活伦理。但是这首先需要这个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今天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里面就会使得公权力和私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然后也搞得你无所不防。

8）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赵薇是共济会的？

因为一个时代越缺乏思想，阴谋论就会越流行。

许纪霖

阴谋论是一种懒人最方便的解释，把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于阴谋论，把对方妖魔化，通过神化的方式妖魔化，通过妖魔化的方式又把它神化，似乎这个世界都是一连串阴谋的结果。这非常懒惰，但蛮符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因为一个时代越缺乏思想的话，阴谋论会越流行，总是觉得一个蛮复杂的世界，只要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把它解释得通，然后最后像小孩子一样，找出所谓好人与坏人。你知道，现在这种阴谋论背后是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心智不成熟，小孩子首先要问好人坏人，谁是魔鬼？魔鬼坏人恰恰是阴谋论的始作俑者。

所以当我们缺乏一种健全的心智，很容易被这种阴谋论所吸引，然后把世界分为简单的黑与白，好人与坏人，这样一个两极世界。

图中的手势曾被网友认为赵薇和马云是共济会成员的证据，来自： sina9）为什么我们谁的话都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

韩春雨事件背后，还是一个公信力机构的缺失。

许纪霖

科学太专业了，我们无法按照常识判断，无法简单下结论，这个判断需要交给第三方。

中国缺乏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第三方机构的评价。所谓第三方，既不在正方，也不在反方，它和这个事情是没有利益瓜葛的，可以做独立的评价。比如说韩春雨这个事件，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最后有结论的时候，因为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耐心，让韩春雨自我证明，到底是一场造假还是一次实验的判断失误？

要证实或者证伪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就是科学。但如果一定要调查的话，需要一个一定和科学家有关，独立的科学家群体作为第三方来调查。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授韩春雨，来自：backchina

现在我们普遍缺乏所谓第三方，缺乏第三方就使得很多仲裁和调查往往会自己人调查自己人。特别是政府的一些调查，比如上级主管部门调查下级犯事部门，所以它就缺乏公信力。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第三方调查是非常普遍的。大学出了一个案子，到底是不是抄袭？实际上一定会引入独立调查委员会，由第三方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独立的调查，这样最后提出的报告被政府和主管方采纳，也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这就是第三方。

它需要一个机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个案，而是说一旦发生争执，现在我们太多争执，调查的部门往往是利益相关的，因此缺乏公信力。所以法治社会是需要第三方的。

10）为什么大家现在连媒体也不相信了？

公信力跟专业主义能力有关，跟立场无关。媒体不能让人信服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专业能力的忽视。

许纪霖

网络时代造成了一种扁平化，平等主义。在一种普遍的平等主义里面，是很少有公信力的。

公信力一定建立在某种等级制度上，某些媒体更具有公信力。它一定具有某种等级。

今天资讯不是匮乏，而是爆炸的时代。我们特别缺乏有公信力的资讯，知识和媒体，特别在网络——恰恰是我们所说的各种真假难辨的谣言满天飞的市场，所以特别需要公信力。

本来平面媒体扮演了这样一种功能。我认为事实上，你要知道，从历史上看，有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小报是没有公信力的，它更走市场的商业化路线，谁也不会把小报发的事情当真，这是一个阅读公众的正常思维，但是大报发的大家都会当真。一个是因为它可靠的资讯来源，第二个更重要，大报是有态度的。大报一定有社论。你知道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在哪儿？不是因为什么发行量，最重要的是大报有自己的立场，有态度，它也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小报是投机主义者。哪个吸引人，就报哪个，没有特定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小报不一定有社论。所以从这点而言，社论也会影响它固定的读者，这是大报。

我并不认为像《纽约时报》这样大报的公信力在下降，这次民调的失误是值得反思的，但是它并不影响大报公信力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公信力是有一套积累了很多年，需要严谨的工作程序所决定的，不会因为这次民调的失误失去了公信力，只是说今天的民调发生了问题，方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调整，但不影响它的公信力。所谓公信力受影响，是因为它曲解了事实，特别是故意曲解事实。

那中国有些媒体不就这样的吗？

哈哈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主流媒体缺乏公信力，而大家只相信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流传，特别是被屏蔽掉的声音，反而形成了某种公信力，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以压抑的方式形成的公信力，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个社会是很扭曲的，很病态的。

所以从这点而言，我还是蛮欣赏这二十年来，一部分传媒所秉持的“我不一定要有特定的立场”——比如说“什么什么主义”的立场。我比较欣赏专业主义的立场，比如说胡舒立。因为专业主义能够超过某些特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来报道这个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己的公信力。所以今天的新闻传媒是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所污染的，在我看来，是需要这样一种专业主义。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专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上。

但专业主义并不是全部，只是中国特别缺乏专业主义，我只能这样讲。不是说有了专业主义，公信力就完全起来。专业主义也不完全排斥特定立场，只是这个特定立场是不能以曲解事实为前提的，这叫专业主义。一旦发现你的特定立场和专业主义冲突，必须根据专业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加以自我反思和纠正——而不是说专业主义是没有立场的。《纽约时报》就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华尔街日报》是保守派的立场，但他们两个报纸都很专业主义。如果没有专业主义，他们就成小报了。所以公信力和专业主义有关。

本篇采访涉及到的人物：

蒋方舟：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著有《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她说：“社会看似在讨好年轻人，实际上却没有给他们多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