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研究所徽州文书的由来

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安徽省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庭光撰写的《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又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文章，虽然是不到四百字的消息，但却正式昭告了徽州文书的发现。

就在1957年前后，北京的中国书店通过余庭光所在的安徽省屯溪古籍书店收购了大量的徽州文书，转卖给在京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当时历史研究所负责图书购买的副所长是曾经在厦门大学工作过的熊德基先生，他非常重视契约文书，从中国书店收购的文书中精心选购了万余件（册）徽州文书，其中包括了现存最早的徽州文书原件——《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弥足珍贵。这批文书由当时资料室的李济贤、牛继斌、霍适之几位先生进行梳理、编号、装袋，成为了历史研究所的特色收藏。不过，在此后的20余年间，这批资料基本上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除了傅衣凌等少数学者曾经利用过这批文书外，鲜见专门的研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1981年，日本国立横滨大学教授鹤见尚弘先生来到历史研究所访问4个月。鹤见尚弘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特别是鱼鳞册的研究专家。他在历史研究所期间，主要查访徽州文书中的鱼鳞册。当时历史研究所的委派栾成显负责接待，这也是日后栾成显先生开始徽州文书研究，特别是鱼鳞图册、黄册研究的缘起。1982年，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历史研究所领导的积极支持下，由刘重日、刘永成、武新立及胡一雅等先生发起倡议，写信给全国徽州文书较多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希望召开一个讨论会，各自整理自己收藏的徽州文书，然后交给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倡议得到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响应。1982年秋，这个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各个单位商定各自分头整理自己收藏的徽州文书。同时“徽州文书的整理”课题也在1985年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七五”重点项目。徽州文书研究终于开始在历史所蓬勃开展起来。

二、徽州文书的整理

从1987年开始，周绍泉开始负责“徽州文书的整理”这个课题的具体工作，成为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的带头人。

周绍泉，1940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沙岭区北李官堡村。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后考取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师从于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后来就留在历史研究所从事明清史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周绍泉先生参与《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中国史稿•明代卷》的编写工作，他当时关注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过郑和及其航海活动，编写了《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中越古代关系资料选编》等史料书籍，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3年，周绍泉先生开始参加“徽州文契整理组”，在整理文书的过程中，他敏锐地认识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开始全力投入到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之中。

1990年，由周绍泉、李济贤、张雪慧、陈柯云、孙白桦共同编辑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正式出版（由安徽省博物馆编辑的“第一集”已经在1988年出版）。成为历史研究所推出的第一本徽州文书资料集。通过这一项目，培养了历史研究所第一批徽州文书研究的人才。

与此同时，1989年夏天，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长胡绳、副院长汝信及院各职能部门领导的重视下，由周绍泉、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及历史所图书馆的王钰欣、罗仲辉等人组成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编写组，从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南宋到民国七百多年的徽州文书中精选了散件文书2820件，簿册90部，分成“宋元明编”、“清民国编”两编影印出版。到了1993年，《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正式出版。徽州文书影印出版，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诚如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所言，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东洋学报》第76卷第1、2号）。《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至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7至1991年科研成果一等奖，河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三、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深入

在整理徽州文书外，周绍泉、栾成显等也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展开一系列新的研究。1987年《中国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周绍泉的《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一文，该文以实证材料第一次向学术界揭示了始于元、终于清末行用达六百多年的土地税契凭证——契尾的历史。1988年，栾成显在《中国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一文，考证了一部“甲辰”年间的徽州鱼鳞册当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前的龙凤十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攒造，从而为明代鱼鳞册的始造时间提出了新的论断。可以说，这些徽州文书研究成果的推出，突出地显示出新史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周绍泉、栾成显、陈柯云等人多次前往徽州各地以及安徽、江苏等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有关研究资料。当时的研究经费十分有限，交通亦有所不便。他们克服困难，在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等机构取得一系列新发现。他们为了弄清徽州文书流传的历史，还遍访徽州当年的旧书贩与当事人。1991年，他们在绩溪县寻访到当年屯溪古籍书店的负责人余庭光老人，弄清了1956年前后徽州文书发现、收购、销售的过程。1991年，周绍泉撰写的《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一文向学术界揭示了徽州文书的发现历史。

周绍泉等人也十分注意“徽学”的学科建设。1992年，周绍泉发表了《徽州文书的分类》一文，根据文书的存在形态与内容，对于徽州文书进行了科学地分类，其所确定的分类标准一直为国内外徽州文书研究者所采用。1994年，在黄山市召开的“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讨会”上，周绍泉将多年收集的有关徽学的研究论文目录——《徽学研究系年》公之于众，为学界了解徽学的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000年，周绍泉又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回顾了“徽学”产生的历史，科学地说明了“徽学”概念与内涵。这篇文章可以说是20世纪“徽学”研究的一次总结，也为新世纪徽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完成之后，由周绍泉牵头申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项目“徽州文书研究”得到批准。1993年，“徽州文书研究组”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成员有周绍泉、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阿风五人。1995年2月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依靠历史研究所所藏的徽州文书及其它资料，同时联合国内同行，并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使徽学研究不断深入，并日益走向世界。

“徽学研究中心”成立后，迅速成为国内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徽学研究中心广泛联络海内外学者，并与地方院校及政府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推动了1993年、1994年、1995年、1998年四次徽学研讨会的召开，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从此深入人心。

1991年9月至11月，周绍泉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此次日本之行虽然只有两个月时间，但周绍泉有关徽州文书的报告在日本明清史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研究者对于徽州文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学者开始专门研究徽州文书，一批日本学者开始组织研究班研读徽州文书。此后，周绍泉、栾成显、陈柯云、阿风等先后出访日本、韩国、法国等地，进行合作交流，扩大徽州文书的影响。从1994年开始，也有多名来自韩国、日本的年轻研究者来到徽学研究中心进修、学习，现在这些年轻研究者逐渐成为海外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20世纪徽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徽学研究中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从徽学研究到中国古文书学研究

随着徽州文书与徽学影响的不断扩大，一些大学与研究者也开始重视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包括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都建立起徽学研究的基地，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也都形成了徽学研究的团队，其中一些大学收购了不少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形成了各自的资料与研究优势。同时，包括贵州清水江地区、浙江石仓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明清契约文书，有关明清契约文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的奠基人——周绍泉先生于2002年因病去世，栾成显先生、张雪慧先生也先后退休，历史研究所的徽学研究面临着很大的考验。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寻求新出路，从而继续保持徽学研究的领先地位，是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工作者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继承老一代研究者的实证研究传统，推进学术资料的数据化，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手段外。2010年，在历史所领导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与简牍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古文书研究班”，成为历史所徽学研究寻求突破的重要尝试。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史学界一些新学科的产生，都与古文书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州文书与徽学也不例外。不过，在中国出土史料与传世文书研究中，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明清档案等的整理与研究比较成熟。形成了一整套整理与研究的标准。而徽学学科形成的时间较短，资料的整理与分类相对混乱。因此，如何吸收简牍与敦煌文书的整理的经验，按照古文书学的标准，对于徽州文书进行科学的整理与研究，是徽学研究实现创新的重要前提。同样，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进步，也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古文书学形成与发展。这也是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