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主化的“中道崩殂”催生出了一个腐败的政治生态。事实证明，俄罗斯的精英们对此难以抗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Tuscan）此前很少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但是在今年五月初，意大利警方在该行政区内所开展的一场执法行动却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这是一场扣押行动，对象是停泊在马里纳-迪卡拉拉港（Marina de Carrara）的谢赫拉莎德号（Scheherazade）。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谢赫拉莎德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艘长459英尺的豪华游艇。其次，美国官员表示，其真正的拥有者（通过中间人层层代持）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价值7亿美元的超级游艇谢赫拉莎德号停靠在马里纳-迪卡拉拉港

除了谢赫拉莎德号（Scheherazade）之外，欧洲各国还扣押了多艘停泊在欧洲港口内的俄国大型豪华游艇。欧洲各国警方针对这些俄国豪华游艇的扣押行动成为了一道最显著的象征，并且极大程度地彰显了西方社会的立场：打击普京及其领导下的核心统治集团，以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入侵。

除此之外，这些豪华游艇也成为了俄罗斯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的一项明证。谢赫拉莎德号的浴室装潢全部采用镀金设计，并且拥有数座直升机停机坪以及一座可以变换成游泳池的室内舞池（这座一体化室内泳/舞池还引出了一道题外之问：普京是否是经典电影《美妙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的粉丝。）。以上种种奢靡之举根本无需赘言，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务员薪水的范畴。

因此，这艘富丽堂皇的豪华游艇其实是一道有力而具体的警醒，令人们回想起了俄罗斯问题专家多年以来的劝诫：不了解俄国的腐败就无法理解普京政权。前者时而创造、时而助长、时而塑造、时而约束着后者。有朝一日，腐败或许会成为普京政权灭亡的根源。

理清这种腐败的细节是一项毕生的工作。但是以下这两项真知灼见可以帮助各位读者了解整体情况。

第一项洞见适用于发生在任何国家的系统性腐败：

1. 系统性腐败从根源上来讲并非个人失德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群体性行为陷阱的问题。

第二项洞见适用于俄罗斯：

2. 俄罗斯陷入此陷阱的原因是因为该国1990年代的民主转型存在缺陷并且最终没有完成。

苏联易帜。

群体性行为陷阱

当一个贪婪的人将公共资源导向私人利益以图牟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认为腐败是一个人道德的丧失。虽然这种说法并非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遗漏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腐败是一种群体性行为。腐败的运作需要多种角色共同参与完成：行贿者、受贿者、资源挪用者、资源转卖者、袖手旁观者以及要求从受贿者那里分得一杯羹的人。

当这种系统性腐败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套与之并行的奖励体系——以及惩罚体系，便会应运而生。

研究腐败问题的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家安娜·佩尔松表示：“系统性腐败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都会被逼上贼船。这种群体性裹挟实际上使得每个个体都难以对抗腐败。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与这样的体系相对抗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与系统性腐败问题并行的人情与贿赂体系，那些拒绝同流合污的人在面对提拔的时候会遭到冷遇，利益会被切断，并且权位会受到排挤。与此同时，擅长腐败的那些人则会步步高升，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们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分配给自己的亲信，并且会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惩罚那些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人。这样的结果造就了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当中：愿意参与这场腐败游戏的人才会获得权力与财富，而那些不愿意参与的人则会被淘汰。

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

腐败“相当于一种劫贫济富的累退税，类似于罗宾汉的对立面。” 佩尔松说道。“所有的资源都被转移到了这个体制的最顶层，而大多数国民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俄罗斯国内的这一套腐败联动机制最显著的证据莫过于那些属于高级官员及其亲信的豪宅和豪华游艇，但是它所造成的危害其实更加深重。它把魔爪伸向了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仅剥夺了普通民众理应享受到的政府服务、将个人财产中饱私囊，而且往往还会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

俄罗斯最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伊凡·格鲁诺夫曾经耗费了数年时间，锲而不舍地报道了莫斯科市政府的腐败问题，并且披露了与裙带交易、资金失踪以及公共服务崩坏相关的证据。2019年，他因莫须有的毒品指控被逮捕，并且遭到了殴打和监禁。

伊凡·格鲁诺夫所遭受到的迫害激发了俄罗斯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猛烈抨击。在一片史无前例的反对声浪当中，伊凡·格鲁诺夫被释放，他的指控也被撤销。虽然伊凡·格鲁诺夫最终逃过了囹圄之灾，但是这起事件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试图打破腐败文化的人将面临丧失安全、自由的危险，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一点民主，但是还不够

为什么俄罗斯的腐败如此严重？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违反直觉的：民主化。

凯利·麦克曼是凯斯西储大学的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家。同时，他也是V-Dem项目（一项针对全球民主政体的类型与稳固性的长期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他表示，这个问题更准确地来讲，是因为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

腐败问题早在苏联时代便已存在。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加盟国以及卫星国的国内言论自由以及结社自由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种爆炸性的自由不仅仅为政治与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犯罪与腐败活动带来了新的机会。

“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并非只能用来做好事，它们也可以用来从事非法活动。” 麦克曼说道。“当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聚到一起商讨对策的时候，人们便会策划腐败活动。”

2000年5月，普京与前总统叶利钦（右）在自己的总统就职典礼上。

如果民主化能够同时带来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及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以调查和起诉犯罪活动，那么情况便不会如此糟糕。“为了让资本主义产生能够正常运行的市场，一个国家还需要建立多种制度。比如说能够提供信贷的银行，以及一个强效的法律体系来保护财产。”麦克曼说道。

爱沙尼亚便遵循了这条道路。苏联垮台之下，爱沙尼亚新一届的民选国会强化了该国的司法体系并且推出了制约行政权力的新措施。该国的腐败行为也因此而得到了遏制。

但是在俄罗斯，虽然政府听从了西方顾问的敦促，尽可能的让政府从经济活动当中退出，从而使自由市场繁荣壮大，但是各种制度与约束却“中道崩殂”。在这种制约缺位的状态之下，多种并行不悖的腐败结构大行其道，使得诚实的政客和企业被排挤出了政府和市场。到了1990年代末期，体制性腐败已经在俄罗斯政府的各个层级蔓延开来。

1999年，随着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地位的式微，精英们开始向他施压，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方式下台。这些精英向叶利钦作出了保证：如果叶利钦能够指定由他们所精心挑选的继任者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家人们便不会遭到非法侵占公款的起诉。

叶利钦最终同意了这项交易。

1999年8月份，叶利钦将这位候选人带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位年轻的前克格勃特工，来自圣彼得堡。他的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