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中国破局

禹闳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唐荣汉。摄影：邓攀

“影响力投资”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它引入了商业上追求财务回报、可持续、影响力等思维，为的是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田甜

编辑|尹一杰

是否有一种投资模式，不用在唯利是图和无偿捐赠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2007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这一新的概念时，“国内的创投圈还没有形成投资门类，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于同一年创办禹闳资本的唐荣汉回忆。

唐荣汉曾担任原国家商业部处长、国家试点期货交易所高管，有着多年资本市场投资和股权投资经验，彼时他正在筹备一家新的投资机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飞速发展，空气、水质、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困扰我们。”唐荣汉说。

禹闳资本成立后定位于“吃饭、吃药、低碳”，也就是农业、食品、医疗、环保等民生领域。

国内做“影响力投资”的机构迄今为数不多，行业公认的不到十家，禹闳是其中之一。在唐荣汉看来，因为“吃饭、吃药、低碳”的定位已经非常接近“影响力投资”的领域——尽管创办禹闳四年后他才头一回听说“影响力投资”这个词，指的是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实现可测量的社会影响的投资。

“影响力投资”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它引入了商业上追求财务回报、可持续、影响力等思维，为的是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

唐荣汉在社会企业与社会价值投资论坛2018年会上公布了禹闳的成绩单：“过去十年，禹闳资本累计投资30个项目，其中16个项目已通过IPO或并购的方式退出，项目投资周期为6.2年，年化净收益率为25.6%。”

“社会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其投资周期也没有比其他领域的投资周期长。”他说。

这个结论多少冲击了人们的认知。

一家成功的社会企业，必须将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且永不漂移，另外，社会价值的实现不能靠牺牲财务回报来获取。做这样的事无疑比纯商业上的成功更具挑战。也因为此，影响力投资比其他投资形式更加需要耐心。

不一样的投资

“先研究社会问题，再定投资主题和社会目标，最后筛选投资标的。”唐荣汉告诉《中国企业家》，这是禹闳的投资策略，与其他VC、PE机构的打法很不一样。

时间回溯到十年前，2007年筹备禹闳时，几名创始合伙人到浙江绍兴大禹陵祭拜。

竹林环绕处有一座古亭，重檐翘角，上书“咸若古亭”四个字。一旁的景点介绍牌上写道，“咸若”出自大禹和大臣对于如何治理九州的一次对话，大意是万物皆能“顺其性，应其时，得其宜”。

做投资就是要顺应大势，切实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应该就能得到它的好处。几名创始合伙人若有所悟，将“顺其性，应其时，得其宜”确定为禹闳的投资理念。

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唐荣汉从两个英国人那里听说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到柬埔寨吴哥窟旅游，两名英国学生在当地做义工。唐荣汉与两名学生交流，了解到他们是英国一家社会企业资助来柬埔寨的，这家社会企业就获得了影响力投资。

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影响力投资”后，这家老牌基金会凭借自身地位和雄厚的社会关系，推动影响力投资向全球辐射。英国是老牌社会企业大国，相应的影响力投资机构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唐荣汉想，禹闳成立以来投的多个项目应该属于“影响力投资”。2012年春节过后，禹闳的第一项工作计划就是确立投资标准。

团队查阅国内外各种相关资料，研究符合哪些具体条件才算“影响力投资”。研究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缺乏统一标准，欧美国家的影响力投资也才刚起步。有的机构将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列为主要指标；有的则认为社会企业公益性强，盈利应当继续投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的分红必须作出限制。

结合中国现实考虑，禹闳决定将社会环境影响纳入投资标准。“我们是实行一票否决，只要这家候选公司存在污染环境或者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即使其他指标再好我们也会pass掉。”唐荣汉说。

另一面，禹闳也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真正以解决社会痛点为使命、有执行力的公司。

浙江绿康医养集团定位于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医养护理，它的使命写着三句话：“为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

绿康创始人卓永岳是一名临床医生。2006年，绿康在杭州成立，是一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非营利组织）。前八年，绿康一共做到了700张床位。看到服务需求量大，卓永岳想在杭州以外的城市扩张。

卓永岳跑了好几个城市，他希望找各地政府合作，没想到都因为“非营利”的身份遭到拒绝。卓永岳开始犹豫，既然连锁扩张不成，是不是可以尝试将杭州的绿康医养院发展成一家综合性医院？

适逢禹闳资本开始布局养老。禹闳团队判断，建国后最大一批婴儿潮群体（1957年至1972年期间出生人口）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他们将成为养老产业的主力消费人群。

禹闳团队走访了三十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区域市场抽样调查，还研究了美国的养老行业。“2012年美国共有4000万60岁以上老人，医养服务全年消费超过2800亿美元；国内60岁以上老人已近2亿人，当时的医养服务市场几乎为零。”唐荣汉说。

禹闳团队还发现2012年仅上海一个城市医养护理床位缺口就达到32000张。基于调研情况，禹闳资本投资总监方巍曾在一篇总结文章中写道：“医养服务是养老服务中最为迫切的刚性需求，且市场整体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失能老人市场是养老产业的刚性需求市场，也是当前养老服务产业的头部市场。”

禹闳通过扫地毯的方式发现了绿康，但绿康当时是一家NGO，不能分红，自然无法吸收投资。

唐荣汉找到卓永岳，表示有意向绿康注资，条件是绿康必须改制为公司。他还建议绿康放弃建综合性医院的想法，专注于原专业方向，自己不建医院，通过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合作的方式，走轻资产、嵌入社区、连锁经营的道路。

这些建议后来写入投资协议中。2014年年初，绿康获得禹闳资本3200万元融资。

爱佑慈善基金会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交流“影响力投资”。来源：被访者供图

基金会探路

基金会是国内开展“影响力投资”的另一支力量。基金会把资金给到一家公司，这个做法自然也很挑战公众的认知，但在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看来，他希望的，是通过“影响力投资”，把更多商业人才“驱赶”进公益领域。

2016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开展影响力投资前，“爱佑益+”项目已经运作了三年，支持了四十多家公益机构。与纯资助不同，爱佑益+是以投资的理念做“孵化”，除了给予资金支持，还帮助受助伙伴提升资源、人才、战略等方面的能力。

爱佑益+是典型的“公益创投”，除了爱佑，南都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公益基金会及个别地方政府也较早地开始公益创投实践。这些资助方面临一个共同的难点：以投资商业的理念去资助一家NGO，但NGO创始人很多是有情怀、但商业能力较为薄弱。

爱佑慈善基金会开始寻找符合其“影响力投资”理念的商业公司，作为“爱佑益+”项目的补充。

灵析是爱佑“影响力投资”的首个项目。灵析的产品是一款大数据在线搜集和管理Sass软件，多项功能专为公益组织而设计开发。灵析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句Slogan：“每个智慧公益背后都有灵析。”

2009年，当时还在媒体工作的易昕到汶川地震灾区当志愿者。当地很多做灾后重建的公益组织还在用人工的方式处理数据，信息量一上来人就手忙脚乱。

易昕萌生一个想法，用技术手段搭建一个信息平台，提供给公益组织使用。2012年，易昕与两位北邮校友一同创办了灵析。

灵析最初的产品形态是个在线志愿者平台，但公益组织对于不知名的新平台并不买单。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后，公益组织需要处理大量的捐赠人和救灾信息，灵析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开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比如向捐赠人发送救灾日报，用普通邮箱发送几万封邮件需要好几天，使用灵析的系统数秒之内便可完成，而且显示是“一对一”发送。

灵析的产品得到很好的使用评价，开始在公益圈内小有名气。经过几次更新迭代，目前灵析有免费版、小微版（1888元/年）、标准版（4999元/年）、专业版（12000元/年），还有年费在10万元以上的定制版。不同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范围和部分高级功能。比如免费版每月能发送1000封邮件，专业版发送邮件的上限是3万封。

爱佑团队从“爱佑益+”资助的伙伴那里了解到他们在使用灵析。很多伙伴反映，灵析价格低，功能针对性强，服务好，比如用户在使用灵析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在线咨询，很快就能得到解答。

爱佑随后将灵析列为候选公司。

“商业投资的方法论已经很成熟，就按照投资机构的标准看项目，除此之外我们重点评估有没有公益属性。”爱佑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向《中国企业家》表示。

当时灵析大约有4000个付费用户，在公益行业中算是小有规模。丛志刚说，他看中灵析是公益属性很强的商业公司。与同为提供大数据管理软件的纯商业公司相比，灵析的优势在于他们了解公益行业和价值观驱动。开发同类产品前，必须花大量时间了解公益组织的业务及客户需求，面向公益组织的产品也不可能收费太高，如果从纯商业的角度看，这笔生意并不划算，很多大公司进入意愿不大。

2016年年初，灵析获得爱佑慈善基金会300万元影响力投资。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灵析共有一万多家付费用户。

很多公益组织使用灵析是从免费版开始，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逐渐更替更高级的版本。看到中小型公益组织付费能力不断提升，易昕感到开心，这意味着公益组织的成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影响力投资的另一家公司水滴是一家网络互助和大病筹款平台。它通过水滴互助、水滴筹这两款公益产品，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获得医疗资金的平台；再借助水滴互助、水滴筹的传播路径和场景分销商业保险和健康体检等收费服务，产生商业模式。2017年11月，水滴公司获得爱佑慈善基金会300万元融资。

当时，水滴互助的用户接近1000万，水滴筹捐款用户接近1700万。一名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家》分析，水滴是资本的宠儿，爱佑投资水滴时，后者对这笔资金需求不大，爱佑更应该投一家比水滴更早期的公司，它投水滴可能是为了将来可以讲一个“影响力投资”的好故事。

2017年8月，水滴公司刚完成1.6亿元A轮融资，腾讯、蓝驰创投联合领投，创新工场、高榕资本、IDG资本、美团点评等机构跟投。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告诉《中国企业家》，爱佑在水滴公司所占股份不到1%。

在沈鹏看来，爱佑投资水滴是“互相成就”。“我们的业务公益性强，但我们不是公益的专业人士。爱佑也邀请我作为爱佑公益创业营（为种子期、初创期的公益创业机构提供创业认知等资助，属于爱佑公益创投项目体系）的创业导师，我很愿意从商业人士的角度分享如何看公益项目的可持续性。”沈鹏说。

现实缺口

2016年，绿康医养集团完成B轮融资，2018年6月，它又获得传统金融资本银泰集团的战略投资。截至目前，绿康旗下的连锁医养机构有15家，床位数约有10000张。扣除医保、养老等福利补贴，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在绿康每月的花费，个人负担部分约为3000~5000元，收费水平属于中等偏下。

“因为社会需求在那里。”唐荣汉说。绿康没有自建医院，多家连锁医院的场地由政府或房地产商免费提供，或象征性地收点房租。

禹闳资本也投过个别项目。看项目时投资人认为它是“影响力投资”的好标的，随着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创始人为外界的利益诱惑，渐渐偏移社会企业目标。沟通无效后，禹闳退出了那个项目。

爱佑慈善基金会自2016年投出影响力投资的首个项目后，其“影响力投资”步履缓慢，截至目前只投了5家公司。丛志刚对《中国企业家》感慨：“在中国做影响力投资，最难的就是好的投资标的太少。”

具体而言，社会企业目前在商界还不是主流，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价值缺少认同，社会企业创始人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融资牺牲社会价值。而NGO转型的社会企业，可能面临商业模式不清晰，可持续性不强。

2018年6月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摸索了八年后，南都公益基金会认为找到了一条自身参与“影响力投资”的最佳道路。

最初南都公益基金会直接资助社会企业，四年下来共支出360万元，支持了24家社会企业。但社会企业应当更多是以企业方式运作，给资助不是好办法。

2015年起，南都基金会开始为社会企业提供无息贷款，该项目只运作了两年。“2015年我们为一家专为NGO提供财税服务的企业工蚁坊提供了50万元无息贷款，工蚁坊需要在三年之内归还。按照法律法规，基金会不能直接贷款给公司，我们和工蚁坊签了捐赠合同，三年后工蚁坊还款也是以捐赠的形式。”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介绍，“但这相当于君子协定，假如对方不还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对投资的专业能力要求是基金会从事影响力投资的另一大挑战。由于行业薪酬标准不同，基金会很难招到投资界人才。

目前从全球来看，“影响力投资”大约占股权投资总规模的5%，最近两三年影响力投资处于快速发展期。据统计，2016年全球“影响力投资”规模为1140亿美元，同比增长25.9%。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好“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政府对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投入不足，资金缺口大。根据统计，到2020年这些领域都是数万亿级别的市场，正好是社会企业用武之地。还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中国特色问题，也需要商业力量来解决。”徐永光说，他期待更多商界人才进入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