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对感性概念的重新审视为契机，从哲学的视界、哲学的致思方式、哲学的立脚点和哲学的使命四个方面清算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从客体的方面对待感性的理论态度，马克思主张从主体的方面重新理解和确定感性，把感性存在从被动的感性（受动）导向主动的感性（活动），实现了哲学视界的创造性转换。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方法和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张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把对感性问题的探讨从纯粹的理论领域导向感性的现实生活领域，实现了哲学致思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通过立足于市民社会之上的高位阶界面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缺乏一种历史的视野和维度，马克思发现了哲学的立脚点在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从静态感性的角度仅仅知道解释世界这一理论缺憾，马克思发现了哲学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感性；实践；历史

作者简介：刘建江，男，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贺新元，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和“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2]26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宣言。在这篇短短千余字的手稿中，马克思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并奠定了其新哲学的思想基调。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要义，以及马克思新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超越，离不开对《提纲》的仔细考察。而这一考察又必须以对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使用的核心概念的细致甄别为前提。以“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3]169自诩的费尔巴哈哲学对感性的推崇，曾经给予马克思重要启发。但由于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对感性理解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得不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重新审视感性。以对感性的重新审视为契机，马克思从根本上清算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这一清算和批判也使马克思新哲学得以和费尔巴哈哲学根本区分开来。基于此，本文拟立足于《提纲》文本，力图以感性概念为切入点，阐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从哲学的视界、哲学的致思方式、哲学的立脚点和哲学的使命这四个方面出发，揭示马克思感性概念的哲学革命意蕴。

一、从感性客体到感性主体：哲学视界的创造性转换

作为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原则，感性在费尔巴哈那里蕴含“最高深的真理”[3]168。在费尔巴哈看来，真理性、现实性和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3]166。如果说一个对象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那么它的存在之确证就不能通过思维本身，而必须通过感性和感觉来完成，仅仅通过思维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一确证的。这是因为，同现实共存或与现实同一的对象是感性，而与思维共存或与思维同一的对象只是思想[3]166。简言之，在费尔巴哈哲学视阈中，感性作为一种存在论原则，意指一种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这种感性一方面指向感性的自然界，另一方面指向感性的人。

马克思认为，把感性作为一种存在论原则，并把它视作一种进攻利器用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贡献。同时，他也看到费尔巴哈哲学对感性理解的局限性，以及费尔巴哈哲学自身的理论缺憾。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感性的理解仅仅是从一种客体的视角来进行的，他以感性为武器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也只是发现了“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499；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缺憾就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4]499，而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不是把它们理解为主体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也就是说，在对存在问题的理解上，与黑格尔把存在理解为理性存在不同，费尔巴哈把存在理解为感性存在，把存在从抽象的理性领域导向现实的感性领域；而与费尔巴哈从客体的方面来理解感性存在不同，马克思则从主体的方面来理解感性存在，把感性存在从被动的感性（受动）导向主动的感性（活动）。从感性客体到感性主体，从感性受动到感性活动，马克思理解感性的视角发生了根本转换。马克思这一哲学视界的创造性转换，也从以下两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待感性的理论态度。

其一，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感性自然界的理解。费尔巴哈认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3]115。也就是说，感性存在的本质就是感性自然的本质。从客体的方面出发，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感性自然界是一种与人无涉的、没有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一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4]530的纯粹自然界。这种纯粹自然界由于没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因而也不会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马克思批判指出，由于从未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4]530，费尔巴哈对于感性自然的理解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将感性自然界理解为一种历史的人化的自然，人为地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内在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从客体的方面对待感性自然界的理论态度的另一弊病在于，没有看到感性自然界自身的（历史）能动性和活动性，而将其视为一种静止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感性存在。

其二，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的人的理解。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本质，在高扬人的本质的同时，展开了对人的重新诠释。以感性原则为基础，通过对宗教和理性的批判，费尔巴哈把人从宗教和理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并主张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来理解人（或者说把感性的人作为一种真正的人来进行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谓的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来理解人，其实是一种从客体的视角出发，将感性的人理解为一种实际的、有限的、受动性的存在。这一做法把感性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深深地掩蔽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由于把人只是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的人”只是一种抽象的“人”，只是一种“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4]530，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4]528。在《提纲》第七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费尔巴哈根本无法看到他所谓的“感性的人”（其实质是“抽象的个人”，亦即被他直观到的“个人”）就其本质而言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501；他也根本无法体悟到他所谓的“感性的人”，不是作为历史运动的起点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历史运动的结果而出现的。

二、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哲学致思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与哲学视界的创造性转换相一致，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直观的方法，进而把对感性的理解和阐发从感性直观、感性对象导向了感性活动，从而在哲学的致思方式上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超越。与费尔巴哈所遵循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主张一种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的实践的思维方式。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超离了思辨的哲学基地，突破了纯粹思辨的观念的理论领域而面向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实践领域，强调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对于人的自我生成和人把握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也经常大谈特谈“感性”和“实践”。如果说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对感性的根本理解，以感性活动来规定实践的本质内涵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超越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根本之处，那么，这种超越体现在何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否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

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理论的活动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真正人的活动”[4]449。费尔巴哈推崇理论活动而贬低实践，他认为理论的直观是高于世俗的、卑污的自私自利的实践的。他指出，与理论的直观相比，实践的直观是一种“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5]235。他还指出，如果人仅仅以实践的立场来观察世界，那就会“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5]145。而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一种“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4]358，是一种感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活动。联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中对感性的经济现实的关注，以及马克思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工业的感性现实力量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的作为感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活动的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对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革命的、批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理论态度，是根本无法理解实践作为一种感性活动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虽然费尔巴哈把实践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但是他根本不能理解也无法捕捉到这种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马克思所说的对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革命活动和批判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活动，正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联系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解放意味着“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6]）和《家族》（马克思指出，犹太精神“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4]308）中的相关论述，就可以清楚明晰地看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活动是实践的本真意涵，但是它不能够被抽象地理解和运用。对于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的说明，应该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进行，应该具体阐明人的感性活动的经济属性，揭示出人的感性的经济活动和工商业实践作为感性活动和实践的核心内涵，并且阐明这种感性的经济活动和工商业实践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此外，我们知道，“类”本质理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王牌，马克思一度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较大。但是，囿于感性直观的理论态度，以及不懂得感性活动对于人的生成意义，费尔巴哈只是抛开感性的现实和感性的历史而设定一种永恒不变的独立的“宗教感情”[4]501和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4]501。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人的本质是一种“类”本质，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501。他这种把感性的人的本质归结为“类”本质，实质上就是把感性的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个体，并且将感性的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抽象的自然关系。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由于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性，不懂得人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感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历史关系，费尔巴哈所谓的作为个体的人，不是奠基于感性的人的社会历史性之上的，而是完全“撇开历史的进程”[4]501得到的。他这种所谓的作为个体的人，也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个体。囿于感性直观的方法，费尔巴哈把对感性的人的本质的考察仅仅局限在理论领域中，而没有真正触及感性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问题。费尔巴哈把感性的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类”本质，归结为一种抽象的自然关系。但是，他不知道，将这种抽象的“类”本质和抽象的自然关系作为感性的人的一种自然本质，并不能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真正表明人的本质，表明人同动物相区别的特殊本质的是人的社会本质。这种社会本质，是感性的人在其感性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历史关系的总和，它奠基于人的感性活动之上。

三、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哲学立脚点的重新发现

哲学的立脚点问题是一个关涉“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7]。在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对于感性的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之后，马克思在《提纲》第九条中更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哲学所谓的对感性的人的本质的直观，也只能是一种“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4]502。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而是理解为感性直观，费尔巴哈所直观到的只是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自私自利性以及事物的有利可图性。这种对市民社会的感性直观，就是市民社会自身本质属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抽象的个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狭隘性的存在，它还受到狭隘的私有财产关系的束缚。如果结合马克思在《问题》中对感性的人的解放问题的阐述以及在《手稿》中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的阐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感性活动，所以他仅仅把他眼前所感性直观到的东西看作感性对象，而不知道使他眼前的东西成为感性对象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由来，更不知道他眼前所感性直观到的东西对人的呈现方式的历史变化以及这种呈现方式在感性的人的历史活动中将“向何处去”的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不同，其新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50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对置面上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概念，并不表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这一核心问题域（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忽视和扬弃，而是表明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更高的哲学要求（市民社会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人类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并不是天然绝对对立的。人类社会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因而它蕴含了市民社会的一切积极的要素，并且扬弃了其全部消极的要素。如果完全撇开市民社会，我们也无法真正把握人类社会的本真意涵。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立脚点的批判也正是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高位阶的界面上来进行的。

立足于市民社会这一立脚点，囿于感性直观的方法，费尔巴哈哲学所谓的感性直观无法真正洞悉感性的人以及市民社会的真正本质。正是这一哲学立脚点的羁绊，束缚了费尔巴哈对感性的人的本质和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哲学把市民社会当作立脚点不同，马克思新哲学把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当作立脚点。作为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试图揭示感性的人的本质，但是囿于感性直观的方法和市民社会这一立脚点的限制，他不仅没能深刻地揭示出人的真正本质，反而将其深深地遮蔽了。究其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所直观到的人，是感性地存在于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人，这种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独立性、个体性、私人性和自私自利性）是由现代市民社会所塑造的。如果仅仅从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和概括人的本质，这无疑失之偏颇。在马克思看来，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一种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是一种世俗存在物；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状态中，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4]3。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范围内来谈论人的（抽象）本质，并企图用一种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的本质来涵盖和统摄真正人的本质的这一做法，无疑是狭隘的。

正像恩格斯批判庸俗的人们把唯物主义狭隘地理解和阐释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2]286一样，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基于市民社会的立场把实践狭隘地理解和阐释为一种卑污的犹太人的经商牟利活动。以市民社会中人的独立性、个体性、私人性和自私自利性为出发点，费尔巴哈认为实践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并对实践采取消极的态度。对此，马克思明确批判道，对于实践的理解，费尔巴哈是并且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4]499来进行的。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实践，除了可以从实践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来进行理解之外，还可以从实践的其他表现形式来进行理解。而这种从实践的其他表现形式来展开对实践的理解，就必须超越市民社会的立场，超越特定的社会状态来进行。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的狭隘理解就体现在，他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范围内把实践仅仅理解和确定为一种在特殊社会状态中的特定表现形式（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并把实践仅仅理解和确定为特定的人（犹太人）所进行的一种特定的活动（经商牟利）。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实践的本质的理解和确定不应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进行；相反，市民社会自身所固有的这种独立的、私人的和自私自利的本质却是由（某一特定社会状态下的）实践的特殊形式和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对实践本质的理解和确定只是在市民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阶段来进行的，他所谓的实践的表现形式也只是实践在市民社会之中的表现形式。受市民社会立场的束缚，费尔巴哈所谓的实践只是一种异化了的实践（或者说实践的异化），而不是真正的实践（或者说实践的本真状态）。基于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指明要超越市民社会的立场，要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高位阶的界面上来理解和确定实践的本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之上将感性活动规定为实践的本真意涵，并不表明马克思只是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来谈论实践，也并不表明马克思所谓的实践（如思辨的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所说的那种在感性的历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实践（从根本上而言，即经济实践和感性的工商业活动），与费尔巴哈囿于市民社会的立场所理解的实践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异化了的实践（或实践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费尔巴哈所谓的实践是指的一种经济实践（经商牟利活动），他对实践本质的理解也同马克思对实践本质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距离。因为费尔巴哈不懂得市民社会和这种经济实践的历史由来，也不懂得市民社会和这种经济实践在感性的历史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言以蔽之，由于立脚点的不同，以及缺乏历史的维度和历史的视野，费尔巴哈对实践本质的理解无法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费尔巴哈哲学也无法达到马克思新哲学的高度。

四、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哲学使命的历史性转变

在揭示了其新哲学的立脚点之后，马克思明确表明了他的新哲学的根本旨趣，即改变世界。马克思意在以“改变世界”为哲学的感性宣言，强调其新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异质性。基于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并把感性活动理解为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或者说工商业实践），马克思所说的对世界的改变（或者说对世界的变革）和批判，就不单单是指一种理论的改变（或者说理论层面上的变革）和批判，以及政治的改变（或者说政治层面上的变革）和批判，更是指一种更为根本和基础的关于社会经济的改变（或者说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变革）和批判。因为这种改变和批判（就是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所说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4]499）把实际的斗争作为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8]66。

需要指明的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以及对感性活动的强调，并不表明马克思在感性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只强调感性的人要改变世界，而不要观察和认识世界。那种认为马克思只强调改变世界，只强调直接的革命行动，而不强调观察、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其实是对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旨趣的一种曲解和误读。

事实上，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或者说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问题上，《提纲》最后一条所表明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要从外部对其进行思考，也不是要“从道德上来判断世界或者从科学上来解释世界，而是指社会认识本身，是指主体通过认识社会而改变客体的活动”[9]，它强调的是感性活动的革命性。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不应当跳出感性的社会和感性的世界之外来对其进行认识，并对其进行外部反思，而应当深深扎根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感性的社会和感性的世界，并从我们的感性活动出发，来对其进行充分的观察、认识和分析。这种认识是对感性的社会和感性的世界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对感性的社会和感性的世界的认识不是要建构一种哲学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而是要为人的感性实践，以及变革现实世界服务的。同时，《提纲》最后一条还表明，改变世界的活动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行动，而是同时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世界解释的批判”[10]。它强调的是感性活动的批判性，强调的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8]64。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一切旧哲学（即一种实际的理论、体系和实际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即一种实际的政治和实际的政治的意识）的批判，以及对政治经济学（即一种实际的经济和实际的经济的意识）的批判，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在其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他既倡导一种革命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批判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观念、思想和体系）。

通过对《提纲》的文献学考证，有学者指出，在《提纲》的原始稿本中，马克思在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之间画了一条线，把第十一条和前面的十条分开，“似乎以此来强调这最重要的一条提纲具有总结的性质”[11]。事实上，纵观整部《提纲》手稿，马克思在最后一条中写下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02确实是对整个《提纲》思想的凝练、总括和升华，并以此来表明其新哲学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此并不是批判旧哲学所发挥的解释（其中也包括批判）世界的功能，而是在批判旧哲学只知道从理论的层面、仅仅“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其中也包括批判）世界，并且仅仅停留于从理论的层面解释世界的阶段，而从来都没有真正从现实的层面思及改变世界的问题。

同时，也有学者以马克思根本不打算发表《提纲》这部手稿为由，认为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包括最后一条）只是其一时兴起和心血来潮所写下的，并不能表明他的真实洞见。事实上，如果结合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表明的其新哲学的历史使命（即改变世界），并不是其一时兴起和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其长期哲学探索的结果。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哲学是介入现实的实践力量，哲学的实现不应在“世界的哲学化”（即解释世界）中完成，而应在“哲学的世界化”（即改变世界）中完成。在《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时也曾明确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4]231-232。他明确区分了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异质性，以表明对一种异化的社会状态和异化的世界的真正改变无法在思想观念中完成，而只能依靠感性的人的活动在现实实践中完成。在《家族》中，马克思认为，要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就不能仅仅依靠思想，因为思想本身根本无法僭越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本身所能僭越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4]320。仅仅依靠思想而忽略“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来改变世界的这一企图，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思想要得到实现，离不开“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对感性世界的改变仅仅停留于解释的层面，那么这种（思想）改变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只有把对感性世界的改变真正诉诸“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感性活动，感性世界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因为感性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11）。就算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人的解放问题时也曾明确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4]527，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527。所以说，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表明的其新哲学的历史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并不是一种突发奇想，而是其前期哲学探索的结果，也与其前后阶段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感性活动的概念，以表明其对感性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点从根本上清算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与费尔巴哈从客体的视角和方面对待感性的理论态度不同，马克思从主体的视角和方面来理解和确定感性，把感性存在从被动的感性（受动）导向主动的感性（活动），实现了哲学视界的创造性转换。与费尔巴哈拘执于感性直观的方法和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采用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实践和感性的人的本质的狭隘理解，使对感性问题的探讨突破了纯粹的理论领域而面向感性的现实生活领域，实现了哲学致思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费尔巴哈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立场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其新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在这一高位阶的界面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缺乏一种历史的视野和维度。与费尔巴哈哲学和一切旧哲学仅仅知道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明确表明其新哲学的根本旨趣和历史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弥合哲学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并以感性活动为基点将哲学与现实根本关联起来。

（本文节选自2022年第3期，图片来自百度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