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年仅34岁的陆徵祥被任命为大清驻沙皇俄国公使团的参赞，成为晚清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之一。刚受朝廷提拔的陆徵祥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既不是向北京上书感恩，也不是拜谢公使举荐，而是召集公使团内极为年轻的外交官一道剪了辫子。同一年，陆徵祥被派往海牙，出任驻荷兰公使。临行前，时任驻俄公使、顶着三品顶戴花翎的胡惟德善意提醒陆徵祥准备一条假辫子，以免接待国内大员来访时，会出现场面尴尬的情况。

在海牙待了两年多后，陆徵祥奉调回国。晚年回忆那年回国经历时，他曾讲过一段“插曲”：并没有直接到京师外务部报道，而是先去天津暂居，原因是“待头发留长再进京”。结果，在多方斡旋及其本人争取下，陆徵祥被允许可以不留辫子而到外务部报到。然而，之后拜见摄政王载沣时，他仍需拖着一根假辫子。

奇异而矛盾的群体

在谨慎履职中认知到世界的真正潮流

后人重读陆徵祥的这段回忆，或多或少会感到些许诧异。身为大清驻外高官，青年外交官陆徵祥却敢“大逆不道”地剪了辫子。1907年回国后，还可以继续在外务部正常当差。而就在这一年夏天，清廷刚铁腕镇压了“安庆起义”，处决了徐锡麟与秋瑾。

在那段微妙的历史情境中，晚清外交官似乎成为了一个非常奇异而矛盾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放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中国传统官场；一方面趋向维新乃至革命，另一方面则仍不得不为这个行将就木的皇朝效力。而在清廷的整个权力格局中，尤其是庚子国难后，外交官群体已自成体系，渐渐形成一套自我运行的政治规则与身份认同，以至于可以默许“剪辫子”之类行为的出现。

在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者并不算少，但大多聚焦于制度变迁、国际关系演进，却鲜有人专门聚焦于晚清外交官群体本身，探究如陆徵祥这样的个体究竟是如何培养、成长为职业外交官并担负起近代中国外交重任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则让今人终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个“奇异而矛盾”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走向。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向来只有“天下”概念与“华夷之辨”，而无所谓“外交”，绵延千年的朝贡体系便是最直接的体现。直至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近代国际社会。而无“外交”，也就不会有“外交官”。

尽管已经见识过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但在当时清廷的认知中，除了代表天子去册封、赏赐又或是怀柔远人的钦差大臣外，遣使外国往往是表达“恭顺”之意，至少暗示了双方地位之平等。因此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派使常驻外邦。于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是单方面派遣外交官驻华，而清廷则可以“自我催眠”般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招牌下，将其解释为各国对天朝上国的“恭顺”表现。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郭嵩焘正式出任驻英公使，才算结束了这种奇怪的外交局面。借用中国外交史研究学者梁伯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在形式上可说是加入了近代国际社会。”

尽管形式上加入了近代国际社会，但李文杰书中通过对史实细节的详细考证提醒读者，应意识到晚清外交官与他们外国同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晚清驻外公使的全称为“大清钦差出使大臣”，而西方所派公使全称则是“特命全权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后者属于对外代表国家主权而全权行使外交职权，而前者本质上仍只属于一任三年为期的临时性差事而已。换言之，清朝的驻外“公使”们并未被授予“全权”，也非实官，“在外一切事宜，须与总理衙门协商，请旨办理”。所谓“一切事宜”则是无所不包，公使们稍不留心便会惹上麻烦。

在此背景下，真正有志于外交的晚清外交官们不得不谨慎履职，尽管长期的旅外生涯能让他们认知到世界发展的真正潮流。1893年，23岁刚从同文馆毕业的陆徵祥被派往大清驻俄公使团。他曾经如此回忆时任公使许景澄的教导：“许先生教我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七年后，这位当时中国最资深的外交官在社稷存亡之时，最终还是打破缄默，冒死反对“请攻使馆”的提议，痛陈：“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结果，却被盛怒的慈禧太后问罪处决。临刑前，他依旧在履行一位“外交官”的职责，希望有识之士应尽早准备与列强议和时的外交方案，留下了“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的遗言。

难以摆脱的悲剧感

徒劳地尽着其保卫国家利益的职责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准确而敏锐地将晚清从事“外交”事务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理衙门大臣以及章京，一类则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前者大多都是科举正途出身，无论是自我认同又或是实际身份皆与传统士大夫无异， “他们的日常工作、职业生涯，与京中同僚并无异质差别，并非自成体系”。后者即驻外公使及其下属则往往出自纳捐等异途，由地方大员保举上位，却多思想变通、开放，常善于仕事。

庚子之前，独立的职业外交官培养体系并未在中国出现。庚子之后，大清江山千疮百孔，朝廷煞有介事地推行“新政”，改革官制自然是首要任务，而总理衙门终于变成了外务部。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进一步提出：“仿照各国遣使通例”以建立真正的职业外交官体系。之后数年间，大清外务部终于把出使大臣变为实官，授予其更多权限并允许公使在三年任期之后继续留任，希望“俾终生为外交一途，以尽其才”。

外务部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如陆徵祥这样青壮年外交官在外自行其是的机会与勇气，也使外交官群体自成体系成为可能，更让他们能长期免于国内政治掣肘与纷争。民国创建后，陆徵祥曾回国担任过外务总长、内阁总理，却始终难以适应国内官场，“因长年驻外，我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我只能让我的同事们去解决。”最终，他决定尽其所能置身于这些国内事务之外。

在渐成雏形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由于不同的经历、年龄以及背景，个体间的差异很大。既有激情的改革拥护者，亦有守旧者。例如1908年尚为留学生的顾维钧在游历伦敦时，便见到了时任驻英公使、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汪大燮。这位会试不第的晚清举人就依旧乐于以传统士大夫的形象示人。在青年顾维钧印象里，“当时所有中国外交代表，特别是学者派头的，都穿着中式服装，看起来很显眼。汪接见我时，穿着华丽的官服。”在清末的公使群体中，如汪大燮这类“不新不旧”者并不少。不过，即便在异国他乡坚持身披蟒袍，但这些外交官已不再排斥各类新知，转而以拥抱的态度面对之。又如顾维钧在感慨汪大燮仍坚持穿华丽官服的同时，也发现他同样在坚持学习英语。

通过李文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清末民初的政局中，借助一批职业外交官的努力形成了一套不再依附科举制度，也独立于混乱文官体制的外交官培养体系。而这个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民国建立后，外交部“名曰新造，实为继承”，如胡惟德、陆徵祥这批职业外交官成为民国初期外交的主角，并明确提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外交，决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这也就给了顾维钧这样的后起之秀有了发挥才华的外交舞台。

数十年后，顾维钧甚至非常怀念民国初年这段属于外交官的“黄金年代”，认为清末至北洋时代，中国这批职业外交官尤其是驻外公使的政治地位极高。驻大国列强公使往往与外交总长平级，政府对外决策也非常看重公使们的意见。南京政府成立后，职业外交官们的地位反而开始下降，顾维钧不由得感叹：以后的外交官已沦为“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然而，无论个人才能如何出众，晚清以来的中国外交官群体似乎总难以摆脱一种近乎宿命的悲剧感。晚年出家成为天主教修士的陆徵祥对这种“悲剧感”有过自己的描述：外交官们“徒劳地尽着其保卫国家利益的职责：既无任何军事力量，也没有像样的行政机构来支持其修正那些不断加剧的单方面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促使中国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沙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