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诸篇的分析和论述，我们知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依然存在剥削阶级、存在剥削。在本篇中，笔者将集中分析中国现价段社会为什么会存在剥削和剥削阶级？怎样正确看待现阶段的资本和剥削？以及为什么要节制资本和怎样才能有效节制资本的问题。

第十七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剥削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社会为什么存在阶级、存在剥削？

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通过土地革命，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私有经济基本归于消失。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确已经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而呈现出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和谐社会结构。所以，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并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要求。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经济基础中，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我国私营经济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数据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没有私营企业，10年后的1988 年私营企业只有4.06万户，至30年后的2018年，私营企业已达3474.2万户，增加了12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中，私营企业的数量占比由2008年的57.7%升至2019年的64.9%，已占我国工业企业近三分之二；2019年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8.28万亿元，占工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由2008年的17.59%提升至2019年的23.45%；2019年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34.62万亿元，其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由2008年的26.3%提升至2019年的32.73%；2019年私营工业企业利润达1.82万亿元，其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由2008年的27.16%提升至2019年的29.33%。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内的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之一，2017年，非公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已达到33.57%；非公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2019年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已达40524.4万人，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由1995年的3.34%提升至2019年的52.31%，增加了近50个百分点[1]。数据表明，非公经济正在为资产阶级的新生打下经济基础。

非公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可以存在并获得大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笔者在前面发布的第二篇中专门论述了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因而还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在整个初级阶段）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小经济的经济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以期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是我们党在新中国建国30年后进行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还要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非公经济的根本原因。第二是政策鼓励和支持的结果。非公经济获得大发展主要在于得到了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改变了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由不允许存在到鼓励支持其发展。继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内的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后，国家于200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颁布《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促使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获得巨大发展。

如前所述，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的大发展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许可与支持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政治环境，新生资产阶级的形成就成为自然和必然。当今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孕育和正在孕育出更加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对于这一事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了。正如有学者指出“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一般经济构成条件是：拥有资本（生产资料、生产场所、设备、资金等）；有一定规模的雇佣工人；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从这些基本经济条件来看，我国私营企业主当属资产阶级或资本家无疑”[2]。

第二节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归属

关于私营经济的属性，私营企业主的归属，以及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既是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是十分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些人往往躲着走，不去正面回答。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事关政策和制度制定的大局，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

一、现阶段私营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属性

这是因为：第一，私营经济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雇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在私营经济中的不同经济地位，决定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着雇佣和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第二，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来看，雇主是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者和总指挥，雇工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服从于雇主的意志，并在雇主的监督下进行劳动；第三，从分配上看，雇主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这就构成了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3]。

二、正确看待现阶段的剥削

首先，不能否认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剥削。我国目前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都是私有制经济。其中，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它们处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环境中，但是并不能改变它们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本质。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最鲜明和核心的本质，就是对劳动的剥削。

其次，不能宣扬“剥削有功论”和“无剥削论”。如果宣扬和肯定这些观点，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会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进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搞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本身，都失去了原有的理论支持，成为多余的不应有的事情了[4]。

三、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的归属

确切地说，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归属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或称为资本家阶级。

在当今中国，私营经济有一个独有的特征，那就是相当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国家干部和公有制经济单位。有数据显示，“1995年以后，来自机关单位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办事人员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分别为4.6%、24.6%、7.9%, 合计占比达到37.l%。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开业的私营企业主中，来自村干部、各级国家干部和内资企业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17.1%和28.9%,合计为46%,较之1995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原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长期接受党的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有本质区别”[5]。笔者不赞同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出身于国家干部和公有企事业的私营业主与西方资本家的生长环境确有区别，其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与西方资本家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同样是“人格化的资本”，同样以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赚取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就是资本家，与西方资本家并无本质区别和利益上的不同。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生成的新一代资本家。上述的这位学者还认为，非公经济通过捐赠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价值，由此认定非公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所有的属性”，并且他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极好帮手”[6]，这种为非公经济曲意辩解的观点既荒唐又没有必要。与私营企业主榨取的剩余价值相比较，他们对社会的那点捐赠又有几多价值？更何谈什么“社会属性”？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私有制代表、私人资本家、新生的剥削阶级。他们之所以存在，就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的剥削关系的制造者，怎么可能成为共同富裕的“极好帮手”呢？其实，当今中国的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它当然带有出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痕迹, 但是这些痕迹无法改变它们的剥削本质，又有什么必要百般遮掩呢。

第三节 正确看待私营经济的两重性

首先，要认识私营经济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总体上生产力水平不高，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私营经济的性质又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在我国私营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负面作用。一方面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一起，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提供就业、缴纳税收、增加产品供给、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对工人存在剥削，生产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因而它又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相矛盾的[7]。

其次，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也应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矛盾，所以我们不能听任它盲目地自由发展，而要加以引导，引导它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和谐包容地共同发展[8]。

其三，要摆正私营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位置。我们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和支持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经济的发展，但这是有前提和限度的。这个前提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个限度就是私营经济应当始终处于补充地位，决不能成为主体，也不能同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这是涉及我国社会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其四，要引导和节制资本。要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一是要修改劳动法，将惩治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条款细化，使之可以操作；二是要由国家建立监察制度与监察机构，严惩违反劳动法和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切实实现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劳动者层面的落地；三是要改革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在实行个人资产和收入社会化登记的基础上，将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富、资本所得和个人收入切实纳入税收制度和累进税制度，严惩偷税漏税行为；四是要加强对资本经营的监管，将各色资本的经营纳入监管范围，切实防止和抑制资本以创新为名的肆意扩张和垄断。

第十四篇至第十六篇结论：

1、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是分析社会结构的根本方法。

对于现代社会结构来说，马克思阶级分析法没有过时。西方社会学阶层划分方法也是分析社会结构的一种方法。但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法是分析社会结构的第一层级的统领性分析方法，社会学的阶层划分法是第二层级的从属性方法。虽然社会学分层法也采用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一些标准，但在本质上，分层法的根子是阶级调和论，企图否定马克思阶级分析法，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我国在引用西方社会学分层法的时候，必须看清这一点。

2、现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结构。

事实与数据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极少数富人居于社会顶端，而占有多数人口比例的穷人在社会结构的底层。这是因为其社会财富结构呈现为极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而多数人占有极少数财富的“倒金字塔型”不平等结构。西方社会学通过偷换阶层划分标准的办法所营造出来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社会”，只是一种美丽的泡影，是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

3、现阶段中国社会财富结构也不是“橄榄型”，而是“金

字塔型”。

数据表明，近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已经迅速地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变为一个贫富差距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社会。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社会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共同富裕”和“劳动者优先”，而不是什么“橄榄型社会”。当务之急是纠正国民收入分配中“重资本轻劳动”的倾向，放弃“唯GDP”增长方式，努力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劳动者的倾斜，切实使劳动者人人享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4、“中产阶级”是一个模糊阶级界限的不科学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阶级分析法，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称为中产阶级的只有中小企业主。那些被西方学者称为“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事业高级管理人员，是资本分化后产生的资产阶级内部一个新生的特殊阶层；那些由企事业中低级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构成的“白领阶层”，也不是“新中产阶级”，他们是劳动者阶级内部一个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劳动者阶层。

5、我国学者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错误地混淆了“中产阶级”和“中间收入群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混乱。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中，大型私营企业主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私营企事业的经理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从属于资本，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而私营企事业的中低级管理人员、职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员都归属于劳动者阶层。只有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由于不能科学把握分类标准和界限，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社会中所谓“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估计难以为信。

6、中国现阶段社会存在资本，存在剥削，存在新生的资产阶级。

我国目前私人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它们处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环境中，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它们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资本主义经济最鲜明和核心的本质就是对劳动的剥削。现阶段我国社会存在剥削是无需回避的事实。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符合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能只讲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更不能歌颂“剥削有功论”。对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政策不能仅有鼓励和支持，还要有引导和限制，要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要将其始终限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决不能成为主体。这是涉及我国社会性质的原则性问题，不能含糊。

[1]王珍珍、周丽梅、张建威“中国共产党百年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陈”，《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22 期。

[2]邹东涛《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3] 齐桂珍《中国所有制理论博弈与演变》，知识产权岀版社，2015年。

[4]卫兴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5]董大伟《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公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6]同注12。

[7]周新城“关于私营经济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 年第7 期。

[8]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