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苏格拉底

【点亮·专访】栏目致力于挖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科学研究背后的故事，探访他们求学治学生涯的心路历程，以此点亮和陪伴更多尚处在漫漫求索中的、年轻而孤独的灵魂。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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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任剑涛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记者：李广文，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嘉宾

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博导。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出版著作20部，发表专业论文与社会文化评论300余篇。曾任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曾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特殊津贴、全国霍英东教育基金教师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山大学第二届十大优秀教师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4年入选国家重大人才计划。

您认为政治学话语的个性特征是什么？在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政治学话语的个性特征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大概有三重指向。一是政治学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所呈现出来的学科特征。二是政治学学者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言说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三是中国政治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学所体现出的本土化色彩。这三个特征的指向之间有着重大差别：在主体上，从学者个体到学术共同体，再到整个现代社会科学所言说的主权国家，呈明显的扩大趋势。所谓个性，必须看从哪个主体角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三者也可能统合起来。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学术共同体非常成熟，其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标准得到一致认可。学者个人，致力于在知识共同体中追求个性化表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三重意义上的政治学话语的个性特征，很难合宜地凸现出来。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国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还不成熟，很多重大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让不同社会群体很难建立成员们都认同的规则体系。

今天整个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共同体，大家都在自说自话，没有共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政治学研究小群体标准，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没有凸显一个不同小群体都认可的主流标准。因此，不同的小型研究群体，都遵循着不同的评价原则，使得政治学者认可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明显偏差。不过，从总体上讲，国内政治学者也有大致遵循的权力准则。为何国内学界一直秉持着这类相当单一的评价标准？关键还是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太大。每个学者其实都想追求自己的学术个性，不仅是个性化的问题、个性化的话语、个性化的标准，乃至于个性化的表述。前者是就学术整体特征来讲的，后者是就学术表达的方式来讲的。但权力对学术个性心怀警觉，学术界对此也没有形成一种宽容的态度。因此学术的评价标准就趋向权力雷同的一端。杂乱的学术评价，也不是完全缺乏统一标准，在学术的审美标准上，倒是存在一种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即“深入浅出修辞术的全面胜利”。人们都觉得你要表述某一观点，有个性当然没有问题，但你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某些名词概念？不用通俗到妇孺皆知的日常表述？最近我看到有人在一篇文章中解说梁簌溟先生的观点，认同所谓“有思想的人名词少，没思想的人名词多”。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名词概念的使用，完全依赖学者研究的需要。单纯排斥名词概念，分明是在泯灭学者们追求表述个性的尝试。学术研究的评价与鉴赏标准，切忌单一化。

要知道，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表述是通俗易懂的吗？是老少皆宜、深入浅出的吗？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敢于要求黑格尔或康德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知道，《纯粹理性批判》的中文译本都有5、6个版本了，这在汉语学界是极少出现的，这就是因为这本作为现代哲学标志性著作的分量在那里。你试图理解现代哲学，不管它多么晦涩，你也得硬着头皮去啃。不顾学术特点地一味要求通俗，是严重降低知识门槛的说辞。事实上，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门槛。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是，国内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有时候随意涉足政治学领域，不加掩饰地大谈特谈国家问题。他们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社会科学界不懂“科学”是理所当然的，而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却缺少必要的谦恭，表现得信心满满，因此随意评判各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这在学术界已经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说到底，从学者个体、学术共同体到国家来讲，现在总体上处在一种被动局面，学者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学术个性，社会则几乎以单一标准衡量社科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只好认取一种审美的趋同诉求，要么是政治权力提供这种诉求，要么是学术权力、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术权力供给这种诉求。

虽说学科之间不应该有壁垒，但知识门槛至少应该是有的。在既定的学科范畴内，政治学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要允许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风格和个性化的学术研究选题，不应该追求整齐划一。更重要的是，政治学者需要意识到，这个学科首先是要研究国家和公共权力议题的，它跟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是不一样的。但即使在政治学者中，也早就出现了放弃关于国家和权力等核心话题研究的现象。与之相对应，公共管理学界也出现了努力向管理科学领域靠拢的趋势，强调所谓的“科学化”命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也就丧失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学术特质。

在发达国家中，为什么有一个政治学共同体呢？虽然人们的见解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峙。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治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一点也不弱于国内。但是，美国政治学界似乎秉持一个基本共识：政治学界有没有研究真问题？这个研究有没有真实的知识贡献？这个知识贡献是不是在知识的进步上有推进作用？某项研究是不是尝试新的范式，是否有挑战传统的范式？研究者心里那杆秤好像差不多都可以权衡出来。总之，在这些方面，美国政治学界都有一些基本的评价标准。这自然与美国的政治学共同体建设有密切关系。美国政治学界的年度聚会，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政治学协会(association)所举办的年会活动，这种年会新老聚集，主体是新生代的博士生群体，便于他们求职。二是政治学会(academy)的学术聚集，主要讨论学术问题。在我们国内政治学共同体内，就协会意义上来说，基本变成了院系主任的联欢会；对学会意义上来说，基本上就是分圈子，大家各自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特点就更为明显。这往往造成缺少一个稳固的、按照学科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来组织研究者对问题展开深度、真诚对话的空间和契机。

在政治学共同体方面，我们是否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愿意去尊重的学术评价标准和行为规则呢？目前来看是没有的。这与政治学借取其他学科资源的尴尬处境有关。因此，在政治学共同体建设上，需要政治学学者展现其学术个性，展示出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差异，体现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特征。总之，政治学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政治学者之间有必要相互提醒，切忌千篇一律、尾随模仿。作为一个政治学者，要努力追求自己研究问题的个性、表述的个性、风格的个性。政治学个性三重指向的有待呈现，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界任重道远。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会的建立、运作的规范性、学术评价的标准、学术个性的展现等方面，已经走在了社会科学界的前面，这值得我们政治学界去学习和超越。与之相关的就是，某个学术领域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个性，获得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地盘”。当然，这个地盘也允许其他学科自由进出，以便催生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但对一个学科来讲，关键还是要有一个自己守得住的地盘，别人进入之后也会觉得他是在跨领域讨论政治学问题。如此，我们才会感觉到政治学有了受人尊重的固定领域、特定话题和代表性学者。别落到政治学者拼命地往别的学科跨越，结果最后悲壮地丢掉了政治学“地盘”的悲惨境地。

具体来说，政治学者应该怎么样去研究周遭环境催生的问题呢？中国的社会科学，跟人文科学不一样。人文科学里面的历史学跟哲学和文学又不一样。因为哲学、文学的普遍性品格是可以一致认取的。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环境、哪个阶段，它可以有共同的感受和体验。但历史是具体的，由具体的群体、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来凸显的。不过历史感还是可以相通的。社会科学是研究特定社会领域中人、人群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学科。它的普遍性品格较难被人承认。人们为什么会提出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问题？这个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如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等学者提出来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完全由西方舶来的学科，基本学理的贡献已经由西方学界探索完成，但学术的一些重要教条能否具有全世界的普遍适应性还需要确证，至于结合中国国情的表现可能更是相当不同。因此，他们强调中国的学者应大胆吸收西方基本学理，并结合中国经验展开社会学研究，这就是所谓“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路子。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命题，并非中国学术界当下所说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所谓“本土化社会科学就是完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误解。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一方面，是在接受学科普遍规则的基础上，致力说明生活周遭环境的特殊状态。这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基本指向，它不排除普遍化的学理、原理。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叙述中，着意排斥西方学理是不对的。自然，完全不加区分地接受西方话语也是不足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贴近中国特殊的社会经验，去验证已经得出来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条能否成立，能成立的话，我们就予以谦恭的认可；不能成立的，我们就尝试做出理论修正。这才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适当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转轨经验十分丰富，我们有信心设定，中国社会科学一定会对全人类的社会科学发展有所贡献。毕竟同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转轨体验十分特殊。我们知道，西方大多数都是先发现代化国家，其所经历过的痛苦已经在两百年前差不多结束了。历经启蒙运动导致的席卷欧洲和美洲的民主革命，以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焦灼、磨难，现代性已成为西方思考所有问题的既定出发点。而东方社会并非如此。例如，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还是方生未死的关系。在古今矛盾丛生之际，我们对现代转轨所产生的体验，尤其是在5000年深刻文化传统中对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体验，世所仅见；从中国早期现代算起，这个体验从晚明迄今，已经超过370年，这一体验之广泛、深刻、持续，同样世无其匹。在古今之变体验的痛彻深度、感受力度上，中国远远超过其他很多国家。因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相应的贡献呢？但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贡献不是居于本土自说自话，应当是基于中国本土体验而形成的强烈学科关怀、学术关怀和人类关怀的表达。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普遍知识作出举世公认的推进，才是本土化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成熟的重要的标志，而不是关起门来把自己的经验上升为自己认可的“普遍”学理，然后再自己狠狠地赞美一番自己。事实上，中国社会学的奠基性学者，已经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非常系统的论证和示范。我写过一篇《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的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依然会非常自觉、自愿地承认，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们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所做出的两个基本结论或指出的两个基本路径，是依然有某种学术训示作用的。

感谢任老师接受治理评论公众号【点亮·专访】栏目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