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堂，插了一句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事实上，我的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入门都是围绕这个议题开始的。前者涉及“话语权”，后者涉及“范式”（paradigm）。不赘。

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与自然科学不同。根本所在，人与物的区分是两类科学的不同依据。两者禀赋、能力不同，方法论无法统一。（当然，某些研究思路可以相互启发或彼此借鉴。）

自然科学似乎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但自然科学在应用方面或许也难以回避这个议题。例如，生命科学或医学，以及5G等。）那么，社会科学呢？

目前，社会科学本土化最有力的辩词或许是“文化批判”，即：社会学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社会或文化背景提出的，这些概念往往不适用于中国或其他非西方社会，所以社会学要本土化，即从非西方社会或文化中提取本土概念，构造本土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学。

对于此种辩辞，我称之为文化批判意义上的本土化辩辞。

还有其他辩辞吗？有呀，例如，形形色色的“话语权”辩辞，颇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风格。也因此适合在酒酣耳热之际，竖起食指中指说：“彼（读pi）特（洋人名字），信不信？我一篇文章灭了你？”虽是江湖笑谈，但很形象。故此一用。

其实，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思想或实践，社会科学不是第一家。例如，佛家或佛教西来后便是一部漫长的本土化历史。当然，西方的政治、哲学和人文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也可以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理解。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真是小众人等的学问或思想了。对此，当代社会学家说：

孙本文和吴文藻率先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周晓虹，2012,2017）；而他们的吁求，通过诸多同仁尤其是燕京学派的努力，不但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且与此时晏阳初、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相呼应，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庸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形成了看似自行其是但性质相近的中国化运动。1949年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原本声势浩大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也戛然而止。（周晓虹，2020）

当然，社会学本土化诸君并没有执拗于“本土”。“本土化”之后便是“全球化”。（费孝通等；周晓虹，2020）

那么，我人类学地思考一下：“西方社会学”进入中国或各类本土后，是否意味着“西方社会学”的全球化、他者化或再本土化？我可否说，这是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第二波？那么，谁的“第二波”？进而，中国化的社会学进入全球某地后，是否意味着第三波？那么，谁的第三波？

同理，当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在某地（例如在龙子湖）转化或演化之后，当它试图进入长江、黄河的某块湿地后，是否意味着第N波？（参见谢立中（2020）相关论述。）

关键，以“时空”、“情境”为社会学设限是否科学或合理？

就文化批判而言，或有道理。但社会学的主旨之一不正是文化批判吗？不仅面向诸传统，也面下当下。

其实，“本土化”的困境不仅是本土化诸君的，也是西方学者的。其中之一便是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构想与默顿“中层理论”方案之间的冲突。

“宏大理论”无非是一般理论。要义所在，它需要摆脱诸情境（ “时空”、“文化”、“日常”、“传统”，等等），又能够面向并进出诸情境。由此观之，“中层理论”只是围绕诸情境开发出来的系列理论。那么，它（中层理论）能够迈向“宏大理论”吗？

我们认为可以。但如此的宏大理论或范式不是“百衲衣”，不是十万个本土化理论的叠加或堆砌。而是一系统的方法论和知识论支撑的理论构想。

库恩曰：范式。索绪尔曰：语言。

我认为，这才是社会学本土化或全球化的科学姿势，即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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