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推翻了纣王后建立起了周朝，分封了大小一百多个诸侯，大部分不是功臣就是自己的同宗兄弟子孙，其中姬姓封国高达53个，经过几百年春秋战国的大小战争，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郡县制中央统一政权，到了刘邦建立了汉朝后，从反面吸取教训，再次分封了大量自己刘姓封国，最后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的七国之乱，晁错自己也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到了武帝时代，朝臣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因为过去按照惯例是长子继承封地，而按照推恩令，只要是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继承，但本来一块封地有几个儿子就分成几份，经过几代下来你的封地就会越来越小，就越来越无力去对抗中央政府了，而藩王想反对也很难，因为都是推恩给你自己的儿子，除非你只生一个儿子，还要保证你的儿子也为此只生一个，这在古代多子多福的理念下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即使这样，各地的官员还是这些藩王以及他们的子孙把持着，阶级固化的问题十分严重。

在汉代其实除了推恩令限制藩王做大外，从文帝时代还开始建立了察举制，察举制简单的来说就是由各地官员按照中央的要求推荐人才，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末著名的曹操，就是在二十岁被推荐为孝廉。察举制在当时对打破阶层固化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大部分都是像曹操一样的世家子弟，但毕竟比世袭制要进了一步。到了曹丕时代，陈群又更加细化成九品中正制，只是到了后期，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阶层固化问题进一步加剧。

到了隋文帝建立了隋朝，开始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统一考试的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年读书人打破阶层固化的最好写照。随后的1300多年里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科举制度一直是成为打破阶层固化，选拔人才的最公平的制度。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上千年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和打破阶层固化的科举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高考制度，其实就是科举制度的延续，至少在公平性上是有的一比。1966年开始的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后来恢复大学采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法，有点类似古代的察举制。1978年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培养人才，恢复高考开始的。一大批底层学子特别是农村学子通过高考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到了今天，慢慢又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其实作为一个个人，大部分都是被潮流所裹挟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吃瓜群众，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确实很难改变什么现状，但至少我们看到的是不管你是出在什么阶层，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即使自己没什么希望，也要不惜重金培养下一代改变现状。其中这种现象在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包括日本、韩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我猜想大概是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而今天东北亚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对的富裕，虽然原因种种，但和受儒教文化影响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阶层固化有相当的关系。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隔壁的印度，虽然现在在硅谷CEO里有不少印度人，但作为普通印度人，阶层固化比中国要严重的多得多。除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制度外，还有未列入种姓的一大批所谓的贱民，占了大概1/4左右。关键是大部分低种姓人和贱民不相信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现状，而是相信现世修行来世转生能提高一个等级。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什么制度都很难彻底改变印度的现状。很多年前西方学者更加印度的制度、人口、地理环境等得到结论说一定会超过中国，但今天也看不出有任何超过的迹象。

作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一方面希望能国泰民安，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哪怕自己不行也要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一大批拥有这些最朴实无华的观念的中国人，正是我们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