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在一个极低的起点上，快速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把一个毫无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面临着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

因为一穷二白，所以根本无力去承担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支付的巨大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而因为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建设，生产力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和发展，于是这就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搞建设，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又因为生产力没有强大的工业化作保障，所以就容易导致持续的贫穷和落后。

这种“贫困陷阱”就好像一个穷人所面临的境遇一样，因为你穷，所以就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因此很多赚钱机会你根本把握不住；因为你穷，所以就限制了你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你能接触到的信息和资源也变得极其匮乏；因为你穷，所以你有限的资源仅仅只能勉强维持你生活的基本养料，很难在自我的提升和改造上消耗额外的成本。

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用毛主席的一段形象的话来说，就是：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所以，如果不能找到一种途径，打破这种“贫困陷阱”，那么所谓的发展生产力、所谓的经济建设，都会成为一种不切实际地空谈。

事实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尤其是发展独立的重工业，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几乎是所有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家所一致的目标，区别只在于能不能实现，以及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

二、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极难思索的问题。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从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来看，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逐步完成工业化建设。

而另外一种，就是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

但是中国此时所处的环境却与当初资本主义国家起步的环境截然不同，周围林立着的是以美帝为核心的，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帝国主义，它们的飞机、导弹、大炮要什么时候往你的领土上发射，简直取决于他们的“心情”。

这种情况下，以最快最短的时间，来完成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成为了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任务，因此最终他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还需要大量的资金。

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不仅投入巨大，而且见效十分缓慢，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到了一半以上。

其中，苏联援建的156个施工项目，五年的时间里，能全部投产的只有30个，部分投产的有38个，一半以上的重工业项目还处于需要巨大投入的阶段。

这些所需要的巨额投入从哪里来？只能来源于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物资和资金，也无法取得很多外援，所以只能由农民来承担。

为此，当时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有人觉得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是不会施仁政的表现。

因此，毛泽东还专门针对这种说法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中谈到：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需要改善，但是又不能改善很多。有些朋友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要批评这种意见。”——《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其实，这种争论并不是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阻力，甚至都算不上什么阻力，人民的长远利益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并不是很难理解，也并不是难以说服。最实际存在的困难是，如何完成从农民身上获取农业剩余，并将这种剩余转移到工业建设之中，这才是工业化建设最为根本的大难题。

三、

要想把农民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建设之中，这绝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征收农业税的标准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初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严重不平衡的，你又没有大数据的精准推算，怎么可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征收农民的粮食呢？

不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农民本身之间，也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这种农业税的征收稍微控制不好，就容易导致贫下中农的破产，从而加剧社会上的两极分化。

可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历史使命的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毛选》里很早就阐述过：

“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选第三卷，组织起来》

原理很简单，只要分散地个体私有制经济存在，即使经过土地革命分到了一份土地，但是任何过重的负担和难以预测的风险，都容易造成社会最底层的迅速破产，从而使暂时的有产阶级，很快又变成无产阶级，迅速地造成两极分化。

在刚刚完成土地革命的东北和山西等地，仅仅在1951年，农村就很快出现两极分化、互助组涣散等问题。

可是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其投入之巨大，就必须实现这样一种收税模式，即不管处于哪个阶层的农民，他们所产的全部粮食，除了维持其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其余的一切剩余都要上交国家，才能保证工业化的进行。

这就是个技术大难题了，你就是搁到今天，也绝不可能做到如此精准收税的标准。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可能大家都猜到了，就是实现农业集体化。

只要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把个体纳入集体之中，那么国家就可以通过集体来实现对粮食的合理征收和使用，这样就避免了因为不合理的征收，导致社会最底层的破产。

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就是要实现把最最有限的资金、资源，合理地安排到最最需要，最最迫切的地方，统筹兼顾的合理利用资金、资源，使整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要求必须要把新民主主时期的自由经济，迅速转向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的计划经济。

四、

但是要展开一项重大改革和试验，决不是凭着主观愿望去做决定的，一件事要不要去做，取决于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

有这个需要，但是现阶段条件不成熟，还不可能做到就勉强去做，那就必然产生左倾冒进的错误。

1953年6月份，毛泽东第一次对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阐述。

之所以要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此时的新中国，已经有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首先，在农业方面，1950年的时候，新中国当时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困难，全国支出的大部分都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可是公粮和税收却大多掌握在区、地、县各级地方政府。

这是因为建国前的解放区很多都是分散的，互相之间被国民党切割成若干块，所以在公粮、财税这一块也都是由地区负责。

加上国民党当时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城市的物资匮乏，金融的极度波动，商人的投机倒把，都在挑战着中央财政工作的承受极限。

为了应对这种困局，陈云提出了“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的主张，因此1950年3月，国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

“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之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之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从这一举措开始，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不仅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并没有封闭自由市场，征收公粮和市场收购是政府获取粮食的两个主要渠道。

可是，随着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建设，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缺口。

这种缺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搞工业建设的人、各种行政人员、知识分子等等要吃饭吧。

另外一种巨大的缺口就是，中国需要用粮食来换取外汇，从而进口新的技术和工业化设备，尤其是重工业设备简直就是巨大的烧钱机器。

这样单纯的征收粮食就远远不够了，而且只要有自由市场的交易存在，就必然有投机分子囤积居奇、中间商赚差价的情况出现。

新中国资金物资如此急缺，怎么可能还给你中间商留下赚差价的机会？

而且，农民也绝对不愿意把自家所有粮食拿出来出售，毕竟饿了那么多年，穷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土地和粮食，谁不留点家底作预防呢？

这样的话，国家就出现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尤其是城市粮食需求越来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陈云又向毛主席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

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国家收购，价格也由国家规定；

对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全部由国家按计划规定；

由国家来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由中央统一管理，除拨给各大区的粮食之外，其余区域的粮食，包括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救灾粮统统归中央统筹安排。

这个《统购统销计划》实际上就保证了国家能够实现对粮食的完全分配和利用，其核心还是为了实现最少的资源，安排到最合理的去处。

随后，这个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辐射到很多急缺的物资之中，包括棉、油、布也随后纳入计划范畴。

再后来有了经验，便把烤烟、甘蔗、茶叶、生猪、羊毛等等都纳入统购统销之中。

到了1953年，已经有112种不同的物资被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计划范畴里。

这种统购统销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最初的形成和演进模式。

五、

这种计划经济的诞生，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物资的增产问题，但是它却是保证政府拥有强大的物资调动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

而要保证这种计划经济持续下去，就必须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家庭经济，改造成集体的，国有的公有制经济。

这种改造不仅能够保证计划经济的运行，保证国家实现工业化所必须拥有的强大资源调配能力，而且集体化的出现，又反过来成为了解决粮食增产、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是这样？

原理也很简单：农业支持工业那只是工业化初期资源极度匮乏下的应急之举，这种情况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将来工业发展起来了，总归是要反哺农业的。

怎么反哺？根本上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而要保证农业大规模的机械化、科学化，其作用对象就必须是集体经济。各耕各的，各种各的，怎么实现规模化的机械运作呢？

而且这种机械化是全体农民贡献的结果，没有集体经济作为运用对象，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机械化红利的平均分配。

所以，毛主席在1953年10月底的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会议上，就这种情况说道：

“发展农业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量很大，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上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恩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哉”。

此时，新中国要展开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本来，在建国之初，毛主席也没有想过能够那么快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当时间来到1953年的时候，很多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表现为农业发面，经过全国的土地改革，农村互助组、合作社事业普遍发展起来。

工业方面，建国之初为了解决私人资本、民族企业货物流通受阻、销路不畅、无法生产等情况，国家采取了向它们下单，由它们加工订货，国家统购统销的策略，这样一来资本家当然欢天喜地，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公私合营、国家订货并供给原料等情况普遍发展起来，这就客观上引导着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在手工业方面，随着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各种手工业被组织起来，按计划统一生产、然后统一由合作社经营销售，自然也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除此之外，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在以巨大财力支撑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还居然奇迹般的提前完成了。

不仅如此，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国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从1949年所占比重为43.8%，到1952年已经上升到67.3%，国营工商业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

因此，有了这些条件，在新中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既需要，又可能的事情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质，就是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把原来分散落后的个人私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

毛泽东就这一点作出过说明：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的过渡，才能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其实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只有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能保证它对工业化建设的最有力的支援，为生产力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不仅当下能发展一部分生产力，而且将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化是唯一能控制好两极分化，逐步消除贫富差别，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消灭维持了数千年的封建个体经济的最好方式。

所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什么被称为路线？而不是策略、方法、规定？

原因就在于，它从思想、策略、方法上都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了。

事实将会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确实是巨大而真切的。

六、

三大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

从绝对数值上看，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从1949年的271.8亿元增加至1957年的536.7亿元。

但是与农业部门的变化相比，工业部门的变化更为巨大，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许多工业产品大幅增加、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一些行业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强大，为工业系统的全面构建打下来基础。

从1952年至1957年，重工业产值增加了2.1倍，轻工业产值增加83.3%，两者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25.4%和12.9%。——《1953至1957年经济档案选编，工业卷》

而且，这种增长，还是在一半以上的重工业项目还没有投产的状况下的增长。

其中，以设计之初的年生产力计算，1957年实现了年产量，炼铁306.9万吨，炼钢278.9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246.9万千瓦，天然石油131.2万吨，人造石油52.2万吨，硫酸32.3万吨，合成氨13.7万吨。

除了少数产品以外，大部分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都超过了计划指标。

“从整体上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部超额完成，基本建设、工业产值、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都超过了原定计划。”——《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因此，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实际上在当时顺应了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行国有着较大差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要求。

国家因此而拥有了强大的资源动员和调配能力，使紧缺的物资、资源能够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这恰恰就是新中国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破“贫困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个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社会主义。

所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于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还是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争论，已经为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