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者。这一角色背景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性转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轨迹紧密关联。在创作《共产党宣言》后，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其原则投入革命活动，并通过总结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终极价值。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个别论述进行的补充和修正使其具备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性转变

早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其准确概念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内部主张民主的一派。这一派在马克思、恩格斯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9世纪上半叶，并非主流。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建立的共和政府存在了仅仅12年（1792-1804），就被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的第一帝国所取代。从欧洲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较量，到1815年随着拿破仑百日王朝回光返照般地逝去，拿破仑时代一去不复返，留给欧洲的是“正统主义”即封建制度的复辟。拿破仑在欧洲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帝国、王国、大公国都一一被推翻，封建秩序在欧洲大陆恢复，维也纳体系得以确立。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取得成功的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为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阻止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通过先进制度赶超自己，英国也与欧洲的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组成神圣同盟、五国同盟，成为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的维护者之一。坐着外国大篷车返回巴黎的路易十八所复辟的波旁王朝，实际上已经资产阶级化，却还保留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此后，随着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爆发，复辟的波旁王朝为奥尔良王朝所取代，而奥尔良王朝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王国。以王国之名，行资产阶级统治之实，在那个年代相当普遍。直到内阁制成熟之前，英国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寡头统治）和法国的奥尔良王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表面的区别仅在于英国是工业资本家主导，法国是金融资本家主导。而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联邦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比英法的资产阶级专制还要落后得多。

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今天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特利尔城。两年半后的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市。普鲁士王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专制最反动的政府。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家庭天然的阶级立场一开始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拥护者，这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潮流。要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民主自然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因为民主方式提倡公平交易，反对特权对贸易、交易的限制；而且民主方式的选举，最容易让资产者利用手中的金钱优势脱颖而出，从而在政治上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是与生俱来的。马克思出身的律师家庭，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代表性职业；恩格斯出身的工业资本家家庭，更是资产阶级的中流砥柱。人一出生就带有阶级烙印，是社会的自然规律，但伟大人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能够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突破自身的种种限制，做出有益于民族、国家和人类的伟大事业。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局限于自身的家庭和阶级出身，通过吸收古今人类知识的精华，成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从而具备了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崇高的战略视野。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树立了为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活动，并成为活跃分子。后来，博学多才的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不足，于是逐渐走上了独立的哲学探索之路，这为马克思在反思辩证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缺陷的基础上创建辩证唯物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导致了“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语）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哲学隧道的尽头就是科学的曙光：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给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青年恩格斯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也殊途同归：在服役期间钻研军事，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这些经历为其日后成为“将军”（恩格斯的绰号）和伟大的革命导师奠定了人生基础。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其父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中，也没有闲着：“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从1843年开始，恩格斯在英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访问工厂、矿山和工人家庭，查阅议会报告以及工厂视察员、医生和教师们的证词，并去伦敦、利物浦等工业中心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英国工人生活条件、政治态度和斗争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写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在1845年3月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以及从古典哲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为日后《共产党宣言》的撰写与发表奠定了历史基础。

撰写《共产党宣言》的背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轨迹

《共产党宣言》的撰写和发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运动实践积累的结果，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经典展示。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欧洲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得以建立。尽管如前所述，大多数国家在政体上还是采取的王朝政治体制，但一些国家在国体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内容了。不过，在有的王朝政治中，资产阶级还躲在绝对主义君主专制的羽翼之下，比如奥地利和普鲁士，而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以及1830年建立的比利时王国，都是王朝政治形式的资产阶级统治。

在资产阶级统治初期，国家政策向资产阶级倾斜，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强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强大、资产阶级的跨国行为，使得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

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随着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其对立面工人阶级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农民、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在机器大工业面前，由于竞争力弱而纷纷破产，大部分沦为了无产者。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从1825年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资本主义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这在当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相对比较先进的法国尤其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阶级开始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提出本阶级的政治诉求。在形式上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英国，这种政治诉求采取了和平请愿的形式，例如英国宪章运动，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多年。在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和手工业者则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被称作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工人阶级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标志。不过，由于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在1840年左右才完成工业革命，因此，上述三大政治运动是否属于纯粹的工人运动还存在可疑之处。但是，自从1825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已经表明，至少在英国，资本主义不仅已经到来，而且已经成熟到发生危机的地步了。因此，上述三大政治运动至少在政治倾向方面是与工人阶级的立场一致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在德国难以通过政治斗争获得正当权益的无产阶级流亡到了法国、英国等地，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也从事政治斗争。他们成立了四季社等社团组织，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到了1847年和1848年之交，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联合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委托了才华横溢、能够代表他们权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撰写一份政治纲领，用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上宣示自身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负重托，于1848年2月完成了这部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在巴黎相识后，就一见如故，开启了长达一生的伟大友谊。《共产党宣言》是这两位导师伟大友谊的光辉结晶。马克思擅长理论思辨和分析，善于辩论，措辞犀利；恩格斯则实践经验十分丰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了如指掌。二人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他们通过巧妙构思和辛苦创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共产党宣言》既有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逐渐形成同一部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又有资本主义发展进步的时代特征；既有对资本主义进步的充分肯定，又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使命的论证。《共产党宣言》以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指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明确了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属性。

以《共产党宣言》为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中亲密合作、并肩战斗。在马克思的后半生，恩格斯为了资助这位“千年一遇的伟大思想家”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创作，选择从事自己所厌恶的商业活动，赚得的收入用来接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一天，恩格斯给马克思去信，问起马克思全家每年的花销总额，并以此为基础打算把自己父亲的公司变卖。就这样，恩格斯以自己的经营收入，几乎维持了马克思一家的日常开支。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也经常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获得稿酬。不过，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和志趣并不在此，而是集中在进行理论创作和大部头鸿篇巨制《资本论》的撰写。因此，恩格斯的接济成为马克思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正是因为不用过多考虑经济压力，马克思才能几乎每天都安然地去大英博物馆吮吸人类知识的精华，划时代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可以说，没有恩格斯的无私援助，马克思很可能会因为现实生活所迫，而无法集中精力去创造人类社会的经典之作。不过，恩格斯总是谦虚地自称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当然，如果不是马克思这样的才华，即使由恩格斯资助，其他人也不会创造出那样宏大而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才华和灵感是内因，而恩格斯则是让马克思具备的内因开花结果所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是这两位革命导师的伟大友谊，造就了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一段佳话。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是思想家，更是革命家。他们一直重视革命实践，亲自参加革命活动，并讴歌世界革命运动和科技革新等一切进步力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亲身参与革命活动。马克思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把自己比作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其本人曾工作的《新莱茵报》也遭到查封，马克思还因科隆共产党案等受到迫害，后来遭到母国普鲁士的驱逐。此后，马克思在法国、比利时等国都受到过反动政府的驱逐或迫害，最后马克思选择了定居在当时政策最为开明的英国。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信，使得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把伦敦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与世长辞后葬在了伦敦的海格特公墓。

早在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同时，欧洲爆发了革命，马克思希望普鲁士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法国的六月革命被恩格斯称作“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决战”。那时，青年恩格斯直接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指挥战斗，恩格斯的“将军”绰号从此不胫而走。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法国的特殊国情，分析了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必然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使得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客观上需要强权和铁腕以维持秩序，路易?波拿巴借助拿破仑余威建立专制统治的第二帝国客观上适应了这种形势。法国大革命后，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层，由于获得土地变成了分散而又自私自利的保守势力（“一袋马铃薯”），这在社会结构方面默许了专制统治秩序。马克思的分析具有普遍性，在任何国家，小农、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有激进的一面，但是更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与维持现状。

1864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社会矛盾重新尖锐起来，为了声援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殖民统治的起义，若干国家的工人代表齐聚伦敦圣马丁堂，宣布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一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各国纷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或政治组织。比如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1869年在小城爱森纳赫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两者于1875年在小城哥达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即《哥达纲领》，党纲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残留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不过，这确实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壮大。为了肃清拉萨尔主义残留的不良影响，马克思专门写了《哥达纲领批判》，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和正确的革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而统一后的德国俾斯麦政府害怕工人阶级的壮大，寻找各种借口镇压工人运动，为此还出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该法案直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才废止。不过，这种禁令并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为公社出谋划策，指出其不足，并提出了许多革命建议。可是，由于寡不敌众，以及内部不团结、革命专政力量运用不足等原因，巴黎公社革命被镇压。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即帮助很多巴黎公社战士逃亡，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写成了《法兰西内战》一书，该书提出了很多社会主义政权应当遵循的原则，被称作“巴黎公社原则”。

马克思在晚年阶段，为了科学思想的树立，领导第一国际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进行了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传播。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的领导下，18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90年，德国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重新合法活动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通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党纲，即《爱尔福特纲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前壮大。

恩格斯在晚年阶段，一边指导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壮大，一边编纂马克思的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同时，面对新形势，他还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新的指导。比如，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随着财富的积累，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社会福利以缓和阶级矛盾，并面向工人阶级开放普选权，无产阶级政党得以进入议会。面对如何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问题，恩格斯指出：在城市规划急遽变化而且武器不断更新的条件下，如巷战等以往的暴力革命起义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也难以取得成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利用普选权进入议会，通过这个合法讲坛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进而控制政治形势，同时做好以武装手段对付资产阶级发动政变破坏合法性的准备。这一策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条件下，对待资本主义自身调节的正确态度。这实际上提出了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着重强调的革命策略问题。这一策略也被毛泽东用“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一最通俗的方式进行了总结概括，教育了广大革命者，最终推动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与修正

在恩格斯的晚年阶段，多次有人问他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核心的观点是什么？恩格斯总是毫不犹豫地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进行回答，那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宗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最集中的表达，其内容代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理念、初心和使命，并薪火传承，为全世界共产党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可见《共产党宣言》及其所阐释的道理具有超越时空的终极价值。

对于《共产党宣言》及其所阐释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其基本原理应当长期坚持，但是其个别观点和表述，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调整。正如后人所言：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理论的教条。当时，对于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慈善家的道德伦理原则，而忽略其学说科学本质的一些错误现象，马克思尖锐地反驳道：“据我所知，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也出现过。面对20世纪最初20年俄国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落后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过于孱弱难以担当自身革命使命的特征，探索并提出了在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方略，即毛泽东总结的“两步走”。以此为依据，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与俄国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通过参加革命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此基础上积极领导十月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与列宁相反，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则认为，在俄国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在革命形势面前不应当投入革命，而是应当开起小酒馆，促进资本主义早日到来，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无产阶级政党再积极领导革命。十月革命成功后，他们指责十月革命，并给十月革命泼冷水，自然遭到了激烈的反驳。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说法，虽然听起来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革命者自身的能动性，也没有意识到，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无产阶级不得不发动革命掌握政权之时，可以通过补资本主义的课实现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过于机械、教条且消极、悲观，而放弃革命良机是怯懦的表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站在“冲天的巴黎人”一边的态度，也存在迥然的差异。

这就涉及马克思晚年的一些新的思想动态。1873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来信询问马克思，俄国具有公有制特征的村社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实际上代表了民粹派的想法。民粹派认为，俄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跳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用经过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也不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就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没有简单地否定或者简单地肯定，而是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回信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如果俄国革命能够激起西欧革命，从而西欧的革命政府为俄国革命提供援助，帮助俄国直接拥有先进生产力，那么，俄国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论述，成为后世探索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模式的直接依据。

事实上，19世纪后期，面对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坚如磐石的稳定，马克思对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暂时不抱希望，曾把希望寄托到德国，并且指导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展成为了当时的楷模。但是，德国专制政府率先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并且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得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之后，马克思开始把目光转向俄国等东方国家，并在晚年开始学习俄语。这是对他和恩格斯早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爆发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在多个国家同时胜利的观点，而且始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必须依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这些补充和修正，实际上后来成为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这些补充和修正，以及后来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些补充和修正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并没有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相反，它们是对《共产党宣言》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宣言》精神内核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