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丹尼尔·L·埃弗里特

摘编丨徐悦东

人类的语言是如何出现的？在语言起源的过程中，语法是最先出现的，还是最后才形成的？这些问题都是语言学研究的大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观点，他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并认为语言的诞生是由于大约5万年前到10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这种突变使得智人拥有了建构复杂句子的能力。

不过，在《语言的诞生》中，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埃弗里特并不认同这个流行的观点。他认为，语言起源于符号发展。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标引符号逐渐演变成图像符号，最后演变成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和其他象征符号结合起来产生语法，构建出更复杂的象征符号。在这个阶段，手势和语调及意义最终会结合形成完整的人类语言，而这种整合可以传递突显说话者要告诉听话者的信息，这在语言起源的过程中极为重要，却备受忽视。

相对于乔姆斯基对语法和语言形式的关注，埃弗里特更强调人类的文化是如何促进语言发展的。不同于在学院中皓首穷经的语言学家，埃弗里特对美洲原始部落进行了近40年的实地考察，并发现语言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固有属性。语言是100多万年前直立人的发明，文化的发展促使他们需要这样的工具进行交流。在这一百多万年中，语言与人类生理、心理和文化共同进化，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了今天人类的语言，并让人类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以下节选自《语言的诞生》第四章，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语言的诞生》，[美]丹尼尔·L. 埃弗雷特(Daniel L.Everett)著，何文忠/ 樊子瑶/ 桂世豪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版

什么是语言？语言确实是直立人发明的吗？在此应当重申一下基本原则：语言来源于人类发明、历史、物质和认知发展的融合。将人类引向今天所说的语言的第一个发明是图像符号，然后是象征符号。

考古学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符号发展理论中推测的顺序—标引符号首先出现，然后是图像符号，再然后是象征符号。我们发现，在史前时代的记录中，标引符号早于图像符号出现，图像符号早于象征符号出现。此外，可能所有生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为数不多的生物可以识别图像符号，只有人类惯于使用象征符号。尽管皮尔士其实认为图像符号比标引符号简单，但他首先考虑的是人类对标引符号的阐释，而不是—在我看来—这些符号本身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发现的。

报纸大标题、商店管理条例、电影字幕和其他非典型现代语言形式偶尔会提醒人们语言可以多么简单。有一些著名的语言例子让人想起电影中出现的早期语言：

你简。我泰山。

吃。喝。男人。女人。

还有商店的标语：

无衬衫。无鞋子。无服务。

无票。免洗。

甚至布告板上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你喝。你开车。你进监狱。

尽管语法简单，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例子。这样的短语很有趣，因为它们证明人类可以理解并不具有语法框架的语言。直立人的语言可能和这些例子一样简单，不过可能更难以理解。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跟直立人的语言一样，智人的所有语言在语义欠明的情况下也能被人准确地理解。在理解语言、人或文化时，语境至关重要，解释必须从整体角度来进行。其有机结构是怎样的？与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创造的东西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从整体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发明和演变的。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奥古斯丁·富恩特斯

（Agustin Fuentes）

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扩展演化合成”

（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富恩特斯的这个术语意为，研究人员不应该谈论物种个体特征的进化，如人类语言之类，相反，他们需要了解整个物种的进化，了解其行为、生理和心理，了解其生态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影响。富恩特斯主张，人类物种的全貌同时与生物、文化和心理有关，这都是扩展演化合成的一部分。

同时，富恩特斯声称目前的文化模型

（文化是什么以及它与人类心理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是很不发达的，人们至少对于文化是什么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但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文化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似乎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将环境的许多特征和属性视作语言进化的一部分，并由此对语言进行解释，但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义，其含义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普遍认同。对语言演变理论而言，理解社会角色、文化及其与个体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含义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虽然我们对身体了解得多一点，但即使关于我们的身体构造，也存在很大分歧。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我们进化的环境因素，先对社会环境加以定义会有很大帮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难以捉摸的“文化”。文化理论是理解语言演变的基础。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备的文化理论，就没有完备的语言发展理论。

（我）

关于文化的一个想法如下：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网络，塑造和连接社会角色、分层的结构化知识领域以及层级价值观。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不断被重新诠释。文化的作用、知识和价值只存在于其成员的身体

（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

和行为中。

文化是抽象的，因为它摸不着、看不见、闻不到，是不能直接观察的。然而，文化的产物，如艺术、图书馆、政治角色、食物、文学、科学、宗教、风格、建筑、宽容与偏执，都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作为一种动力，只存在于社会个体中。社会成员在对一系列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相对优先序列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共有了一种文化。文化成员反过来会共享知识和社会角色。人们通过社会个体成员的行动，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应用，还有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这是行动中的文化。

就像直立人一样，每一个现代人，都要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作为社会成员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以及所有成员共有的知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传授给后代。所有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学习这些东西，其他生物也一样。

如今，关于语言起源有一种与我的理论大相径庭的说法，并且在一些人当中很流行。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跟数学公式一样的无形对象。在这种观点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语法。如果在交流系统中找不到这种类型的语法

（分层递归语法）

，那么这种交流形式就不是一种语言。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还认为，语法是在大约6.5 万年前到5 万年前因为突变而突然出现的。尽管这一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与“语言是发明出来的，但后来被人属不同物种逐渐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的说法相比，该说法并不那么符合事实。

尽管人们最好将语言理解为一项发明，但突变观点却很有影响力。这个理论来自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从20 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著作。有些人认为，乔姆斯基是当今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递归语法，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早在1972 年，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

（John Searle）

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就指出，乔姆斯基的语言概念实际上有多么奇怪。

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的观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有些人可能就像本章开头的例子一样，只是将单词和简单的短语结合起来，让语境来引导他们理解。语言就是语法这个观点存在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缺乏对语言中意义的来源和作用的理解。而本书的观点是：语法对语言是有帮助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包括直立人已经灭绝的语言。而且，不同语言的复杂性可能相去甚远。换句话说，语言并非仅仅是语法的同义词，它是意义、形式、手势和音高的组合。语法辅助语言，但其本身并不是语言。

无论其生物基础如何，语言都是由心理、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这里解释一下图4-1 的含义。

为了深入了解语言本身如何发展的真实细节，必须对两种发展观加以区分，即均变论与灾变论。

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被视为基本真理的是均变论，而不是灾变论。在物理学领域，很少有人质疑均变论假设。物理定律显示，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没有证据表明宇宙的自然现象发生了变化。在地质学方面，查尔斯·赖尔

（Charles Lyell）

1833年的著作《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在一定程度上以提倡地球历史研究中的均变论而闻名。通过均变论的假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自然选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古代生命形式是以渐进的“婴儿蹒跚学步”向现代生命形式转变的。

而谈到语言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像乔姆斯基那样的灾变论观点，原因包括这种观点对相关的遗传学理论缺乏论述，以及未能解释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此外，灾变论无法解释这个事实：突变对于语言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突变也可以解释语言的演变。在没有独立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突变理论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语言是突变的产物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理解语言演变的见解。也就是说，在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语言的演变也可以基于渐进、均变的假设得到解释，因此关于特定语言基因和特定语言突变的说法是多余的。

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突变或其他任何观点来构建一个理论，突变也确实是进化的驱动因素之一。但根据经验法则，对进化记录提出突变说必须遵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假设发生了奇迹”的原则。提出突变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时，必须完整解释是什么样的进化力量导致突变传播的，否则不过是在呼唤奇迹。即使语言能力是一种突变，讽刺的是，它也只能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产生学习语言的能力。除了需求和突变之间缺乏同步，提出突变说的人还必须解释，在突变发生时，某一特征

（如语言）

的生存优势是什么。这样的解释必须超越推测而诉诸证据，不能仅仅是“语言或语法使思维更清晰”这样的解释。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证明语言或语法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语言如何传播的细节，无论是从基因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轻率地使用“突变”这个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臆测而已。这是跃变论或人们所谓的语言起源的“X 战警”理论的主要弱点。而且，这种猜想是不必要的。过去的优秀的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说已经提供了一个更有科学依据的解释。

将交流视为语言的主要目的有助于理解语言最有趣的地方，即语言的社会应用。因此，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语言研究中，比如对会话交互模式、语篇主题跟踪、隐喻、基于使用的语法形式的解释、对词语的文化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等问题的研究中，语法被置于次要地位。沿着这些想法，同时基于此前关于人属物种进化的所有讨论，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出现了三个假设。对于语法在人类语言进化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假设被称为“语法最后出现”。根据这种观点，语言进化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初的步骤是象征符号的发展。语法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物。语言在语法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其他元素先于语法而存在，语法才能生效。换句话说，语言首先需要象征符号、话语和对话，然后才创造出语法结构，从而加强我们的交流。

第二种观点非常受欢迎，那就是“语法最先出现”。根据这一假设，语言的进化主要是由于语言的计算属性的起源，比如句法。没有这些属性就没有语言。象征符号、手势和其他组成元素以前可能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但是模式的出现使它们第一次作为一种语言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特定计算法则。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观点，那就是把单词或符号“打包”成更大的单位

（短语、句子、故事和对话）

的能力是所有语言计算的基础。

这种“组合性”为我们解释词语提供了依据—如果没有它，我们实际上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想想这串词语，“if the girl is pretty then he will run up to her”

（如果那个女孩很漂亮，他会向她跑过去）

，再拿它和这个词串比较“run the up pretty her if then girl is will he to”（跑向很漂亮的她，如果那个女孩会他过去）。结构决定了对词语的解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还使词语的含义更加细致，产生了名词、动词、介词和修饰语。有些人认为这种例子意味着形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递归的层次化实体。这个观点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下面的图4-2 这种示意图所表示的东西。

这种树形图通常被语言学家用来表示句子的组成结构。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并非如此）

，但是为了理解现代英语使用者如何构建他们的句子，树形结构确实很有必要。在这个例子中，树形图所展示的这句话里，“Bill saw Irving”

（比尔看到了欧文）

是以“John said that”

（约翰说）

为开头的较长的句子的组成部分。同样，动词短语“saw Irving”

（看到了欧文）

是较长句块“Bill saw Irving”的组成部分。此外，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的结构不仅仅是人造的产物。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其语言的了解。每个母语使用者掌握的语法结构都比他们在写作课程中学到的任何语法要复杂得多。

第三个重要假设介于前两者之间，那就是“语法稍后出现”。虽然象征符号是最先出现的，但语言的发展需要语法、象征符号和文化的协同作用，这三个要素会相互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结构、象征符号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产生意义、手势、词语结构和语调，形成语言的每一种表达。

“句子形式产生于象征符号之后”的论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引入其他两个假设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这三种假设都与语言发展过程中结构发挥的一种作用相一致。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对于人类的交流和思考极其重要。同时，如果认为句子的设计对于语言至关重要，那便会引发问题。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图4-2 中的树形图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充分的。

对于“语法最先出现”的支持者来说，层级结构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这种假设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语言是突然出现的，就在5 万年前。他们认为，不仅智人之前不存在语言，而且不是所有智人都有语言

（因为这个物种已有20多万年的历史）

。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变

（比方说发生在5 万年前）

，不会影响所有智人，只会影响有幸获得语言基因突变的“普罗米修斯”的后代。有种观点认为，突变最终会让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用达尔文的术语说，“不适应环境”。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一些昆虫发生了滴滴涕

（DDT）

抗体突变，使它们和其后代能够在富含滴滴涕的环境中大量繁殖，而其同类却相继死去。但是任何提出这样假设的人都有义务解释这在进化层面有何意义。语法突变若要与语言进化扯上关系，必须使语法的拥有者和其家庭比其他智人更“适应”环境，也就是说，更容易生存下去，或者使其在性选择上更受青睐，由于更健谈而对异性更有吸引力，从而发生更多性行为，生育更多后代。第三种可能是，一个拥有语言基因的家庭离开了原有地区，通过种群瓶颈，成为后来智人的始祖，从而确保所有智人都拥有神秘的“语言基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过去的至少300 万年中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出现的，而今天所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去所有的人属物种，都拥有语言。

十分重要的是，层级语法，那些需要树形图来显示结构的语法，那些在语言分析和语言进化的许多方法中被吹捧为对语言至关重要的语法，仅仅是信息处理任务的副产品，与语法本身无关。对于人属物种来说，层级结构可以作为理解和构建社会关系、组织任务甚至构造语言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信息流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人们只需要与交流内容

（正在讨论的事情）

的复杂性的增长成正比的层级结构。

语言突变说的提倡者必须解释，为什么除了大脑用于执行各种任务的反复使用的部分之外，并没有完善的专用于语言或言语的特定皮质，就像许多人提到的那样。不断生长的前额皮质与工具制作和顺序行动有关，它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力，使人可以按照程序或临时的顺序行动，帮助大脑做好了应对语言的准备。这是一种扩展适应形式：原本因某种任务而进化出来的东西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重复利用，执行了另一项任务。比如舌头进化出来是为了摄取食物，但后来也执行了发出言语的任务。

没有象征符号就没有语法。这意味着语法即使细化了象征符号的含义，它也必须在语言历史演进过程中遵循象征符号的变化。

语法在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现的也不是最后出现的，但其出现必然要晚于象征符号。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证据：在人类互动中，意义第一，形式第二。语法的确有助于意义传递，但语法既非语言意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不过，如果语法是稍后出现的，那么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基本上，人属在走上语言道路之前需要两个先于语法的基础性发展。我们是通过化石记录了解到这一点的。在古生物学记录中，图像符号、标引符号和象征符号先于语法出现，就像符号发展理论所推测的那样。第二，文化出现的前提部分表现在象征符号出现时必定是意向性的和约定俗成的。最后，世界上也存在不具备结构依赖性语法的语言。语言的进化遵循图4-3 所示的“符号发展”的路径，在此处重复一下。

作者| 丹尼尔·L·埃弗里特

摘编| 徐悦东

编辑| 张进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