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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我国早期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经历过长期的资本主义，直到建国，一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那么我们能直接跳过资本主义吗？

这一点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被否绝了。1926年陈独秀就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绝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那总不能在革命胜利后横插一个资本主义专政的社会吧？！

直到1940年，教员给出了一个独具创造性的方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过渡。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经济领域而言，更像是一种混合体：

首先，必须节制资本：凡是有能力左右民生的资本必须由国家来管控，包括银行、铁路、石油等大工商业，这是与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

同时还要发展资本，发展那些“不能操作国民生计”的资本。这有其必要性，“尽可能的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而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注重保护私有产权。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允许农民进行土地买卖和租赁，允许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所谓四大自由。

但也不能任其自流，要逐步地引导其向社会主义化和集体化发展，形成生产、互助等合作社。要注意，这种合作社和后来的合作社不同，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是不是觉得这些政策很眼熟——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重所有制经济、包产到户、市场经济...只是现在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1949年，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被写入《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经济制度——“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二

有一点很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鉴于我们的国情确定的，是过渡性质的。

中国的前途没有变，依然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依然也必然是要被消灭的。

教员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始终关注着资产阶级力量的消长，而这种消长关系将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要提前抛弃苦心创立的新民主主义。

建国后教员多次明确表态，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归发展生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只是建国伊始，千头万绪，还不急于突出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原因如下：

首先，稳定压倒一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接管的城市越来越多。在城市，私人工商业占据全国工业总值的60%以上，职工人数占全国50%以上。如果直接平分一切工商业、消灭私人资本家，那么上百万人口将面临失业，难免引发社会动乱。

所以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利于转向社会主义做准备，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

此外，还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当时西藏和台湾还没有解放，还面临着许多外部威胁，不能树敌太多。

我们从1949年《共同纲领》中也不难发现中央为了维稳所做出的努力：

首先《共同纲领》没有写明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不写不是不重要，而为了打消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工商业的疑虑，稳定人心；

其次，《共同纲领》明确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并列在一起，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不是敌对力量。要知道“是敌是友”在革命年代的区别可谓是九天九地。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对资本主义“发起总攻”呢?

根据当时的估计，这个时期至少两到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用大概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来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以便后面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也侧面表明，当时进入社会主义的步调还是稳妥的、相对长期的、不那么急迫的。

然后理想终究没有照进现实。

新民主主义阶段只持续到1953年，总共不到四年的时间。不是提前完成了，而是被提前抛弃了。

三

问题首先出现在农村的合作化上。

农村合作化是教员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的政策。教员坚信，封建社会的农民之所以永远陷入穷苦，罪魁祸首就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的生产方式——《毛选》第三卷《组织起来》。

“克服这种状况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的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个人的物质需求。而达到集体化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这也是《共同纲领》中要引导农民进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的由来。

从各地的调查来看，不得不说，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十分有效，让许多贫农变成了中农甚至富农。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受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农民普遍认为单干才能发财，个人顾个人，对成立合作社并不感兴趣。由于“四大自由”，有的地方甚至重新出现了贫富分化。

有些干部意识到，如果继续放任自流，不引导其进行集体化，会不会最后变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呢？毕竟小农本身具有着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

高层也意识到，“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耕者有其田只实现了对农民的一半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1953年的统销统购政策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农村的问题虽然引起了教员的担忧，但到1951年底，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还没有发生改变——依然强调保护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和发展互助合作。

而真正影响其存废的是在“三反”“五反”之后。

在1951年底到1952年初，陆续出现了十分恶劣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件，同时还发现诸多资本家存在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

放在今天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在当时革命氛围里，其恶劣程度不言而喻。

于是，在D内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发起了“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等”的五反运动。

这两场运动暴露出了大量资本主义的腐化现象，严重加剧了教员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情绪。

1952年6月明确批示：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积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提上了日程。

四

教员选定的改造方案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主要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

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加工订购，统购包销，也就是国家直接给私营企业提供生产原料、订单甚至销售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原料到渠道，公开透明，统一把控，消除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可能。

高级阶段是公私合营。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化私人资本为国家资本，其生产活动完全受国家支配，既控制原料，又控制市场，资本家只有分红权，没有控制权。从根源避免“五毒”行为。

之所以选择在新民主主义推行三年后开始对资本主义改造也是有所考量的：

首先，国内外局势稳定，大陆全部解放并完成了土改，朝鲜战争也进入到相持阶段。

其次，经过三年的新民主主义发展，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营企业占比远超私人经济，重要的经济命脉完全由政府保持。经过三反五反后，仅存的私人经济已经不足为虑。

所以在这个时候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完全不用担心政权的动荡。

但最最主要的原因是，1952年8月，苏联答应了对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援助。

要知道苏联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点对教员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如今苏联承诺对华援助，促使了教员效仿苏联的决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然，进行工业化在任何国家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原始积累。

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没输入，二没产出，原始积累只能靠那个最广大的群体——农民，让农民买单。

可这谈何容易？

在建国初期，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哪怕是耕地的铁犁也很难在农村卖出去。因为村里都有铁匠，随便打个架子就能用了，甚至都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谁还会买铁犁？

而如今要发展重工业，向农村的输出变成了城市的重工业产品，就比如拖拉机吧，哪个农民买得起？

所以要让农民买单，维持原来的小农经济是不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农村集体化，比如一个合作社买一台拖拉机。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工业化，农村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不至于与城市的大量供应形成冲突关系。

当然不能仅仅是农业，要把全国的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集体计划。

1953年6月，教员正式表述了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此给予私人资本发展空间的新民主主义进入了历史，中国效仿苏联，走上了单一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