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炳钦

193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组织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考察。图为毛泽东等与考察团成员合影。左起：叶剑英、邵华、朱德、涂思宗、毛泽东、萧致平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做的《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曾以“战争和政治”为题，深刻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其中提出的“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等论点，成为毛泽东战争观的重要名言。

辩证认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精彩篇章

战争，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当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一出现时，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而产生了各个阶级对战争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战争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观理论，即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争观理论。

战争是什么，是个古老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前，在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毛泽东曾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而明确的定义：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毛泽东揭示了战争与私有财产及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战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战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不仅对这些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明战争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哲学原理，深化了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这是毛泽东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普遍性，对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的认识。他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这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政治属于普遍性的范畴，战争属于特殊性的范畴。要深刻认识作为个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其中最本质的联系是政治；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由一定时期内种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毛泽东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特殊性，对战争与政治的差别性的认识。他说：

“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与政治之间既相一致，又相区别，即战争与政治相比，有其特殊性。毛泽东把“流血”与“不流血”作为战争与政治的根本区别。这表明，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在阶级斗争以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便诉诸武力，导致战争。据此毛泽东认为：

“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宝库。

军事理论升华源自兼收并蓄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做出超越前人的创新，这源于他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追求和探索。他说：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毛泽东不仅领导全党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而且为此“发愤读书”，除大量研读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外，还下功夫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军事论著。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

“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说道：

“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此外，在现存面世的文献中，还发现有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之前的《读书日记》。《日记》记录了他从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读书情况。其间，他先后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此前，他还读了苏联和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并留下了很多读书摘录和批注。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做《论持久战》的报告

从毛泽东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汲取，以及对列宁思想的深化。

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早较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在《战争论》一书中，运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系统总结了历次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经典命题，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它“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等著名观点。

列宁在1915年研究哲学和战争问题时，曾认真地阅读过《战争论》，而且还做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列宁极为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并在“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的第八篇第六章上批注：“最重要的一章。”其后，列宁在文章中高度评价并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的重要观点。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尔。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又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1916年，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做了这样的概括：“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毛泽东在“战争和政治”的论述中，没有直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而是引用列宁著作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对后一论点特别加注说明。可见，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列宁的有关论述，来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克劳塞维茨论述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的。毛泽东之所以未直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应是因为克劳塞维茨未能科学地揭示这一命题中对政治范畴的认识，即把政治解释为“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的国家间的关系。

列宁对克劳塞维茨这个命题中的政治范畴做了批判的改造，明确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认识到列宁与克劳塞维茨在这一命题上的本质区别，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明确做出战争的定义后，又提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著名论断，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

对《战争论》一直记忆犹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论述，虽然未提到克劳塞维茨和直接引用《战争论》中的文字，但《战争论》这部军事理论著作，还是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和诸多的启迪。在他的《论持久战》中，不仅在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而且在战争的目的、战争的盖然性等方面，都汲取与发展了《战争论》中的思想。

关于这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还曾留下了毛泽东请人找寻和自己学习及组织研究的故事。

1937年底，为编写“抗日战争丛书”，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让在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去找《战争论》等书。12月28日，他写信给郭化若说：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老斯伟资（后译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它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毛泽东读《战争论》，是从1938年3月18日开始的。他在《读书日记》中记载了逐日阅读情况，至31日读到第167页。4月1日从第168页看起，但之后日记便中断了。

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在撰写《论持久战》之后，毛泽东还曾在延安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继续研究这部军事名著。

郭化若回忆 ：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

徐懋庸也回忆：

当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时，由于何思敬照着德文原著随译随讲，讲得实在不太高明。每次讲完出来时，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们对这种态度和精神非常惊奇，因为不管何思敬讲得如何不好，毛泽东都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

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回忆：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和讲话中，多次谈到《战争论》，对其中的名言仍是记忆犹新。如1960年5月27日，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当蒙哥马利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泽东谦逊地答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这些论述和他的思想脉络，对我们认识战争的根源和本质，把握战争自身的特殊规律，正确指导战争，有着重要的启发。

2013年7月15日，习近平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关于战争的指导问题时，依然强调了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