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承继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叙事逻辑，片面强调个别史实，“碎化”历史，忽视历史的整体性与科学性，解构了“宏大叙事”，必然消解了大历史观。有人更是彻底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甚至诋毁义和团运动，称其只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对于义和团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可谓一语中的：“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明确的政治企图，站在人民对立的立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现实表征。其中，尤以“告别革命论”最为典型。有学者撰文称，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革命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有学者则认为，革命的不良后果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苦果”。这种逻辑看似以“价值中立”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但其政治倾向不言自明：现代化意义重于民族解放，现代性价值高于国家利益。

探究历史规律，需要把握历史大势，树立大历史观。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启蒙，更不可能有造福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顺应资本逻辑，表面上追求“自由”“民主”，但其“去神圣化”的现实取向是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价值观领域的虚无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应属尼采的著名宣言“上帝死了”。上帝之死意味着最高价值废除了，凡事皆可，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难以通约的相对化倾向，传统的道德、固定的关系、神圣的维度都逐渐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的批判，将上述变化概括得极为经典：“……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客观地看，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人们之间的平等化等，但过度世俗化必然导致“去崇高化”和“去神圣化”，甚至娱乐无底线。

（《光明日报》7.13唐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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