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季历，文王在西方崛起之后，武王伐纣通过牧野之战，消灭了商纣王的70万大军，商纣王自焚而死，标志着商朝的灭亡。

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局面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改朝换代还是不同的，由于商代也是有些类似部落联盟的松散的管理方式，下属部落的归属决定了政权是否稳定。而牧野之战时周人的力量实际并不比商人更强大，所以用周人的力量来施行全国的统治和管理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周武王采纳了弟弟周公旦的建议：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原则，就是表面上还是让殷人管理，扶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管理殷商，自己退回了西方周人的领地。但是把商都周边的地方划分成卫，庸，邺三个小国，让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作为三监，相当于派了三支军队驻扎在商都周边，所以武庚名义上是殷商的首领，但实际上还是要听命于周人，这就跟后来狭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道理，因为凭周人的力量无法完全掌控局面，所以名义上还是商人在管理，但背后是周人的在遥控，这样以前臣服于殷商的势力也不会全部造反。

但攻打下殷商后仅三年周武王就突发疾病，并逐渐恶化。这时周武王的长子成诵才十三岁，什么都不懂，周武王就想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弟弟周公旦，但周公旦拒不接受，并为武王在神前占卜，愿意自己代替武王受难。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但实际上周公旦即位是不合法理的，周文王的儿子中，长子伯邑考死在商纣王手里，二儿子是武王，三儿子是管叔鲜，四儿子才是周公旦，所以周公旦也不敢接受，接受了就打破了规矩）。

于是周公旦就和周武王的弟弟召公以及岳父姜尚商量，最终武王死后立了年幼的姬诵做王，而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来处理政权。在后世的传说中，我们听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说法，就是周公处理国政殚精竭虑，吃一次饭，遇到贤者来访，也会多次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去接见有才能的人。曹操的《短歌行》直接用了这个典故。

但实际上周公旦摄政并不被大家认可，其兄弟都担心周公是把成王当做傀儡而自己擅权。所以其哥哥管叔首先就不满起来，因为周成王年幼，如果按照以前的兄终弟及的模式，周武王应该把王位让给管叔，而不会给周公旦。所以管叔蔡纠结了弟弟蔡叔和武庚，在东方起事，历史上称为管蔡之乱，也叫三监之乱。

而在周人领域内，召公也是对周公旦的行为是不满的，因为召公当时在伐纣时也是武王身边最得力的助手，武王死后被封为太保，成为成王的老师，所以威望不比周公旦弱。所以这时候周公审时度势，拉拢姜尚一起和召公谈判。在于召公谈判过程中，周公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一方面自己只想做伊尹这样的贤相，二是保证成王成年后归权给成王，三是和召公平分权力，召公负责周的西部，周公负责东部地区。由此召公和周公冰释前嫌，共同对抗管蔡的叛乱。

在召公周公和姜尚的合作下，很快周公派出大军东征，首先就是打败了武庚，武庚被杀。武庚死了之后，周公又攻占了管叔的领地，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管叔。之后对待自己的弟弟蔡叔就仁慈了一些，将蔡叔生擒流放了。

而周公也意识到靠以前的监国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周人的势力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趁势将殷商的一些地盘承接过来，于是继续挥军北上攻占了山东北部和东部的一些诸侯国。

这个时候周公开始思考如何用新的制度来管理打下来的江山。从军事上，周公建立了自己的核心的军队，一方面挑选了精锐的周人力量，组成了成周八师来卫戍洛邑，另外又收编了三监的军队，组成了殷八师，成为周公向外扩张的核心军事力量。

此外周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是太有限了，靠自己很难快速夺得天下，即使夺得天下，管理起来难度也会很大，也会有管蔡之乱的后患。于是周公创立了分封制这一制度，分封制顾名思义就是分封建国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亲属和核心人员都召集来，拿着地图，给他们划分封地，告诉他们带上自己的人马，去接管自己的邦土，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了。你们来管理自己的封地，给我纳贡就好了。这就是封建社会中封建的来源。

靠着封建制度，周公撒出去的人马很快就征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封国，这让中国的政治面貌就此一新。在夏和殷商时期，实际是松散的管理，各个地方实际还是部落状态，夏和殷商并没有对地方实际管理，而通过封建制度，周人开始能直接管理到了地方，所以周才是中国大一统的真正来源。

而为了防止出现管叔蔡叔之乱，建立各个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界定，周公又独创了宗法制。之所以周公对亲属更信任是因为一个大家庭里是有等级和秩序的，就是儿子要听父亲的，弟弟要听哥哥的。地位低的要听地位高的。所以有了秩序才有了尊卑，才好界定关系。但一旦家庭散枝开叶之后关系如何界定呢？登基尊卑如何界定呢？以前是没有这种界定的。所以周公就修订了礼法，界定了大宗和小宗的关系。形成了大小宗制。大小宗制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我们每个大家族都会有家谱，家谱实际上就是大小宗的最典型的应用，大宗就是父亲传嫡长子，按这个支线往下记，而非嫡长子也记录在家谱中，但只记载五代，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五服，出了五服相当于亲戚关系就非常淡了，就不再界定尊卑关系了。非嫡长子等的支脉就叫小宗。但大小宗是相对的，因为大宗是一直记录的嫡长子及后代的位置，而非嫡长子会单独拿出来，就又形成了一个大宗，记录他的嫡长子的后代。

所以有了大小宗制之后，每个人在族谱上都有着清晰的位置，有了位置就有了礼法界定的关系，谁大谁小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然后在礼法制度的约束下，按照尊卑原则，遇到问题谁该听谁的就一目了然。

周虽然也封了一些功臣比如姜尚在齐建国，比如将原来殷商的后人封在宋建国。但主流还是自己的亲族分封到各地建国。所以封建和宗法制度的结合，实际上使整个周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小国的联盟。而这些小国的诸侯要遵从血缘关系的制约，也就是也要听命于宗法制度，不能僭越。而这些诸侯国王，又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到自己领地的其它地方，形成了一个迅速覆盖全国的管理网络，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血缘管理。这样才告别了夏和商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周公自己核心武力不能快速覆盖全国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封建的制度，快速建立起来了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联合体组织。这就是周公的聪明之处。后来虽然在秦之后实行郡县制，但在不同阶段仍然出现了分封制，就是因时制宜的结果，事实证明分封制是一种快速的延伸自己统治的方式，即使是现代美国开发大西部屠杀印第安人，也是这套思路而已。

后来虽然周的分封制度消亡了，但是宗法制度却保存了下来，形成了中国基层的治理模式。历来皇权不下乡，在县乡这个层面，都是靠着宗法制来维系着乡村的秩序，遇到问题也都是在族谱中位高的人站出来解决纠纷而未必是官府。礼法是约束宗法制度的基础，每个人在礼法制度的约束下，就要服从宗族中的长者的管理，如果不接受就会受到族法家规的惩罚以及舆论的谴责。所以在礼法加宗法制度加持下，社会上的每个人的位置和权力都是非常清晰的。这也就构成了只要宗法制度在，中国的基层就非常稳定的基础。

明白了宗法制，我们也就清楚为什么周公要制周礼。礼的核心就是定尊卑，不管是从个人的家庭内部的长幼尊卑关系，父尊子卑，兄尊弟卑也好，还是婚丧嫁娶，祭祀的要求也罢，都用礼来约束和确定。而大到诸侯之间的关系，诸侯和王之间的关系，也是用礼来确认。所以礼实际上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的制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如果违背了礼制，就是非礼和僭越，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所以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变法，但根本的礼法没有改变，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和文明的传承，这是周公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

后世到了春秋，为什么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是因为随着一些规则的打破，导致在国家内部及国与国的关系上有些人开始不遵守礼法的制约，最后造成社会秩序的崩塌，所以孔子才要重修和完善礼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儒家的制度体系。后世不管是政权如何更迭，统治者不管是中原汉族还是异族，都看到了这套制度对于维系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所以都会回来尊儒，所以也就造成了中国的儒家最后会同化所有的异族文明，成为东亚地区的核心文化传承，从这点来看，孔子及后世的儒家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农村的稳定被打破，年轻人进城形成陌生人社会，所以以宗法为基础的治理就受到了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陌生人社会中由于缺少礼法的约束和舆论的约束，犯罪率会直线上升，而法律由于执法成本和执行复杂性的限制，不可能过于严苛，所以我们才需要重新来界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人和人之间在法律基础上的另外的道德的约束，这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建设，就需要在传统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至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所以儒家的现实意义就是界定家庭之间的长幼尊卑，使得家庭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整个社会就趋于稳定，而在家庭和家族之外，我们再通过法律来界定邻里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儒家道德和法律的结合，让这个社会井然有序，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才会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有安全感，并能清晰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也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