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通常认为，这一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止。若从朝代史的角度来看，战国历史，应属于“东周历史”的一部分。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战国时期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变革”的精神贯穿了战国历史的全程，“变革”的要素渗透到战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战国姓“战”，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手段，还是战争造成的后果，都是春秋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十分巨大，动不动就是驱兵十万、数十万。春秋时期大致用的是以战车为主的“车阵战”，战争双方列出战车阵，拼死而战，单一法阵，战法单调。而到战国时代大都采取以步兵或骑兵为主的野战战术，更加机动灵活，杀伤力也更大，再加上铁制武器的普及，兵法的广泛应用，以及专业军事指挥员的出现，战争的残酷性更加显现。当然，这些军事方面的变革也加速了战争性质的转换——从争夺土地和民众的掠夺战争向统一战争的转化。

战争是需要经济支撑的，经济上的变革各国都在推行。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耕国家，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了，谁就从根本上站住了脚跟。所以，战国时期诸国都十分重视铁农具的使用，重视农田水利及灌溉工程的建设，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一些地区还实现了两熟制，对荒地的开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秦、魏等国还率先推行了一夫百亩授田制，使小农成为国家发展的牢固基石。此外，一些国家还重视商业贸易，把经济大大搞活了。为了发展经济，一些国家还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战国时期的冶铁业，在世界上是占有头等地位的。另外，当时的中国在天文历法、医学卫生、人体科学等方面都有超乎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变革又是与政治的变革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变法”一时成了战国时期的“时尚”。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武灵王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齐国的邹忌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震动的不仅仅是一国一地，而是整个社会，得利的也是全社会。这些变革，有的从经济变革着手，但最终触动的还是政治。政治变革势在必行，最终促成了官僚制度和俸禄制度的产生，促成了将相制度的产生，促成了尉和御史监察制度的产生；在地方，则促成了郡县制的产生和地方官吏直接由中央委派任命制度的产生。

这种种变革，都直接触动了神经特别敏感的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使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一些士人直接介入到了各国的政治之中，他们奔走于大国之间，成为所谓“合纵”“连横”策略的鼓吹者或筹划人。这些士人的政治热情之高，是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例的。当然，更多的士人不是直接参与政治，而是从思想和理论的高度去思考治国安民的方略，研究所谓的“王者之政”。这些士人的思想更深邃，更具文化的底蕴，因此在历史上更有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由于当时的氛围非常宽松，因此也就有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这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变革从来就是发展的原动力。两百五十余年的战国时期，其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国家都以“耕战”为基本的建国方略，从而推动富国强兵。变革的主政者，退可以立身于列强之中，进则可以实现王者大业，达到一统天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