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原是指因战争、犯罪、破产或其它原因失去独立自主、人身自由，被迫成为劳动工具、同时也被当成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被赠赐与交易的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奴隶”也引申为受制于某种事物或者意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支配权力的人。比如感性思维的人就是被自为的意识（基因程序或身体激素剌激而形成的情绪和欲望）驱使的奴隶。

奴才，是指以获取权益为目的，自觉接受权威驱使、甘愿作为帮凶的人。比如儒教的太监自愿净身，只为能在皇帝的后宫之中安生立命、谋取权财，就是典型的奴才。按照常理分析，太监绝不可能是被迫的；如果皇帝强行阉割了别人，还要把他放在自己最亲近的位置，做为自己最信任的人，这皇帝就算有九条命也不够死的呀。别说是皇帝，就算是智障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蠢事。所以太监必须是自愿的，皇帝才会安心，太监才能立命。

由于物竞天择的客观规律，造就了基因自私的本性；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化，形成了强食弱肉的生存之道，所以通过霸凌、欺诈、奴役，把“他（它）的”变成“我的”就成为了地球生物演化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法则。因此，只要是基因生物，就总是要不遗余力的实施霸凌、欺诈与奴役，人类当然也是不例外的；并且由于人类发达的智力，欺诈与奴役的手段就更加高明。宗教文化——以权威之名形成的、统一的、阶级专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欺诈与奴役的文化。人类从未有过真正的自由文化，根据“奴隶”的引申义：凡自我意识不独立、不自由的就是奴隶；除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做为唯一的生产工具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财富，所以还不具备欺诈与奴役的条件）之外的其它时期，人类都是处于宗教文化之中，以权威的意愿马首是瞻，也就是奴隶文化一直统治着人类直到今天。

道德、血统论是宗教文化的一般价值观，是宗教的上层阶级为了垄断话语权、捍卫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权益，编织出来的虚伪价值观。目的在于阻断社会阶层的通道，断绝社会低层向高层进阶的机会。除了儒教和资本教以外，其它宗教的阶层都是相互隔绝的，尤其印度教在种姓制度之下，社会阶层是绝对固化的，出生就决定了命运；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底层的人虽然可以通过学习神学成为神职人员，有一定的机会可以改变出生命运，但也是仅限于职业，没有上层阶级的血统是不可能会拥有上层阶级地位的；甚至欧洲国家直到今天对一个人国籍的认定也还是根据血统……

宗教文化就是欺诈与奴役的文化的，宗教社会的被统治者都是被奴役的。社会阶层固化的、没有阶级通道的宗教中，被奴役阶层就只能是奴隶，因被欺诈或被强迫成为统治阶阶的生产工具和私人物品；如果是在有阶级通道的宗教中，也就是奴隶也有机会成为奴隶主的社会中，那么奴隶的积极性就会异常高涨，就会使尽浑身解数也要争取奴隶主的地位，因此以获取权益为目的的、自觉接受权威驱使、甘愿做为帮凶的奴才就会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故而，社会阶层相通的儒教和资本教就是盛产奴才的宗教，其宗教文化也就是奴才文化；而没有阶级通道的宗教就只能是奴隶文化，奴隶们即便是从事了高等职业或者是反判了、把奴隶主推翻了，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除非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宗教（比如天主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东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否则在原宗教之内就是没有阶级通道，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阶级跨跃的（比如欧洲社会从来没有过奴隶起义起的成功历史，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军团，最多时达到12万人，但最终还是被斩尽杀绝了。因为整个社会都不认可、不承认他们的合理性，他们永远都是被交杀的对像，就如同是一个只有熵增，没有熵减的不平衡系系，所以能量耗尽、系统瓦解是唯一的结果。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翻身做了主人的历史却是履见不鲜，因为儒教社会信奉胜者为王，只要你能推翻原来的奴隶主，所有的人就都会承认你是新的奴隶主）。

奴隶文化，由于社会阶层固化，出生就决定了一生的命运，所以奴隶们没有太高的生活积极性，对此生往往不报什么希望，而是把所有的愿望都寄予死后，希望死后可以进入“天国”，从而脱离苦难；今生接受、并履行苦难的义务，就是死后能进入天堂所必须要支付筹码；否则死后就会下地狱，承受更加残酷的刑罚。

奴才文化，由于社会阶层是相通的，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机遇就有可能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改变自己的出生命运，所以奴才们对此生都满怀着热情；至于死后会怎么样，是不屑一顾的。虽然儒教也有地府的审判制度，但是儒教徒们却并不在意义。孔圣人曾经教导过：“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资本教兴起之后，科学知识被广泛普及，人们就更不会相信死后的鬼神之说了。

宗教文化的属性是任意的，是以争夺生态位为目的的，无节制、无底线的发挥劣根性的野蛮状态；所以宗教文化的品格必然是恶的。善，在宗教文化之中只能是个别的、具体的行为，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就如引力等离子系统一样，表面看是从低温向高温的转化，也就是从低能量向高能量的转化，是一个高效的减熵系统；然而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以损失质量为代价的；物质、质量、能量同一，损失质量也就是消耗能量，所以引力等离子系统不是从系统外部吸收能量实现减熵的，而是通过消耗自身质量提高温度的，这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行为。从大尺度的宏观角度观测，引力等离子系统的熵从来没有减少过，而是单向增加的，连系统平衡都不可能实现。强子系统，强力是永恒的，是永动机，所以强子系统的熵虽然不会自发的减少，但也永远不会增加，是恒熵的系统；原子系统、分子系统，虽然无法抵消熵增，但由于强力和电磁力的永动机效应，所以是可以无限循往复的，在大尺度的宏观视角也可以说是恒熵的；只有引力等离子系统，是以毁灭分子系统、原子系统，甚至是强子系统做为能量来源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除引力等离子系统以外的一切自发存在的系统，都是依赖强力、电磁力，即永动机效应而存在的；只有引力等离子系统，是以自我毁灭做为能量来源的。宗教文化赖以存在的根本就是阶级剥销，就如引力等离子系统一样：是通过摧毁自身系统以内的一切系统以及个体来获取能量的。因此，宗教文化是客观必然的、是系统不平衡的、单向的恶；即便是个别的善也都是极大概率的伪善；而极小概率的真正的善，却只能沦为宗教的牺牲（这就是知乎上常见到的“为什么有些人智商很高却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问题的答案，因为真正的高智商是自律、自强，所以宁愿生活窘迫也不原意在污浊中角逐）。

奴隶文化和奴才文化，是宗教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由于奴隶文化固化了社会阶层，奴隶们没有生存积极性，需要权威的命令、道德的欺诈和皮鞭的驱使，才能使奴隶们成为生产工具，所以相对而言奴隶制社会的运作成本很高，社会效率却很低。奴才文化给了奴隶做主子的机会，于是只要奴隶主动的、自觉的供主子驱使、为主子分忧，则就有机会成其他奴隶的主子；或者是把主子推翻，自己就可以成为新的主子，所以奴才们的生存积极性异常高涨；相对而言奴才社会的运作成本更低，而社会效率却更高。古代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在全球普遍的奴隶文化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奴才文化。奴隶文化和奴才文化都是宗教文化，都是以争夺生态位为目的的自我毁灭的存在形式，都是单向趋恶的文化系统。奴才文化比奴隶文化效率更高，代表的就是对奴隶阶层的毁灭性更强，所以社会获得的能量更大，因而表面看上去文明程度更高，奴才文化达到极致的时候（新儒教），直接摧毁每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就像黑洞一样，任何物质掉进去，直接就瓦解成最原始的基本粒子，极致的奴才文化中每一个人都是最原始的、最野蛮的劣根性状态。

在奴隶文化中，奴隶们对现世无法报有任何的希望，所以他们向往“天国”；如果现世环境有所改变的话，他们也只会更多的争取一点自己的权益，由于传统的道德和血统的观念他们不可能会想到自己去做奴隶主；直到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奴隶才有可能转化为奴隶主。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原来奴隶阶级的一些人通过经商致富以后，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然后伴随着的科技革命、文艺复兴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权益的革命。资产阶级是一个有别于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新型的社会阶级，是一种与奴隶文化对立不相容的、由失而复得的古希腊文化和科学思维催生出来的新型意识形态，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革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革的是文化的命，而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不变的阶级反判或王朝更迭；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的是文化的提升和文明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却没有冲破宗教文化的惯性，没有去履行他们在革命之初所提倡的伦理诉求；而是屈服在了资本的权威之下，主动的做了资本的奴隶和帮凶——资本的奴才。奴隶文化由于社会阶层固化，阶级矛盾不能相互转化，所以文化系统的结果就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发生突变或变异；另外，由文化的惯性定律，突变或变异之后也无法摆脱固有的意识形态。因而，奴隶文化必然突现、且唯一可选择的，就是由被动奴役转为主动接受奴役。也就是说，由奴隶文化转向奴才文化，是客观必然的规律的；或者也可以说是种间竞争的协同进化。

在奴才文化中，奴才有机会成为奴隶主；奴隶主也有机会沦为奴才，社会阶层是相通的，除了最大的奴隶主和最卑贱的奴隶之外，其它人都是一体两面的——既是奴才也是主子。比如儒教社会中，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系统——家庭，就是一个男人做主子的机会。凡是成了家的男人，哪怕在外面见了谁都称奴才，但是一回到家他就成了主子，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的家庭成员挑战他一家之主的权威。90后、00后或许不太会感受到父权的威严了，但是我做为70后的最后一代，这种感受还是犹为强烈的。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老好人。在我的记忆里，他一辈子也没做过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就连占别人一点便宜他也不会。可是在家里，在家人面前，一家之主的权威是拿捏的死死的。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人话，除了道德绑架就是父权的威慑；家中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他从来不跟你讲道理（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道理），必须要顺了他的意，否则就跟你玩命。中国人对结婚犹为敏感，不结婚的人会被整个家族鄙视，其实真正鄙视的就是你没有做主子的机会，所以你就没有面子。只有做了主子，哪怕是只能在家里做主子，起码也是有主子身份的，才能有一点面子；中国的“高端人才”都是销尖了脑袋要往编制里钻的人才，除了编制里福利待遇好之外，就是编制在社会上有太多的特别通道，可以有很多做主子的机会，是特别有面子的，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真正的人才，不懂面子文化、不懂权力运作、不懂在奴才与主子的身份之间灵活切换，在中国是混不下去的，于是只能用脚投票，宁愿到硅谷去租个车库自己创业；没有能力用脚投票的，就只能在奴才文化中内卷至死了。

奴才文化打通了宗教的社会阶层；并且还一体化了奴隶与奴隶主的身份，表面看起来是消除了阶级差异、调和了社会矛盾，实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理想愿景。但实质上是把奴隶主阶级也奴隶化了的手段，原来奴隶文化中的奴隶主阶之所以被奴隶化，是因为突变出了一个新的比奴隶主阶级更高的阶级——皇帝（或资本）。因此，皇权统治（中央集权制）或资本统治（金融垄断制）就是奴隶文化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所必然突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动做奴隶。皇帝（资本）以更小的成本统治更大的群体，必然是有主动为奴者的支持，否则能量自发的由低向高转移、小质量物体吸引大质量物体是绝不可能的。皇帝把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群都划分成为奴隶阶级，使奴隶阶级广泛化，因而就消除了原奴隶文化中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使奴隶主阶级失去了原来的确定性和成为了稀缺资源。奴隶都有了成为奴隶主的机会，但机会是稀缺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只有与同阶级残酷的竞争，无底线的向皇帝进忠，才能获得做奴隶主的机和保全自己的地位。皇帝与奴隶阶级的矛盾虽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这两个阶级的数量差距太悬殊，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身上，这种矛盾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另外皇帝不会亲自去执行政令，而是雇佣官员，皇帝与奴隶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样奴隶与皇帝就更没有直接的矛盾了，直接的社会矛盾被转向了奴隶与官员、与乡绅之间，也就是奴隶与奴隶之间，原来的阶级矛盾变成了同一阶级的内部矛盾。皇帝中央集权制，就是通过广泛化奴隶阶，人为制造机会和资源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把原来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了奴隶阶级的内部矛盾；在奴隶阶级内部，皇帝给了奴隶们“公平”竞争被雇佣的机会，为了获得机会奴隶们积极的争相孝忠于皇帝，就此异化成为奴才。奴才以及奴才文化（——奴才自我意识形态的固化和统一），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必然产物。资本统治也是同样的道理。

奴才文化既没有消除阶级（官僚阶级、资产阶级同样是阶级，除了称谓和剥销手段的差异之外与奴隶主阶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没有调和阶级矛盾，只是把阶级矛盾转化为了奴才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还更剌激了奴才之间积极的、激烈的竞争，因此奴才文化对奴隶阶级的毁灭性是更加强烈的。就如同，奴隶文化只是通过从外部施压燃烧奴隶获取能量；而奴才文化则是引起了奴隶阶级内部的核裂变反应，奴才们在裂变反应中斗得不亦乐乎，皇帝坐收渔翁之利，收获了巨大的裂变能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其实从来没有撑握过皇帝的权力，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如中国皇帝一样的待遇，所以欧洲其实没有过帝制，也就是中央集权制，欧洲历史上所谓的皇帝，实际上只是封建国王，因此欧洲也就没有突现出奴文化。很多人都分不清“封建”与“帝制”的区别，总是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史说成是封建社会。“封建”，是分封建国。是指国王把一个国家分成若干个诸候小国，诸候国在法理上归属于国王，但有实际的自治权；因此诸候国强大的时候就会脱离国王的管制，或者是把国王架空、推翻。“帝制”，是中央集权制。指皇帝一个人辖中央政府独揽整个国家的大权；皇帝封的诸候和官员都没有自治权，一律由皇帝统治。中国至秦之后历代王朝，初建的时候都会象征性的分封诸候，但不久之后都会削藩，吞没诸候王的权力；汉武帝的“推恩令”更是把一切权贵的权力都化整为零了。所以中国除商、周是封建社会以外，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里都是帝制而不是封建。说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史的，就真真是文盲了。

奴才文化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转向了奴才间的竞争矛盾，竞争矛盾虽然也是不可调和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理、可以包容的矛盾。因为竞争是源自于机会和资源的不足，机会和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的，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没有达到智性、人性的思维维度不会知道皇帝、资本其实就是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人为制造了机会和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竞争矛盾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且竞争矛盾虽然不可调和，却也是容易解决的，只要解决掉竞争对手，那么竞争矛盾也就自然消失了。干掉竞争对手不但可以获得机会和资源，还能剌激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带来极大的身心愉悦；于是奴才们不担不排拆竞争，反而还乐在其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样，一切的社会问题就都是竞争对手的问题，解决掉竞争对手就能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解决掉所有的竞争对手就成了奴才们的自我意识形态，当这种自我意形态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人都想着如何解决掉（指击败或训服，也抱括杀掉）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人，这就是“内卷”，就是奴才文化的形态。由于竞争的客观性和胜利带来的快感，奴才们永远也不会怀疑这种竞争的合理性，竞争失败了只会怪自己不够狠毒、不够无情、不够卑贱……吸取经验教训在下一次的竞争中更毒辣、更绝情、更下贱……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了……无原则、无底线的追求成功——胜者王候，败者贼，是奴才们唯一的价值观念。

奴隶文化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形态；而奴才文化是野蛮竞争的内卷形态，奴隶文化是人为造成的，而奴才文化更像是自然的状态。所以奴隶文化可以从自然法、从道德准则出发进行怀疑、否定和批判；但奴才文化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如果不能到达智性、人性的思维维度，连怀疑、否定、批判的支点找不到。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挣脱自然法、摆脱客观必然性的约束，从自由的立场去研究社会问题。奴才文化符合客观必然性（理性）的自然法则、迎合感性的劣根性，感性、知性、理性的自我意识都无能识别奴才文化的漏洞，被奴才文化牢牢的锁死，不能突变、不能进化；所以从奴才文化中不能突现出新的自我意识形态、新的社会阶级、新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间，大约每隔两百多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奴才的自我意识形态、社会意识从来没有被动摇过；资本教登上历史舞台三百多年以来，资本主义不但从来没有遭到过质疑，反而还成为了全球的普世价值，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能够抵御资本的侵蚀，不知不觉中全人类都做了资本的奴才，自觉、自愿的被资本驱使，成为资本的工具。

奴隶文化的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是固定的，奴隶不会上升到奴隶主阶级；奴隶主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下降到奴隶阶级，血统就决定了前途命运，谁也不用操心自己的将来，还没出生就已经决定好了。因而奴隶主阶级就可以无任何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事情；奴隶阶级只要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除中世纪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可能最多也就二、三百年，从公元1000年以后中世纪的文化就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大学就是中世纪发明的。）以外，奴隶阶级都有机会跟奴隶主一起玩思维游戏——哲学、数学、天文学……以及考取法学、医学、神学、哲学、生物学等各学科的学位，从而获得从业资格。比如开普勒就是出身贫民，他原本是想要考取神学学位从事神职工作的，只是由于他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不受教会欢迎，故而没能如愿。后来他的数学才华受到弟谷的赏识，并在弟谷离世后接任了弟谷的工作，一边为鲁道夫皇帝占星，一边钻研自己喜好的天文学。他还自嘲说：“作为女儿的占星术若不为天文学母亲挣面包，母亲便要挨饿了。”奴隶文化虽然也在竭尽所能的施行禁锢手段，但是却没有进化出摧残个人意志的机制。奴隶们只要不挨饿就可以任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奴隶是自我任意规定自我的意识形态。

奴文化表面上好像没有阶级，大家都是公平竞争，胜者为王，可实际上阶级是无处不在的，你必须要时刻保持着斗争、攀比的警惕性，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别人超越了，然后你的权位、利益就被吞没了，即便是做上了皇帝也要时刻防备着被别人取代。奴才文化把所有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斗争、内卷上，“只有拼命的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奴才只能跟着潮流走，事事争先，恐落人后，完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更别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商品房兴起，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全都争着抢着买房子；私家车流行就家家户户都要购车；你给儿子报钢琴班，我就给女儿报舞蹈班，你去大医院看病，那我也必须得去大医院；你抱孙子了，那我也得逼着自己的儿女结婚生子；甚至坐公交、坐铁也必须要抢，否则就没坐了、上不了车了……奴才们争先恐后的做房奴、车奴、孩奴，以及一切权贵、资本的奴才，生怕欲做奴才而不得。奴才文化形成了一套剌激攀比、斗争、内卷的机制，令自我丧失了自我规定的能力。所以，奴才的自我意识是被即定的意识形态所牵引和规定的。

“任意的自我规定”，是指知性或理性。感性是自我意识具有了突破自为的意识的能力，但是还不具有自我规定的能力，所以是没有自我规定的任意性；知性和理性虽然都是自我规定，可知性还无法排除感性的幻象；理性只能做出客观必然性的判断，而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因此我把知性和理性概括为是“任意的自我规定”。只有上升到智性，实现了自我（规定）与客观（必然）的统一和自我的同一之后，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自我规定，才是自由。

从“协同进化”的生物进化论而言，奴才比奴隶更具有生存优势，而且也比奴隶更接近自由，最起码奴才有用脚投的机会，奴隶却是没有的；并且从政治演变史来说中央集权制也是从封建制中演变出来的，所以奴才是从奴隶中进化出来的新物种。变异和突变是基因的内禀属性，可什么样的变种能存活下来是由天择决定的，在“物竞天择”的生物演化论中，达尔文曾说过：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一定是最强壮的或最聪明的，而是能更快适应环境的。也就是说基因决定物种的分化；天择决定物种的进化。

奴隶文化和奴才文化的分化是宗教文化本身决定的，而且在协同进化中奴才文化也确实是占据优势的，但是在协同进化中占据优势的，却并不一定能够通过天择的筛选。人类社会是依赖于客观规律获得的能量而存在的，人类社会，也就是文化的天择是客观必然的物理规律。因此，更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文化才更能受到天择的青睐。古希腊、基督教虽然是奴隶文化，但意识形态是统一达到了知性的自我意识形态，所以是更符合天择的；而儒教的奴才文化从未涉足过逻辑，就只是感性的经验和直觉，只不过是更能适应协同进化，对天择（物理规律）无感无知，所以在天择的筛选中终究是要被淘汰的。资本教文化虽然也是奴才文化的剌激机制，但是由于古希腊、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和惯性，资本教并没有彻底的奴才化，只是在没有知性文化基础的地区，尤其是儒教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特别盛产资本的奴才；欧洲人直到今天似乎还是生活在三、四百年以前，住着三、四百年前的房子；开着上世纪的又小又旧的私家车；背着凡布包，穿着牛仔裤、旅游鞋，喝喝啤酒、看看足球一辈子就过去了；阿尔卑斯山的村子里还没有通电，走个亲戚还得赶着马车……欧洲人也曾经疯狂过，被资本奴役过、驱赶过，但最后他们清醒了、平静了，没有被资本牵着鼻子走，争抢着去做资本的奴才，而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虽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奴役着欧洲人，但欧洲人却不会主动去做资本的奴才。所以，资本教是奴隶文化和奴才文化并存的宗教文化，即能适应协同进化，也更符合天择的筛选，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文化（理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