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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吸毒的背后

是转型社会的价值失序

文 | 赵家琦

——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11月28日，歌手陈羽凡因吸毒被警方刑事拘留，舆论哗然。实际上，如今艺人吸毒已不算新鲜，从黄海波、张默到李代沫、柯震东等，娱乐明星的“吸毒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平添新成员”。只可惜，无论舆论如何叹息，依旧难以阻挡“毒星”的前赴后继，将自己的形象与事业“付之一炬”。我们不禁感到疑惑：对于已经名利双收的娱乐明星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让毒品“自毁前程”？作为个体的艺人当然有自身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我们应该看到这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与当下社会的普遍价值息息相关。艺人的集体堕落的背景，实际上是转型社会价值相对化和后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泛滥。

除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与“圈子”带动以外，明星吸毒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价值信仰的缺失。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成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点。当大量资本涌入娱乐圈，一部分明星很快就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然而一些明星却并没有树立相应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娱乐圈这样一个五味杂陈的大染缸中迷失了自我，迷信“金钱决定论”“圈子融入论”，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信仰缺失， 精神空虚，无法抵挡毒品的诱惑与侵袭。

明星价值信仰的缺失与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度过高有关。有的明星由于自身才艺、形象气质好、曝光率高而享有粉丝对其的喜爱甚至“纵容”。在他们眼中，只要笼络了“粉丝”和“流量”，即使以“负面形象”进行炒作，也是值得的。张默吸毒，网友“喊他爸爸去捞人”；柯震东吸毒，粉丝大喊“男神犯错不叫事”。编剧宁财神更是在刚刚出狱后就扬言“立即投入到《龙门镖局2》创作中”，表示“对吸毒不后悔”。明明是严肃的社会事件，可是几句调笑，就以娱乐化的方式掩没了本该有的严肃反思。

另一方面，明星对自我的放纵很大一部分是媒体 “培育”的结果。在对于明星吸毒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花边新闻、绯闻的炒作上，忽视了其媒体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批判功能和社会舆论导向功能。陈羽凡被捕之后，第一时间我们没有等来有关毒品来源、案情追踪的相关报道，反而是铺天盖地的娱乐化解读占据头版：“公关公司打脸”“张韶涵神预测”“胡海泉十万个为什么”……实际上，名人吸毒不应该作为一个娱乐事件，而应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媒体的失范性报道，乘了“流量”的快船，合了“观众”的口，却也无形做了错事。明星吸毒被抓后常常通过“鞠躬道歉、受访袒露心声、参加慈善活动和适时再次复出”的固定模式翻身，这就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吸毒行为能够被原谅、被遗忘，继而有可能再次出现越轨。

明星由于其高曝光率收获着社会的认可，同时他们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处在与社会整体意识的不断互动之中。中国社会的文化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价值陷入对立与冲突，提出了一个个使人困惑的价值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原谅“偶像”的过失？当金钱与物质享受极大化充盈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个体又该追求什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相对化，过度后现代文化侵蚀使得成功观念和消费观念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青年人消费冲动高涨，理想与慎独能力低下。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明星们才会将金钱投入于“追求刺激”的“自残行为”，以抚慰其内心伤感和深层孤独。人的心灵一旦丧失了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就好比海上的一叶孤舟， 失舵漂泊，如何寻求心灵的皈依已经成为整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元社会价值中如何重塑现代性？贝克和吉登斯是乐观的，他们强调：“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专家、更多的科学、更多的公众领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中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

文/赵家琦（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