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建议題主把问题改成：

宋朝和明朝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假如没有蒙元满清，宋和明如何才能进入工业革命？

很多人提到宋明，总是无不惋惜的说，宋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因为出现了蒙元满清这样的势力消灭了宋明，导致其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进而导致在满清出现被工业国吊打的悲剧结局。

于是就会开始幻想，如果没有蒙元满清这样的势力入侵，宋也好，明也好，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会开始工业化吗？

答案是，会，但是难度极大，所遭遇的艰苦，所要要付出的血泪，和清末比不会好多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华文明要工业革命最大的阻碍主要是三点：

1.历史的巨大惯性；

2.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的强力控制；

3.小农思想的影响，社会内部缺乏内在动机。

我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是历史的巨大惯性，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华夏文明得到统一发展，

为了维持这个巨大国家的正常运作，

“稳定”就成为了统治者所看重的最最重要的要素，

那么如何维持这样的稳定呢？

于是出现了《管子》中的“士农工商”体系，

秦亡以后，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以黄老之术治国，后来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民众以简单的“士农工商”做出划分，其中“士”一开始是大夫阶级的门客家臣，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经过历史的发展，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

因为“士”为统治阶级，所以士的地位最高，而“农”为天下之本，毕竟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人耕种，天下就会陷入饥饿，所以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有足够的食物”这个前提下，毕竟做生意本身不会创造出什么价值，而粮食确实农民辛苦耕种出来的，所以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统治者就会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业为末业。

而如果社会没有发展，则这样的体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社会发展，此时社会的农业产出已经到达瓶颈，其产出已经无法养活天下百姓的时候，这时候会发生两种结果，

一是大部分人没饭吃，于是开始暴乱，暴乱的规模会逐渐加剧，出现大规模的暴乱起义，导致天下人口锐减，人口减少到农业产出可以承受的规模的时候，天下又会恢复安定稳定。

二是统治者寻求掠夺外族来供养本族人口，通过贸易或者抢掠的手段，来获取足够的财富与粮食养活本国人口，也就是俗称的把矛盾转移到国外。

而中华文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第一种可以选择，因为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周边富裕的土地，都被中华文明所占据，而就算中华文明想通过第二种方法来转移国内矛盾也做不到，因为周边国家都是穷逼，正常人再穷也不会去和乞丐大打出手去抢吃的，首先打得过打不过另说，就算打过了，所抢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甚至还不如前期为了出去劫掠而准备的开销来的大，变成了“亏本式抢劫”。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入侵他国打算拓展生存空间来试图找出一片新土地的行为，但是大体上结局都是吃力不讨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然后说说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的强力控制；

从宋朝开始，随着宋朝对于唐朝灭亡以及五代十国乱世的种种反思，宋太祖开始进行对武将集团的大力压制，使得重文轻武的情况开始出现，并一度做大。

在皇帝的政治倾向以及支持下，文官集团与依附文官集团的特权而产生的士绅阶层取得了完胜，逐渐形成了某种政治垄断，而为了维持这种因为政治完胜而带来的垄断，这些集团开始进行抱团，逐渐形成了近乎垄断的文官阶层。

而文官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与因为垄断而带来特权地位，不惜对同胞下手，干了很多打压异己，卖国求荣的荒唐事。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把舆论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并利用手上的这些权力重新改造了社会，

造成了一个个畸形或者说变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贞洁牌坊啊，妇女裹脚啊，这些先不谈。

而最严重的就是把儒家思想曲解并进行神圣化的再次包装。

把儒家思想从一个劝人自律，劝人上进有所作为，劝君主善待百姓，

主张“民贵君轻”，“得民心者的天下”的为让华夏百姓实现大同之世理想而共同努力的，

一个主张“仁”与“义”学术思想，

包装成了一个充满教条的，僵化的，排他的，不容置疑的类似宗教一样的存在。

而孔子他老人家在去世的千年后又被这些人从坟里抓出来包装成为了“神”。

既然孔子成为了“神”，孔子的后人自然就是“教皇”，而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为了“教廷”。

于是在曲解中，儒家思想中的“民”，也不再指代那些普通百姓，而异化成了读书人也就是士人阶层。

于是就变成了“读书人贵君轻”“得士人心者得天下”“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社会潜规则。

于是封建君主与文官集团形成了一个极其接近政教合一观念的国家。

而最大的受害者，百姓的利益却一天不如一天，受到士绅老爷的苛责虐待不说，就算是被打压欺凌的落魄的武将阶级，也可以随随便便的欺压百姓。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宋朝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改革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唐也好，宋也好，起码是从各个方面考察了这些士人的种种综合能力，或者说是思维逻辑能力，总体而言，那是取材。

而到了明代开始的八股文取士，上述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八股取士中，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只能用“圣人之言”来考试，

因此能考上的，自然只有把圣人之言背的滚瓜烂熟的人。

因此，圣人之言，八股那一套就变成了正道，而其他的科目就变成了“雕虫小技”或者“奇技淫巧”这种无关痛痒的存在。

有人说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

这种说法有点片面，其实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社会的稳定，

那么这些人作为国家政治的垄断者，会好好的治理国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很少有人能真正克制住自己的贪心，更何况是这些国家政治的垄断者。

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这些人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贪得无厌，却只会利用手上的权力去巧取豪夺。

对于从农业到手工业的一切生产活动，或者对于任何产业的商业经营，

全部都抱持着某种鄙夷与不屑的态度，认为这是下等人做的事情。

毕竟“万官阶下品，惟有读书高。”

作为尊贵的读书人只需要负责读书，考试，然后做官就行了。

所以唯一被他们承认的“上进”之道，也只有读书，然后做官。

退一步说，就算做不上官，只要能拿到功名，还是能获得特权和财势，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歪门邪道，都是玩物丧志，都是不务正业的“杂学”。

于是最可悲的地方出现了，

当时中国头脑最聪明，或者说最有知识文化，又垄断了国家权力的一群人。

在他们的世界里，最值得学习的知识既不是科学与真理，也不是富国与强兵，更不是提高生产力；

而是仅限于读经书，写八股，考科举，混个官，谋特权，

训练自己如何成为合格的剥削者，如何成为一个朝廷柱石（社会蛀虫）。

最终被他们聚敛起来的社会财富都被挥霍一空，或者作为藏银留给后人，

而真正需要资金扶持的，可以富国兴邦，获取财富的农业、工业、商业统统被视做低贱，

同时又自恃为天朝上国，不屑于对外靠武力去获得财富与土地。

这样的社会如何有未来？

最聪明的人掌握国家权力，却只想着压榨与掠夺底层百姓，不想着发展与强国，

那么不管是泥腿子出身的明朝也好，外来鞑虏建立的清朝也好，亦或是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还是什么其他的封建君主。

只要还重用文官集团，就难逃出被“政教合一”的结果，被文官集团垄断朝政的最终命运。

这样的人所统治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主动参与地理大发现？

怎么可能会主动实现工业化？

最后谈谈小农思想的影响，社会内部缺乏内在动机。

正如前文所说，中华传统这十八省的土地在东亚区域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肥沃了，只要是天时尚可，这十八省就可以出产足够的粮食，让百姓安居，社会安定，自给自足。

而相比之下的其他区域，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就是没用的土地，比如新疆的戈壁沙漠，西藏的世界之巅，蒙古的草原，东北的苦寒冻土，南部的瘴气雨林等等。

如果要去开疆拓土，占领开发，则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首先是不划算，其次也会被官员称为“劳民伤财”或者“穷兵黩武”而影响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

所以，中央王朝的皇帝，除非是立志开疆拓土，否则会视这些土地为无用的包袱，反而更倾向于让当地统治者去统治他们自己民族，而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形成朝贡体系。

从唐代开始，直到清朝，真正没有做到完全占领并统治汉十八省的只有宋朝，也只有宋朝有这个动机去大搞海贸，因为传统的士农工商体系已经无法为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税收。

所以哪怕是赵构这样的皇帝也知道海贸的重要性，在《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载，他曾谕及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而其他朝代，比如明朝搞禁海，朱元璋是不清楚海贸的重要吗？不知道海贸赚的多吗？

当然不是，而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的左右下，觉得中央王朝已经足够富庶，犯不着去赚这个钱，而且封建王朝的海外统治能力虚弱，也就是海外区域中央王朝也无法管束，而一旦形成风气，民众都去海外发财，这样肯在国内乖乖种地的人就少了，那么当然会影响正常税收。甚至影响国内百姓的生计，如果地都没人种了，那么粮食哪里来？

如果站在今天人的角度，发展和东南亚的海贸，从东南亚那种稻米不值钱的地方运来就是了，不过明朝人哪有这样的商业思维呢？更何况再说商人运来卖多少钱岂是朝廷好管理的，到时候运来的米更便宜，搞的谷贱伤农，农民不肯种地了怎么办？于是干脆一刀切，片板不能下海，除了官方和朝贡，禁止一切海商出海交易。

有人说朱八八泥腿子出身，不懂金融，不懂海贸，只知道种地，搞出这样奇葩的祖制，让中国放弃了大海，错过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这个锅真不能扣到朱八八头上，之所以地理大发现起源于欧洲，是因为欧洲那些穷逼实在没活路了，欧洲国家之间又各种卷，出于地图边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本就卷不过法国和神罗这样的强国，所以人家迫切要寻找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然后乖乖做生意也好，去抢也好，总而言之要实现脱贫致富，所以人家大搞航海冒险。

但是就像前文所说，传统汉地十八省，只要不出大灾，只要天时尚可就能出产足够的粮食让中国实现自给自足。所以中国王朝没有这个动机去搞地理大发现，也不必出去抢或者去开辟什么新航路。

所以欧洲人通过地理大发现，入侵了全世界，汲取了大量财富与土地，而中国统治者安于现状，安安心心的在汉地十八省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既然这样的话，中华为什么要工业革命？或者说工业革命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大伙都知道，工业革命可以提升生产力，

从而使得国家强大，国民富足，

但是古人除非是亲眼见过工业革命前后的对比，

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还有这种操作的。

所以，在这三条巨大阻碍的影响下，就算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很难开花结果的，

如果没有蒙元满清，宋和明在内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自主进行工业革命，

但是很难，毕竟改变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最后我架空幻想一下，宋和明如何才能进入工业革命？

首先，一定是存在一个始发地，

且始发地也一定是一个商贸中心的存在。

且离首都较远，国家的统治力再此无法形成有效统治。

那就假设成16XX年的广州好了。

由于后金入侵，与中原流寇兴起，明朝的影响力已经无法直接对广州进行遥控。

其次广州的周边存在反叛势力，这些势力对广州城的富庶虎视眈眈，多次准备入侵广州来干票大的，广州市民知道一旦放任这些贼人进城，则全城化作炼狱，于是全城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贼人几次攻城之后，广州城的最高指挥官巡抚与总兵战死，其他官员纷纷搭船跑路，于是广州陷入无政府状态，广州几个商业公会的商人的全部身家都在这里，这些商人推举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领导广州，于是米业公会首领郭老板当选，

郭老板当选之后，深知现在广州虽然有点财力，但是兵少粮不足，于是郭老板一边找来米业公会的同业商人去筹粮，一边派人去澳门雇佣外国佣兵前来参与城防。

但是不管是筹粮还是雇佣士兵，都是要花大钱的，虽然目前广州城的财力还算充足，但是因为城市陆运断绝，城市需要发展海运，才能赚取银两，

在这样的压力下，郭老板请人联系郑芝龙，希望打通与郑芝龙的广州福建海上贸易路线，虽然郑芝龙故意提高要价，但是想想自己还是有赚头，于是郭老板答应了郑芝龙，广州与福建的商贸路线开始，

此时来到广州跑船的欧洲海商抱怨，由于陆运断绝，郑芝龙霸占了福建海运，导致江浙的丝绸欧洲人弄不到，南洋的胡椒也运不到江浙，而郭老板因为和郑芝龙有贸易关系，郭老板一口应承下来，包买了欧洲海商所有南洋的胡椒，运往江浙，又从江浙采买大量丝绸，于是广州成为了南洋巨大的转口贸易点，其贸易非常兴盛，自然引起了当地官匪的眼红。

朝廷的新来的巡抚与总兵接手了广州的城防，开始隔三差五的像商人要好处，要城防费，而商人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些费用里有多少进入这些官员自己的腰包。而城外的叛军知道了广州越来越富庶，开始从湖南，江西，广西等地方招募流民，试图一鼓作气拿下广州。

而被商人们花了大钱养起来的朝廷军被叛军乱民一冲就散，反而商人们自己组织的团练与澳门雇来的雇佣兵面对叛军乱民发挥了不错的抵挡效果。

于是商业公会一合计，这官军如此糜烂，那我们为什么要养他们，于是郭老板设计杀死了巡抚，又派团练包围并杀死了总兵，广州正式宣布自治。

宣布自治后，广州城本地的文人宣布不予自治政府合作，除了拒绝支付守城费用，并各种使绊子拖后腿，仗着自己读书人的特权在街上摆起破靴阵，指责商人公会都是贱民还妄想颠倒伦常，试图以夷变夏。为了夺回统治权，这些读书人进攻商业公会，更有甚者，叫嚷着要打开城门放叛军入城。

一开始商业公会的团练们也不敢拿这些老爷们怎么样，但是眼见这些人越发胡闹，居然试图放火烧毁商业公会，于是郭老板等人下令团练对这些读书人举起屠刀，不仅杀死了这些读书人，这些人的产业一律没收，产业里的佃户农奴一律编入乡勇团练。

而面对有限的耕地与有限的人员，如果从土地中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用有限的人员做更多的事情，成为自治政府这些老板们的研究课题，有人找来了古书《梦溪笔谈》，从中选取了一些农业水利的技术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有人找来西洋传教士，买来了先进的枪炮，并教会匠人制作，提高了人员管理能力，增加了行政效率。

之后自治政府击溃了外围叛军，把地盘扩张到了整个大湾区，为了增加劳动力与军力，宣布废除了贱籍，确立了所有人都要交税的制度，面对不肯交税的明朝读书人，痛下杀手，杀的人头滚滚。

故事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如果这个自治政府要继续发展壮大，那么压榨底层百姓，碾碎挡道的传统读书人势必会更加具有普遍性，同时为了提高利益，势必会火并郑芝龙集团，面对中央政府与流民在中原的混战，非但不会出手弹压，反而会发挥其搅屎棍功能，把中原搅得生灵涂炭，中央朝廷才会越来越弱，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投向光明”，而这些无产无业的百姓，对于自治政府来说，仅仅是一个生产力单位而已。

那么如此重视“效率”的政府，肯定不会错过提高“效率”的机会，那么工业革命自然会欣然接受，然后在压榨本国百姓的同时，也会去压榨周边或海外的其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