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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根据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根据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根据徐崇温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个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根据

徐崇温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个重大战略思想,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自从胡锦涛同志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10月14日在党的第16届3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迅速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几年来的实践更证明,这种科学发展观是指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沿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向前迈进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和根据,又是什么呢?

一、科学发展观是适应于新阶段新要求而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适应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发展期,面临着许多机遇。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这些矛盾的凸现又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是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而要是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它旨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科学发展观也是在总结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地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就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在同时,经济发展又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果单纯扩大数量、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如果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科学发展观是在吸取国外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又是在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意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战以后,在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的情况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因片面地追逐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因而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国家为解决能源资源消耗过大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发展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的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还包括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应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发展理论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在实践中受挫以后,人类对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总结不断走向深入。1962年,美国出版了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列举了大量污染事实说明,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米都斯等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世界现有的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耗竭的发展趋势不变,那么,世界就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时达到增长的极限,崩溃为凄凉和枯竭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提出了种种新的发展观,它们大致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是朝横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佩鲁撰写和发表的《新发展观》,认为传统的增长理论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排除了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恋,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为此,他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发展理论。

第二个方向是朝着纵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认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提出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

第三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等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在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又进而提出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乏的重要手段,尽管人们追求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人的实质的自由。

科学发展观既汲取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朝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方面,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这样,科学发展观就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发展理念。

四、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党三代中央领导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推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繁荣、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带领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党执政以后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都曾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作出过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设想,努力探索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关于发展问题的很多重要思想;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弯路和曲折以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飞跃,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迅速发展。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等,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新的发展要求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地推进了我党的发展观:一是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二是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领域和方面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和正确道路;三是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这就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具有这样背景和根据的科学发展观在提出以后,也受到国外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在我们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日本共同社发表报道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观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及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美国《新闻周刊》则针对在美国不时掀起的“中国威胁论”,用我们党的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去说明中国正在全神贯注谋发展。这篇由安德鲁?莫劳夫奇克发表的文章说,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所谓的中国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美国的一块心病,它们营造了一种难以磨灭的恐惧感,说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特色,然而,中国国内情况看来完全不同。虽然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仍然才刚刚摆脱贫困二十年,一半人口仍处境艰难,因此,北京压倒一切的考虑仍然是经济,对外政策则摆在后面。至于帝国主义野心,想都未想。中国完全专注于国内经济的迹象,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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