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考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但是也同样带了社会流动的阻碍，在地域流动方面，由于科举考试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使得社会流动缺乏动力，社会各个阶层得不到更新，不利于文化的交融。由于科举考试对普通士子的录取数量大于贵族，因此作为补偿制度的荫补制度在宋朝后期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底层精英上行。

“士农工商”中的“士”由于有科举考试这条有可能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保证，逐步形成了与其他三种身份而言更高的社会地位，不利于横向社会流动，同时由于科举考试的局限性，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对社会分层与流动都带来了极大地负面影响。

一、科举制对于地域流动带来的阻碍

宋朝科举考试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选拔，全国各地考生都会不远万里来到开封参加省试，每次科考的举办都会产生全国上下的一次大规模区域流动，如果考取功名就会被分配的全国各地为官，于是举家迁徙。如果落榜，或在异地谋生等待下次考试，或回到原籍。这种大规模的地域流动使得各地人才得以交流，文化得以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宋朝的每次科举都会有许多人被卷入，科举考试可以给士子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风险，每一次去往开封，都用时甚长，到达开封后还需居住一段时间了解科场情况及考试风向，以期在考试中可以更好发挥。

于是乎“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策论”，所以为数不少的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都会提前来到京师居住一段时间，想方设法估计即将到来的考试试题如何，考官的评判标准如何，兴趣爱好如何等等来尽量提升自己中第的几率。即使高中进士获得美官，也不能在家乡久居，需要在全国各地为官，若不全家背井离乡，则无法照顾家庭亲人。更不论考试落榜者，衣不蔽体，客死他乡者多矣。可见科举考试耗费精力和财力之外还极具风险。

正由于科举考试有着极大的风险，所在宋朝乡村区域，许多地方由于这种风险不愿意进行区域流动社会分层流动，“吾邑绝大江数百里，无大水旱，飞蜡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以丰富之资，加自重惜，而居之名山水之间，花草禽鱼，日变时异，使人见之，心窍恢恢。”

由于家乡富足，生活惬意，如果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则必然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消耗大量时间在家中苦读，田间地头的工作由家中其他劳动力承担，甚至有学子为了考试放弃了农业生产，仅以祖辈的遗产或四周邻里资助为生，如若不中，则退回乡里，无以为生。

正是由于这种风险性他们更偏向于保守的农耕生活而不是考取功名。如果在农村没有固定的营生作为生活来源，科举不成便要另谋生路，多是以教书为生，一则可以获得生计，二则可以继续准备科考，此后如果再次参加考试高中进士则可以实现身份的转变，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是大部分人的状元梦都是无疾而终，与此同时还必须承担科举带来的“后遗症”。

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大量消耗，没有一技之长失去谋生的能力，承担不了对家庭的责任，完成不了抚养老人的义务，因此乡村社会中对待科举考试是十分谨慎的，轻易不会背水一战，态度较为保守。

如果家中生计来源减少，或者父母身体欠佳，种种原因都会导致学子放弃科考的准备工作。在宋朝很少有家庭孤注一掷于科举中举，如果考试失败，落第家庭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不如普通家庭安逸自得，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带来的风险使得民众安于一隅，社会流动缺乏动力，社会各阶层得不到更新，不利于文化的交融，社会的发展。

宋代士子热衷于买田置地，可见他们已经十分清楚科举的危险性，他们需要有田产房屋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才会考虑参加科考。科举的确是在宋代通往上层阶级的主要途径，但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获得比现有条件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是为家庭服务的，如果科举制度本身风险过大而对自己的家庭产生危险，那么参加科举考试本身就变得没有意义。

科举考试对于家庭有着许多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专制政权无法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来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这使得专制政权与乡村社会相分离，社会分层与流动在乡村社会中停止，这些都是由于科举制度带来的阻碍。

二、科举制对于垂直流动带来的阻碍

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流动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它有着自身的功能和运行机制，只有其有序的运行才能保障社会系统各要素有规则的运行和转化，从而使社会母系统也可以有序的运行。社会成员作为社会流动中的个体，只有满足其流动欲望的机制才能吸收社会个体产生的冲动性。

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个人希望获得社会资源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与其他个体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平衡，使得社会流动可以在有序的条件下运行，科举制度就是对这种秩序的强化。

科举制度强化了普通家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权利核心的道路，但是这种强化影响旧势力的利益，相对于普通人家的士子而言，旧贵族产生的士子其用功程度总体来说相对不足，因此在科举考试中并不占据优势，这使得旧贵族产生危机感，从此以往会影响对政权的支持，因此统治者会用其他制度来补偿旧贵族。科举制度将普通家庭出身的考生运送到权利核也的功能刺激了荫补制度的发展，作为旧贵族的补偿荫补官员数量大大增多。

荫补制度是从先秦世卿世禄制度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作为一种固定的官员选举制度存在，往往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笼络旧官僚而制定的一种相对于科举制度来说对于旧贵族的补偿制度。宋朝基本沿袭了前朝的恩萌制度“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以上官皆得荫补。”宋初之际，由于官员数量不多，国中百废待兴，因此荫补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期由于荫补而产生的官员空前增加，产生了冗官的问题。

到了仁宗时期，范仲淹对荫补制度进行了改革，对荫补官员的资格认定更加严格，控制荫补官员数量。后代皇帝也继续实行各种改革措施以改善冗官的局面，主要采取的手段是铨试和呈试，目的是在于提高荫补官员的个人素质，増加荫补难度以控制数量，但是成效不大，冗官现象依旧严重，甚至有“居校庠中，有白首不能自己者”。

到了南宋，荫补官员数量已经占据了官员总数的大部分，荫补制度作为科举考试产生后用于笼络贵族的一种补偿制度己经危及到了科举制度本身，这对社会中下层精英向上流动过程中，由于没有职位空缺而产生了很多的阻碍。

三、科举制对于高流动率社会形成的不利影响

宋朝科举制度放宽了参加考试的资格，也彻底取消了门第之别，达官贵胄的子弟需要与贫困出身的学子平起平坐共同参加考试，在严酷的竞争机制之下，传统贵族往往难以金榜题名，逐步走向衰落，而普通学子却因为学习用功而异军突起，成为了宋朝的新贵族阶级，拥有“暮登天子堂”可能性的士人阶层成为了其他职业阶层向往的身份，士人阶层本身也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贵族意识。

在宋朝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士”阶层逐步产生出了优越于其他的阶层的意识。宋史记载；张谊年轻时便只读诗书，不事农耕，其父见状大怒责其懒惰。张谊却表示只有外出读书求学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所以他就暗中到洛阳龙门书院结识众多朋友，而后名闻洛阳。后来张谊考进士，调补耀州团练推宫。

可以看出“士”阶层处于自身的优越感，逐步变得“不事农商”与其他三种阶层分离，他们以自信可以金榜题名为精神动力，不再愿意从事其他职业，不惜花费终身的光阴钻研经史子集，进而无法产生社会价值，没有劳动转换为财富，影响社会进步发展。

普通士人拥有了通往权利核心的通路只代表着身份限制禁锢的突破，但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崩塌，相反，正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因此整个社会的等级意识更加森严。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形成，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社会等级意识，反而愈加强化。

科举制度是支持等级森严社会的一种体现，对于普通士子来说，正是由于等级社会的森严和社会阶层改变从而获得的优越性与丰厚回报给予了其努为学习的不竭动力。士子获得了更高的阶层身份后立即转变为了这种等级社会的最有力维护者，只有维护好这种森严等级，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身份不被动摇。

科举制度存在之前的社会对人才的选举考察其为人道德品质，学识如何并不是主要的考察方面，这种考察方法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选拔了许多名节、气节良好的社会下层精英，这些下层精英不痴迷于经史子集的刻板研究，而是以自身良好道德形象来构成自己的威望。

这种底层精英进入权利核心后对于社会发展确实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到了宋朝以后，人才的选拔方式更改成为科举考试，统治者只对考生书籍的掌握如何进行考察，对道德品行一概不论，这使得考生功利心大幅度增强，加之考试难度的提高，多数考生的动力都来自于及第后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补偿。

对于社会的风气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影响，真正的下层精英可能无法通过科举考试的方法进入上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英的流动，导致士人人格逐渐衰落，无法形成自身的统治威望。

结论

科举考试的社会作用是产生社会流动并且控制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量，通过考试将社会流动的主客观目标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实现对社会分层的控制，对社会成员的引导。科场舞弊使得这种控制和引导作用失去，对考试公平规则的践踏会同时使得社会风气下降，试图不劳而获者増多，长期以往，必然会使得社会阶层失调，影响社会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