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浮生取义》有感

最近和母亲为孩子的事闹得不太愉快，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几年了。不但每次过年过节回老家，就是每次打电话，母亲都会说，“赶快生孩子，赶紧生孩子，你看你们那一辈的同学朋友，人家的孩子都满地跑，都会打酱油啦，世上哪有人不要孩子的呀！”她甚至跟我说过，“不管是自己生还是抱养，你无论如何必须要孩子，这是我心的一个疙瘩，否则就断绝母子关系云云……”我从小到大都深深体会到母亲性格的强势，我也几乎从来没正面反抗过母亲，但这一次无论如何不会妥协。

前几年我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嘴里答应但心里有谱，但事情总不能一直拖着。前几天在电话里跟母亲终于摆明了我自己的态度。我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您和我爸的生活我都从来没干涉过，你凭什么干涉我和我媳妇的生活？”母亲一句话就把我怼回去了，她说，“因为我是你妈。”我在气头上就挂了电话。事后想想我是否应该态度再强硬一些，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您就是天王老子，也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我的生活！”

类似上述家庭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时常搞得我头大如斗又毫无办法，但自从看了北京大学教授吴飞老师的社会学著作《浮生取义》这本书，我算是恍然大悟了。单说这本书里涉及的内容，其实非常悲惨，看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就可略窥一二，这里就不剧透了。但整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其所探索和弘扬的社会学理念，却是非常正能量、非常科学又实用的。

在这本书里，吴飞老师提出，追求家庭幸福生活并非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相互之间光有感情就行了），家庭中几乎无时无刻不涉及到家庭政治权力斗争与动态平衡。只有家庭中各个成员都达到了动态权力平衡，维护和捍卫好家庭正义与个人尊严，每位家庭成员的人格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和认可，各得其所、尊卑有序，这个家庭才能实现其所追求的以亲密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幸福生活。

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道德资本筹码来玩家庭权力游戏，为试图实现个人所理解的家庭正义与维护个人尊严。家庭中哪位成员道德资本丰厚，她在权力游戏中就可能取胜，进而迫使其他家庭成员屈服。当然这个过程始终是动态和循环往复的，家庭权力游戏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幸福和谐，一家人幸福开心的过日子。但很多人往往在游戏中迷失和忘记了这最关键的一点。

就拿本文开头我和母亲为孩子的问题吵架这件事来说。母亲自认为她拥有足够的道德资本来指责我，来迫使我按照她的意愿给她生个孙子或孙女，好消解掉她内心的“疙瘩”，来让她感觉自己的大家庭也像别人的家庭一样幸福美满。

但在我看来，母亲拥有的道德资本还没有大到迫使我屈服的程度。我参加工作多年早已经济独立，另外也和住在老家的母亲相隔数百公里，我们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平时生活相互牵扯很少，我不认为她有任何权力可以干涉我的生活。当然在这件事上，妻子也和我是同一条战线，我们的生育观是一致的。

但也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妻子和我的生育观不一致，她也想要孩子，但我就是不想要，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影响我们小家庭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其中一方自愿改变或放弃自己的生育观，否则小家庭就可能面临瓦解。

在我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也充满了微妙的家庭权力斗争与动态平衡。我的收入比妻子高，于是在无意识层面，我可能就会认为自己经济方面对家庭的贡献大，因此拥有比妻子更丰厚的道德资本，我就会要求妻子洗衣服、洗碗打扫卫生等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妻子如果像我期望的那样做了大部分家务，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我就会承认她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起了自己的道德资本（类似我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那么我们之间就算是达到了动态的权力平衡，通过权力平衡我们共同捍卫了双方认可的家庭正义（比如对家庭的贡献基本均等），我们就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但如果这种动态的权力平衡因家庭某一方的道德资本削弱而失衡，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家庭的纷争甚至动荡。比如虽然我对小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但如果我不顾家庭整体利益，却因个人嗜好或其他原因而大手大脚花钱，甚至还藏私房钱。我的这种做法显然一方面会削弱自己在家庭中的道德资本，破坏了家庭正义；另一方面会让妻子拥有相对更多的道德资本来指责我，来督促我尽快悔改，并且她还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照顾我的生活，不再认真干家务。如果我接受妻子的责备并很快悔改，那么我们之间又会恢复家庭权力平衡，我主外、她主内的家庭正义生活又会回归正轨。

这个社会学理论武器真是非常好用，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如果单单因感情而结合，却忽视了门当户对这个因素往往很难幸福。“门当户对”在某种层面来说也许是一种僵硬死板的择偶观，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奠定了未来家庭动态权力平衡的稳固基础（这里所说的“门当户对”其实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

大多数人都会无意识地按照社会规范来生活。比如在择偶方面，普遍的社会规范要求“郎财女貌”，男方即使暂时没有财但也必须要有才（必须是一支潜力股），而女方当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即将踏入家庭生活的男女双方拥有的道德资本才会相对对等，他们的权力游戏才好玩。

可如果一对恋人阴差阳错坠入爱河，男方既不帅也没钱，更看不出有支撑未来发展潜力的才华，而女方则家庭富有、相貌端庄、气质娴雅。很显然这一对即使最终结婚走到一起，他们未来家庭的权力平衡也很难维持；换句话说男方会因其缺少道德资本（既不帅又没有赚钱能力）而要承受非常大的家庭压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不管国内国外，大部分年轻姑娘更喜欢“有钱但相貌平平”的结婚对象，而非那种“既帅又有钱”的高富帅。其实这也好理解，高富帅因其天然条件而拥有的道德资本如此丰厚，也许只有同样的白富美才能与之匹敌，一般的年轻女孩即使与其结婚（比如嫁入豪门的灰姑娘），婚后也要因自我道德资本的微薄（贤良淑德可以作为女方的道德资本）而要承受更大的家庭权力失衡带来的压力与可能的家庭动荡。

前不久碰巧中央台《今日说法》中的一个案例，也可以用家庭权力斗争这个概念来解释。其大概内容是一个企业家大姐和弟弟、妹妹因财产争夺而打官司，最终导致大家庭破裂的故事。事情起因是这个家里的大姐非常能干，在改革开放期间抓住机遇开公司赚了上亿资产，当初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她就把一部分不动产放在了弟弟、妹妹名下。在这个大家庭十几年生活中，企业家大姐对弟弟、妹妹一直照顾有加（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却也无形中削弱了弟弟、妹妹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弟弟、妹妹仍然不满意，他们要求大姐必须把自己名下的不动产真的送给自己。这位大姐不能同意，于是一系列家庭战争开始，最终通过法律武器，大姐捍卫和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弟弟妹妹都输了官司，但他们之间的亲情也因此丧失殆尽。

这个故事其典型意义也许在于昭示我们，家庭中的每位个体，对相互之间的道德资本认识是不统一的。上述故事中，企业家大姐含辛茹苦为这个大家庭打拼几十年，她认为自己有丰厚的道德资本来要求和约束弟弟、妹妹；但弟弟、妹妹可不这么想，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姐姐过上了富裕生活，但他们更加认为姐姐有钱了就太霸道、太不讲理，他们作为弟弟、妹妹也为姐姐的公司无偿服务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他们认为自己也有丰厚的道德资本来要挟大姐，来迫使大姐把他们挂名的资产真的送给他们。双方对相互之间道德资本的认识分歧，导致了家庭权力斗争，进而把这起家庭内部纠纷最终演变为法律纠纷。

另外吴飞教授也深刻指出，“家庭讲究礼义、而国家则要讲究法义；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没有礼义，法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意义；没有法义，礼义也会丧失屏障，最终不能实现……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

结合上述案例，一旦家庭权力斗争或家庭矛盾公开化并诉诸法律时，就要通过法义来分出胜负，通过法律来捍卫家庭成员的正当权益。上述案例中，企业家大姐通过法义获得了正义，维护了自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通过法义重新捍卫了自己在家庭中的道德资本，取得了家庭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但与此同时她与弟弟、妹妹的家庭亲情也丧失殆尽。

换句话说，以道德资本为筹码的家庭权力斗争并非是家庭成员的最终目的，人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想要通过家庭权力斗争来捍卫家庭正义（尽管对家庭正义的理解会有分歧），来彰显自我人格价值，并最终实现亲密和谐的家庭幸福生活。任何违背这个根本目的、为了权力斗争而斗争、为了积攒道德资本而迫使其他家庭成员屈服的举措，都是错误和短视的。就像上述那位企业家大姐一样，她赢了官司，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弘扬了自己所理解的家庭正义，但最终失去的却是家庭亲情。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每个家庭如果想要过好日子，生活其中的家庭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得学会相互适度妥协、调和与退让。从根本上来说，家庭成员之间一般不存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正是在这些小事中就蕴含着无意识以道德资本为筹码的家庭权力斗争与动态平衡；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关照和觉察这种社会学现象，并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每个家庭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