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太宗李世民，我们都知道这位开创盛世局面的“天可汗”，虽然创下了为后世所传颂的丰功伟绩，然而却有一个洗不清的政治污点——玄武门之变。正是通过这场斗争，李世民除去了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这才得以从父亲李渊手中接过九五至尊之位。

也正因如此，李世民免不了要承受一个谋害兄弟的罪名。而对于李世民的非议，也大都是对于其处置兄弟的残酷无情。那么，李世民对于玄武门之变有何辩解和后续处理呢？从西安出土李建成的陵墓来看，我们可以从墓碑上刻有55个字一窥李世民的为人。

李世民的墓（李世民的墓是被谁盗了）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玄武门下被李世民埋伏的人马杀死。随后，李世民在尉迟恭等人的护送下接管了宫廷防卫，半推半就下让唐高祖李渊接受了这个结果，旋即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大局已定。

为了稳固胜局同时避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东山再起，李世民下令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儿子，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倒在了屠刀下，也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彻底断绝了希望。

除了对太子府和齐王府的男丁进行斩草除根以外，李世民还下令将两府的女眷罚没宫中为奴，李元吉的妻子杨氏更在后来被李世民纳为妃嫔。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亲属家眷的后续处置也因此倍受指责，被认为处置的手段过于残暴不仁。

而相较于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家眷的处置，李世民对于跟随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众则基本做到了宽大为怀。曾经依附李建成，并在玄武门之变发生时率领麾下部众与李世民作对的薛万彻、冯立等人都被赦免。

曾经三番四次劝说李建成先下手为强的太子洗马魏征，不仅被李世民下令赦免，还予以重任，最终成为一代名臣。也正是在魏征的建议下，李世民下令赦免所有曾经依附过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因为玄武门之变而造成的社会动荡。

可见，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一方面是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家眷秉持斩草除根的做法，毫不留情地消除了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另一方面又能够做到对依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众宽大为怀，没有借助手中的权力大搞株连，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为贞观之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登基继位后，对于玄武门之变的定性一直萦绕在李世民的心头。他不无心虚地向大臣们解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心怀不轨的叛逆者，自己则是效仿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那样，为大唐平定叛乱而已。

如果是对玄武门之变文过饰非，只是李世民不得已而为之用来维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手段的话，那从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追封则不难看出李世民的真实想法了。

李世民登上帝位后，就下令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齐王李元吉则被追封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剌。此外，李世民下令以皇家丧礼的规格重新安葬两人。乍看之下，李世民愿意恢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定地位，似乎证明了他坦荡的心胸和为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李建成生前为太子，而被追封为息王，李元吉生前为齐王属于亲王级别，却被追封为海陵郡王。可见，从追封的位分来看，李世民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贬损二人的地位。

除此之外，给李建成所上的谥号为“隐”，意为“隐拂不成”、“不显尸国”，而李元吉的谥号为“刺”，意为“不思忘爱”、“刚愎自用”。可见，李世民给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上的谥号都是不折不扣的恶谥，因此很难说李世民的为人做到了不计前嫌。

话说回来，已经作为大唐统治者的李世民，他的帝位实则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原本的法理继承人李建成才得到的。因此，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追封不可能是歌功颂德式的追思与怀念，否则李世民又该如何自处呢？

而如果说对李世民追加谥号的行为还只是一些碍于繁文缛节的无端猜测的话，那么从西安出土的李建成陵墓中，我们可以窥见刻有55个字的墓碑，这才让我们对李世民的为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2005年，西安发现了一处唐朝古墓，经过考古学家的探查研究，最终确定这就是唐朝废太子李建成的墓葬。而通过对这座出土的李建成墓进行相关清理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刻有55个字的墓碑。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不难断定这就是一座用来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墓碑。

然而，这座墓碑的出土仍然令他们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作为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碑，一般而言都会详尽地记录墓主人的个人经历、生卒年月、下葬时间等等重要的信息。可以说，通过一座墓碑，往往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许多事迹，能够为考证工作提供实证.。

然而，李建成的墓碑仅仅刻有55个字，其中内容也只不过是相当粗略地记载了李建成的名字、谥号、生卒时间而已，对其平生功绩竟然只字不提。正因如此，考古学家对这座墓碑的记录之粗疏都表示相当遗憾。

如果说由于玄武门之变的原因无法对李建成极尽能事地歌功颂德，但也无法解释为何对李建成的生平近乎只字不提。要知道，尽管唐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要属李世民的功绩最为耀眼，但李建成也并非毫无建树，墓碑上毫无相关记录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出自李世民的授意。

为何李世民会选择在墓碑上隐去李建成的生前经历呢？个中缘由可以说相当复杂，但恐怕还是由于李世民的为人所决定的。

或许对于李世民来说，如果详尽地记录李建成的功绩，那难免让人怀疑李世民为何要发动玄武门之变，从而有损自己的形象，而如果对李建成的功绩进行抹黑污蔑，又似乎是对逝去兄长的不敬，李世民没有选择这样做，说明他并不愿意利用权力抹黑污蔑李建成。

或许正是在这种两难境地之下，李世民才会索性选择在墓碑上直接删去对李建成生平事迹的记录，而淡漠地记录李建成的部分信息。这样一来，李世民就能够避免触及“如何评价李建成”这一问题。可以说，这座不同寻常的墓碑，客观地反映出李世民为人处事的方式与风格。

对于李世民来说，作为胜利者的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可以对任何怀有敌意或是存在威胁的人随意处置，但最终成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还是克制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在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清算中，李世民“恰到好处”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对于失败者李建成，李世民原本可以为所欲为地对他进行攻击与污蔑，但李世民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处理如何评价李建成的问题。从一座刻有55个字简短记录的墓碑，我们可以窥见李世民的为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李建成的是非功过进行冷处理，这才有了一座“奇怪”的墓碑。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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