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是“五胡乱华”时期汉族在江南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是西晋司马家族统治的延续，也是汉人政权的延续。

但在东晋建国之初的那段艰难岁月里，外有胡人在北境的肆虐，内部也矛盾重重。权臣对皇权的威胁、干预与践踏似乎从来都没停止过。

曾经在东晋立国过程中功不可没的世族子弟王敦更是先后两次起兵造反，每一次消息传来都足以令司马氏的政权地动山摇。

洛阳之战（李世民洛阳之战）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王敦之后更有苏峻。而苏峻叛乱期间的形势较之前者则更为危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自从汉赵政权在刘曜时分为前赵和后赵两家后，新崛起的占据北方东部大片土地由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一直是东晋最为强大的敌人。

在镇守北方的祖逖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22年）去世后，野心勃勃的石勒似乎一下摘掉了戴在头上的紧箍咒，开始频繁入侵骚扰。

东晋则凭借着长江天险在你来我往的缠斗中没有吃太大的亏。

转瞬间时间来到了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这年七月后赵在针对东晋的南部战线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石堪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重镇寿春城下，沿途的东晋守军往往一触即溃望风而降。

当时驻守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祖逖弟）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无奈只得退守历阳，把此战略要地拱手让于胡人：

寿春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对于建都如今南京的各个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曾在早前的文章中说过：

五代时期周世宗对南唐的“三大征”前两次之所以会无功而返正是因为死守寿春（又叫寿州、寿阳）这块根据地。

后来寿春守将刘仁赡病笃其属将投降，令南唐失去了淮南这块战略纵深，让国都直接暴露在后周的兵锋之下才最终迫使南唐元宗李璟割地称臣。

所以说寿春的得失对于石勒和司马氏来说都意义重大。

这还是两年前后赵没打下寿春时东晋的反应，如今此城已丢建康城内估计早已人心惶惶若五雷轰顶。

故此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能征善战兵强马壮且有心统一天下的后赵皇帝将会一鼓作气直捣黄龙，杀晋朝个二罪归一。

但东晋之所以会存在下来而且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恰恰是出了意外情况。

刘曜这个皇帝做的苦，特别是和石勒闹掰以后不仅领土大面积缩水国力也是元气大伤。

外部环境还不安定：一方面要和东边强大的后赵死磕；一方面要不时踹几脚东晋，敲打敲打这个偏居江南的汉人政权；最后还得跟臣服于东晋的马仔前凉张氏掰扯；国内的其他胡人也不安分，时常起兵捣乱。

说来前后赵两国的关系从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4年）起就变得日益紧张，正所谓史书中记载的那样：

两年后的326年刘曜发兵向东欲夺回早在六年前就落入石勒手中的洛阳城，发动了“两赵”第一次“洛阳之战”。

结果此战刘曜损失大小将领八十余人，阵亡被屠兵士近两万五千人，大败而回。

战后刘曜也大病一场。石勒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趁你病要你命”，令石虎率军四万向西攻击长安。

面对气势汹汹一路攻城略地的后赵军队，已无退路的刘曜不甘示弱在派出足够人手防备前凉可能的进攻后率举国之精锐水陆并进东向迎战：

两军在高候遭遇，背水一战的刘曜率军势不可挡，阵斩石瞻，石虎大败而回退守朝歌：

随后刘曜十万余众进逼洛阳。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也许是执念的驱使，刘曜将决战的地点再次选于洛阳，这个曾写满匈奴族荣耀的地方，也是他与石勒曾经并肩作战过的地方。

时年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八月，也就是后赵攻占寿春一个月后。

洛阳危急！消息传到襄国石勒力排众议率步骑八万七千人亲征，加之石虎所部三万共计十一万七千人防守洛阳。

在淮南地区的石堪、石聪等人也被紧急调回，挥师北上。

就这样从八月到十二月，四个月（除去在行军路上的时间实际作战应该没这么长）的时间刘、石双方总计二十余万人围绕洛阳展开鏖战。

此战在彼此君王参与督战下打得异常惨烈。刘曜最终因为排兵布阵出现重大失误遭到南北夹击而于洛阳再次折戟，战败被杀：

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石堪执曜，送之以徇于军，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晋书·载记·石勒传下》。

前赵阵亡五万余人，伤员不计；后赵伤亡未见明确记载不详。但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石勒军队减员怕也不在少数。

刘、石“第二次洛阳之战”后基本宣告了前赵的灭亡，但刘曜此举却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为东晋带来了生机，可谓大公无私的神助攻。

三、重生：北胡相攻帮大忙，东晋趁机平内乱

说完了刘、石两家的恩怨纠葛我们再来聊聊东晋致命却幸运万分的“苏峻、祖约之乱”。

“苏峻、祖约之乱”源于苏峻和权臣庾亮之间的互相猜忌，最终在手下的建议下苏峻联络祖约一同起兵进攻建康，时年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十一月。

叛军数败王师，于次年春攻破建康城，控制皇帝把持朝政，苏峻分兵在建康周边攻城略地，他本人则依托石头城坚固的城防与各地奔来的义军激战至九月。

因为连战连捷，势头正猛的苏峻忘乎所以大意轻敌孤军出战被手下所杀。叛军拥立其弟苏逸继续凭借都城建康与官军缠斗，一直持续到公元329年二月。

随着陶侃等将领所率大军的到来，已是强弩之末的苏逸等叛军弃城而逃最终被擒获，“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

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公元327--329三年间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就会发现东晋当时是多么的幸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北方刘曜在公元328年八月不顾一切拼尽所有发动对后赵的绝地反击，从而牵制了石勒绝大多数的兵力的话。

江南已持续一年且控制都城和皇帝又被各路义军轮番围攻的苏峻叛军一但狗急跳墙，联合攻取寿春的后赵大军，这对东晋来说则是难以承受灾难性后果。中国历史或许会被提前改写。

某种程度上说东晋和前赵虽然属于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但两国同样艰难的处境应该会让彼此有种同病相怜之感。

而因为有长江天险的阻隔，东晋要比前赵幸运的多。公元328年，这一次的幸运则源于曾灭亡了前朝的匈奴人，或许这就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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