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革命”这个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使用起，其内涵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在最为广义的层面上，这个概念是1840至1949年间中国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总称；而在狭义的层面上，它指的是这段时间内那些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质的发展阶段（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

1. 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起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的客观事实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其对于西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们结合了在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赫尔德），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间所流传下来的“静态”和“专制”的中国的观念，但同时又提出了和这些思想家们的结论，以及和当时在欧洲所普遍传播的对于中国的印象完全不同的预言——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自1850年起，1848年起的那种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有关中国的只言片语被对于中国发展的粗略分析，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影响的分析加以补充。”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这个国家已经接近灭亡，正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 此外，有鉴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均主义要求中看到了“令人好奇”的方面。而自1853起，马克思就将中国革命这一主题从一种猎奇新闻的范畴中解放出来，并且对于欧洲对于中国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进行了阐释。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他强调了英国所发动的鸦片战争所具有的触发性作用，即“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同时，马克思也期待着中国革命对于“欧洲民众”的一种反作用。中国市场吸收英国工业产品能力的不稳定性和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价格的上涨（“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将导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与此相对的是，恩格斯在1857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在与英国的争端之后所得到的加强，在该文中，他讽刺地说英国的“文明贩子”正在对抗中国的“野蛮人”。他将中国的战争定性为一场“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并且他预测危机会加剧。（《波斯与中国》。译者注：同期马恩两人写了相当数量有关中国的评论文章，主要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1862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前不久，马克思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他的分析得益于其对于亚洲的生产方式的认知，而这种认知首要地来源于其对于印度的关注。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记事》）马克思指责中国革命的体现者，即太平天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篇目同上）因此，该运动向纯粹的强盗行为的自然过渡，该运动对于帝国社会基础的保留以及它的“宗教色彩”表明它是一种“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geräuschvoller Scheintätigkeit”中文版翻译语气较轻，这里直译为“嘈杂的虚幻活动”）以及一种“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一八九五年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评价甲午战争为“古老中国的终结”，认为其“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译者注：此信其实是1894年9月23日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册）

总结来说，马恩两人主要是出于中国革命对于欧洲革命的作用而对其进行分析，而与之相关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对于中国本身的影响对于两人来说是次要的。

2. 马恩两人对于中国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亚洲置于欧洲的对立面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而列宁对于该议题的分析则主要建立在中俄两国间基本国情的互通性。同在俄罗斯的情况一样，中国人民饱受“亚洲政府”和“资本的枷锁”的欺凌。在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列宁主要借鉴了巴甫洛维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此处，我们已经能看到有关辛亥革命的民族性和反封建性质以及其作为“阶级斗争”和“反对旧有的半封建制度的斗争”性质的表述。

和巴甫洛维奇一样，列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赋予了世界意义，即其“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原文未直接进行引用，此处引用是译者给出的，此处引文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中的“关于中国革命”部分，《列宁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总的来说他将辛亥革命放置于１７８９年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中。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各个阶级之间关系的更详细的定夺上，列宁参考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列宁从“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那些“亚洲国家”所共有的特点出发，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他认为这些“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是“民粹主义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将孙中山的纲领定性为“仍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而这个纲领中夹杂着“使得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空想”，但是实际上制定了“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将中华民国的社会基础描述为“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列宁选集》第22卷，《新生的中国》）。

而早在1913年5月，列宁就已经对孙中山的路线抱有越来越大的怀疑，他指出了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的内在矛盾之处，即这种运动会倾向于一种结果——“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译者注：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飞跃，因为列宁的原话是在说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的勾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尚且没有完成，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被排斥在革命运动外，整个共和国因此而受到威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辛亥革命发挥了进步的功能：“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亚洲的觉醒》《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在随后的岁月里，列宁多次提到中国的革命运动来说明（hinzuweisen）亚洲革命的意义，即这些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解放战争，他将这些革命运动归类为“资产阶级的，进步的”。

3.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中国革命的评价问题被囊括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译者注：这里引用是对的，但是为了和后面的结果连接起来，应当同时放上列宁提交修改后的提纲时说的半句话：“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另外，在第二天的讨论上，“落后国家”的范畴扩大至“落后国家与落后民族”；同时，在第二天的讨论上，各国代表有关这个议题产生了一些争论。即便最后提纲得到了通过，但是读者仍应当回到会议记录去考察这一段内容）。而讨论的结果是：“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以凸显“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没有因为这种提法上的修正受到影响：农民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而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所发挥的作用则被认为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共产国际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才应当给予支持。英属印度代表罗伊（亦译罗易）在其提交的补充提纲中批评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欧洲中心主义，同时强调了殖民地是革命的支点。补充提纲中亦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群众运动进行了区分（译者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第七条，原文后附），前者在保留资本主义关系的同时争取民族独立，后者则同时反对自己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而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时，罗伊认为：殖民地可以在规避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译者注：该结论的前提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帮助，读者可以看后附的第七条全文）。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上达成的决议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也有所体现。根据决议精神，共产国际的顾问于1923年推动了国共两党达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7年前都被视作是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主要例子和唯一成功模式。两党合作旨在争取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民族独立。在联合纲领中（译者注：原文如此，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没有所谓的联合纲领，只有国民党一大宣言），国民党被规定为这一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同时在方法论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即动员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被结合起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对该议题达成的决议中已经隐含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农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一方面又假定资产阶级政党会抵制农民的政治动员。而这种矛盾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其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和革命的群众组织遭到了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因此，在中共和共产国际间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策略以及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新辩论。

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中国问题在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的派系斗争中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在1926年曾发表的主张此时具有了新的重要性。两人质疑半封建社会的存在和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并且主张立刻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译者注：托洛茨基主张将中国和印度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民族压迫，甚至是殖民压迫根本就不能构成共产党必须加入民族革命党的条件。问题首先取决于阶级分化和这一分化与外国压迫的交织。”（《致拉狄克》1926年8月30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应当）居于领导地位，农民则没有能力领导革命。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其本身就是革命的对象。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多数派在中共六大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党内左派反对派的观点，并且确认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场革命旨在反帝反封建，今后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为实施土地革命。同时除了封建力量，资产阶级现在也被确定为反动派力量，而工农则被视作革命的承担着。而革命的目的首要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这之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立场意味着拒绝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比方说那些认为一切工作都应回到亚洲式的生产关系上的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再次强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便向国民党思想家证明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这些国民党思想家则认为在1927年国民党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之后，中国革命的过程已经完成，并且这一切都是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结果。（译者注：由于没搞明白作者此处的“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eine besondere Entwicklung Chinas（译者注：原文有格的变化））在说什么，所以使用直译。猜测为“中国本位论”的相关讨论）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主义分子重组为红军。1931年到1934年间，红军在其控制的华中地区建立了七个苏区，并在苏区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包括“打土豪”（原文直译为从大地主中收回土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译者注：直白点说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作者在此处的含糊其辞表明了一种较为危险的倾向）迫使工农红军在1934年从这些地区撤退。这场撤退途径11个省，红军最终到达陕西的东北部山区。最后一批部队于1936年12月抵达陕西边区。这场在结束时仅有出发时十分之一的战士幸存的转进行动在之后被称为“长征”，而长征被认为是革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其预示了中共未来的胜利。

4. 鉴于1931年以来日益壮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重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战略和任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上升为主要任务。有鉴于此，中共应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以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被认为有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反帝利益。1938年12月，中共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地位，并且主张红军应支持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

在做出这一决定前，中共内部在革命和抗战的领导权以及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党内讨论；相关争论也是随后几年党内讨论的核心问题。这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暂时搁置土地革命的社会目标以支持民族目标和军事策略：根据地的游击战或与国民党军队一道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本军队。

陈绍禹（王明）和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不同策略的代表人物。而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确立了其领导地位。陈将统一战线首先当作一种抗战的工具，而在长远意义上他认为统一战线是社会和民主改革的工具。同时，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陈的策略有这样一个预设，即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反封建的斗争是一致的。

相反，毛泽东认为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是等同的。毛主要将统一战线作为战术层面的策略进行考虑，同时希望通过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1939年底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解决民族问题成为一个次要的目标，而革命目标则被重新制定。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定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种革命造成的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地位上。该方案不仅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是，并且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都将是中共政策的基础：其首先实施于根据地，然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被推广到全国。

5. 在文革时期，新中国内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再次被提及。这些讨论同时意味着对于中国革命历程历史特征的评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是否仅仅是一场农民革命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公开讨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国外的新左派理论家（贝尔特海姆与埃多阿尔达·玛西等）在借鉴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学说的基础上，讨论了应当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问题：是认为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基于“永远革命”的理论探讨了新中国内部的革命历程。

而这些讨论来自于广泛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文为大都市）和”第三世界“间世界革命进程的连续性的兴趣。

原文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词典

作者罗梅君

文本来自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de/publikation/id/46820

翻译时引文来自中马库

在附属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相距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争取摆脱一切剥削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产国际及其有关的正当刚刚应当反对这种控制，帮助殖民地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进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可见，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