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意识形态“通常是针对人民大众的言简意赅的陈述，是针对一连串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所做的响应。”作者“言简意赅”的表述，既对政治意识形态下了定义，也解释了它的起源。

作者认为，“意识形态”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是19世纪初，至今也只200年。第一个提出此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特拉西认为：思想的产生来自物质的刺激，因此理念的形成是一种物理过程。而意识形态是对理念形成过程的研究，因而也可以称之为“理念的科学”。特拉西试图将他从“理念的科学”所得的知识应用于整个社会，进而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意识形态自始便与政治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特拉西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意识形态不是什么“理念的科学”，它完全是主观的，只不过是特定的一群人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

按照作者的思路，启蒙“意识形态”的要义，首先是人的解放。究其源头，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对神的叛逃。当人终于发现神并不能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只好自己解救自己。启蒙、教改、科学、贸易，以及随后的宪政、工业革命，是一连串无缝链接的事件，把人类推出乡村，推向城市……人类起初欣喜若狂，继之惊恐万状。他们发现，离开故土之后，“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人们却日显孤寂。与邻居分享同一街区的同时，彼此心理上反而变得疏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但却失去对彼此的关心。他们的生活福祉必须仰赖他们不相识的人”。

“工业化带来了另一种形态的奴隶制”，科学“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又制造了新的难题”。这给了哲学、理论和思想家用武的空间——他们必须对此一现象及其后果予以解释。“其中一些用来提供合理化的理论，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

作者意识形态的完整解释呼之欲出：1．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2．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3．它是行动导向的，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4．它是群众取向的；5．因此通常“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简单词语来陈述”—这种群众诉求暗示了对人类通过积极行动来改良生活的能力抱有信心。

中文“意识形态”概念是十足的舶来品，与中国古代的“道统”含义相类似。作者认为，此概念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就“人民”产生的历史条件而言，大体不错。没有人民从“初民”状态分离出来，便不会有蛊惑家——陌生人社会现实，是意识形态的温床，是人间神驰骋的疆场。换句话说，熟人社会，既不会有鼓动家，因而也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这样说，不等于初民社会，不存在“意识形态”。稍往远些追，古希腊柏拉图时代，便有“高贵的谎言”说法。孔子鉴于三代，特别是周朝礼崩乐坏局面，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主张，是对恢复中国初民社会生活原则的呼号。按照赵汀阳的解释，“天下”这个“政治产品”，先于“天下”观念而存在，随之产生天下观—有关维系天下制度的意识形态—仁与德。孔子算计到春秋战国混战可能产生的结果，仁义者不可能胜出，武力胜出者，怎可实施仁政？！“仁”是什么？大家和谐同行。否则，便是成王败寇。

“意识形态”，在初民社会，绝非统治阶级的一套理论和说教，它一定是源于初民现实生活，被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共处准则。

“人民”产生以前，虽然西周、古希腊时代创立的“意识形态”，在以后各时代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但其精神气质没被彻底毁坏。

在西欧，近代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将人们吸引到城市，加入到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人民”诞生了。人民看似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他们是原子化的个体，他们相互间建立不起熟人社会那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丛林式的。但，引起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引起的问题，必须得到解释和解决。这时，产生了人间神—他们是行动与理论双修之士，兼具鼓动家与预言家于一身。他们用最简短的、最白话的语言，向原子化的个人宣告：你们不该如此生活。你们生活的现状，是可以且必须改变的。处于不同生活境遇的人，有不同类型的人间神向他们“喊话”。两个人比一个人有力量，多个人比两个人力量大，于是代表不同处境人的团体—政党，被造就出来。是人间神缔造了政党，绑架了大众。既得利益者也组织起来，选出自己的领袖，以对抗人间神。“喊话”，也是号召，最精炼的，成了“意识形态”。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经过无数次的博弈，多数人能够达成最大公约数的意识形态，便具有了普遍价值，这样的社会是谓成熟社会——它们在宪政这个新的平台上，回归了初民生活状态。反之，它们只能是权力占先者的统治理念。因而人类现代史上，便有各式各样形态的意识登台亮相，光谱从极强到极暗，应有尽有。——本书讲述的，就是这光谱上形形色色的现代“意识形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