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21世纪的我们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在水火中拯救中国的最大理论法宝，但是上世纪初的人不知道，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导致民族危亡之际，在西方诸多思想传入中国以后，许多仁人志士不断地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介绍到中国，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适合本国国情才能够发挥作用，否则不仅会沦为空谈，甚至会让整个社会走向失控。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农民阶级、戊戌变法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发出自己的救国主张，但是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七十年》中，所有救国主张都失败了，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历史任务仍旧没有完成，一战的发生，也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一直仰慕和学习的老师们是有多么的丑恶，所以书中有句话“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来的希望”。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救国方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醒了东方古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救国方案，李大钊扛起了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逐渐为人们熟知。

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现在的我们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当时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种无所适从和迷茫迫使当时的中国人用尽全力拨开迷雾，各派主张同台竞技，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一定要争论出个所以然。

社会主义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建立和谐、互助的社会制度。互助主要是经济上的互助，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各种联合会，互相沟通信息，保护本行业利益。政治上主张同种行业自治，劳动者既参与生产也参与管理。

1920 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国内知识分子对罗素来华抱有很大的 期望，希望他能提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案。

张东荪等人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之时，被内地经济落后的景象深深地震撼。回到上海后，张东荪便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在文章中，他认为目前社会中流行的任何主义都无法使中国人实现“人的生活”，所以“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１９２０年，张东荪提出自己的中心观点，即解决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一切弊端必须依靠“开发实业”和“发展富力”，批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梁启超主张调和阶级矛盾，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知识水平低，所以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不能建立共产党。中国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张东荪在《改造》上发表题为《现在与将来》的长文，这篇文章最能够代表张东荪对他心中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文章中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

这“四病”是中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也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生产力低下，阶级基础不够完备，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工业极度落后，必然导致劳动者数量不足；劳动者数量不足那么劳动阶级也不会强大；一个不够强大的劳动阶级必然不能领导社会革命，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也无法建立起来。正如文中提到，从劳动阶级是社会主义传播和实现的主体。国家如果没有劳动阶级，就没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陈独秀、李达等人坚决反对张、梁二人的观点，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辩驳。

其一，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众多分支。他认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运动的。

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弊端在于：首先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其次没有政治的保证经济不可能大幅发展。如果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那么想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其二，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第一个不允许。这只能是一个空想。邵力子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过“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观点，还认为很有必要发展中国经济。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最大分歧在于，同样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应该用什么方法。

其三，中国应该借鉴俄国革命的道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不可取。李达认为，“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没有组织的失业劳动者可算作是游民。中国要想实行社会主义，就应该把所有的劳动者和游民组织起来，直接行动进行社会革命。李达还认为应该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形成团体，即使受到国内外恶势力的压迫，也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革命的公开宣言。

社会主义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张东荪认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助于中国在短时间内发展生产力，虽然张东荪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也认为资本主义“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但是他依然觉得中国需要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因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解决了中国的“穷”，再通过改良的手段解决劳资矛盾。其实这一点是非常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挥了它全部生产力的基础上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主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他们认为实行资本主义会让财富流入少数资本家的口袋，加剧社会贫穷的状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看出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不能独立自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认清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还主张要打倒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任由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人民就无法实现自由和平等。不如将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像俄国那样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应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逐级发展。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腐朽和弊端，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想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够跨越这个阶段。

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战爆发、各国混乱的罪魁祸首，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因此中国可以在这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还未成熟之际，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样既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又可以避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套路，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将资本主义阶段跨过去，顺应社会发展形势，中国才有可能存活下去。

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

三次论战在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前景，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标，采用的手段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关注，这为日后团结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做好了群众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他推动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再思考

社会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关于哪种手段更适合中国的争论。

以我们现在的的眼光来看，“五四”时期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不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进行的设想与讨论，都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不论结果如何，双方的观点都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最终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被更多的人接受。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胜利了，但是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们的主张和论断都是值得思考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绝对坏的制度，是人类走的一条错路。陈独秀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聚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李达在论述中国应当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错误而应在当时就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时指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 万恶的根源“是流行世界的瘟疫”。

在回答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条件下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能对于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拿出任何具体方案来，陈独秀虽然也说过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但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只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物质基础。

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发展过程中误入的一条“错路”、社会性万恶的根源，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行观点。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脱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单纯从道德理论出发的唯意志论的表现。张东荪、梁启超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固然错误，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在当时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正确。

中国的革命应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立即搞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发展“ 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和建国后，都不同程度地犯了急性病，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错误，从根上来说就是怎么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还是用民粹主义，是科学的看待和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还是只着眼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直接跨国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到达社会主义阶段。

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必须发展实业，增加富力，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将来达到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准备物质条件。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信奉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比资本主义更加有效，但并没有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提高生产力的制度框架。

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可行性，那么有没有一种制度或者社会能够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呢？

有，那就是毛泽东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1881年给一个俄国友人写的信稿中说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的可怕的波折而吸收他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但可惜新民主主义社会在1956年就彻底中断了，并没有实现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要持续15年，20年时间的设想，中断的原因自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孙中山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做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多年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

正如我们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很多次左倾，右倾的错误实际上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政务和厌气资本主义，实则是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开对待。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利用资本主义肯定会遇到风险，但不能因为害怕就不敢迈开步子，胡绳教授说，一帆风顺，坐着不动，打瞌睡就可以到达彼岸去，这种事情是没有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战就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