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坦的“新人口论”，就是用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解释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欧的社会经济 ， 并认为这个时期西欧的农业经济表现为“周期性波动”(cyclicalfluctuation)。其基本观点是 ：在前资 本主义时代 ，农业是生产 的主要部门，其主要依赖人口增减呈“周期性”繁荣或衰退。因为在这个时 代 ，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发展有限 ，人 口绝大多数 以土地 为生 ，而土地资源有限 ，当人 口增长到一定 规模时，人地关系的矛盾加剧 ，农作物的产量反而因人口增多而降低 ，经济走势将 由“高峰”转向“低谷”。这种“波动”会“周期性”出现。“新人 口论”的观点在 2O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后 ，曾一度震 动西方学术界 ，尽管反对者不乏其人 ，但今天看来 ，它仍然是西方经济史领域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 既然是理论 ，就具有普适性。那么 ，它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 的农业经济呢?如果观点正确 ， 那么中国农业社会 的经济轨迹是否也是随着人 口升降出现“周期性”变动呢?考察 中国清朝“康乾” 时期 ，其人 口曾一路窜升 ，由 1亿跃升至 4亿，出现 了典型的人 口“高峰期 ”。但是 ，中国社会似乎并 没有显现波士坦所描述 的西欧式 的“农业危机”。“康乾盛世”延续一百多年 ，乾隆朝末年确实也 出 现了白莲教起义 ，但并没有看到波士坦所描述的“农业迅速衰退”的迹象。这就是说 ，“新人口论”在解读中国历史时遇到了障碍，它不具有普适性 ，因此 ，这个理论是存在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我们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西方农业社会 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各 自孕育的市场机 制不一样 。西方的结构孕育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使人口升降呈现出“放大”效应 ，经济 波动的“周期性”界限比较明显 ；而中国的结构培育的则是 “自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人口数量有更大的承载力和包容力，因此 ，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以下试作论述 。

一 、“新人口论"对西欧农业社会的人口解读

西欧农业社会这里即指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 。一般认为 ，“农业社会”即“中世纪”社会 ，但 “中世纪”在16世纪前后已接近尾声 ，而 18世纪以前 ，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出现。因此 ，我们可以将西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新人口论 ”就是在研究西欧前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经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其关注的时间段大体在公元 10世纪至 18世纪。

大约从公元 10世纪开始 ，西欧遭受外族 (蛮族 )入侵的历史结束 ，社会走上“内部拓殖”时期 ，直到 18世纪中叶 ，一直处在“有发展 、却没有达到近代化水平”的前资本主义时代 ，又称 “农本”时代。从社会史的角度看 ，前资本 主义 时代 可分为三个时期。10—14世纪 中叶是前期 阶段 ，乃封建 “鼎 盛”期。这个时期 ，西欧大片的原始森林 、沼泽和荒地得到开垦 ，人 口数量上升 ，庄 园兴盛 ，城镇大批 兴起 ，商品交换发展起来 ，社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4世纪早期欧洲范 围的大 饥荒 出现。接着在 1348年 ，一种破坏性的瘟疫——“黑死病 ”在欧洲流行 ，西欧的繁荣走 向“断裂”， 社会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 ，即“萧条”期 。时间大约 自14世纪早期 ，延续到 15世纪后期 。这个时期 ， 西欧人口数量急剧下滑，庄园和农奴制解体 ，城镇也大量萎缩或消失 ，农民、城市平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不过 ，西欧并没有回到 lO世纪以前的状态 ，因为源 自原始社会末期的“共 同体 ”走向瓦解 ，社会 开始 向“个体化 ”方向发展 ；同时，因土地闲置 ，劳动力价格上升，工资上涨 ，西欧社会便出现 了大量的 自耕农(如英国的“约曼”)和半 自耕农 ，一些新兴的原始工业在乡村落户。进入 15世纪末 16世纪 初 ，西欧迎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个 时期 ，即“转型”期。在这个时期 ，西欧人 口重新 回升 ，农业出现以“圈地”为代表的农场经营 ，手工业全面进人手工工场时代 ，人 口流动加快 ，思想文化受到新教 伦理和人文主义的熏陶 ，重商主义诞生 ，殖民探险和海外扩张运动启动 ，西欧前进 的步伐加快。直至 l8世纪 中后期 ，工业革命在英 国发生 ，历史开始 向“一个现代型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这就是西欧农业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的 800年历史 。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 、“新人 口论”的创始人之一勒华拉杜里(LeRoyLadurie)认为 ，从农业 史 的角度看 ，在这 8个世 纪的时间 内，西欧农业经济经历 了两个 大的“波动 ”期 ，他称之 为“农业周 期”，即公元 10至 15世纪的“第一农业周期 ”和公元 l6至 l8世纪 的“第二农业周期”。第一农业 周期明显经过 了“起步”、“繁荣 ”和“衰落 ”三个阶段 ，对应的年代为 ：9o0—1180年 、1180— 1325年和 1325-1500年。三个阶段的交替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如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 ，它可以通过人口升降曲线和耕地拓展曲线显示出来 。当然 ，在人地关系之外 ，社会环境 、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 ，但不是主要 因素 ，主要因素是人口。

勒华拉杜里划分农业周期的依据来 自波士坦对 中世纪盛期英格 兰农业的研究 。波士坦 的研究 发现 ：11至 14世纪 ，英格兰的人地关系对粮食产量有重大影 响；人 口数量的高度增长导致中世纪英 格兰农业的衰退 。据波士坦估计 ，英国人 口在 1086年“末 13审判”时大约有 200万 ，至 13、14世纪之交 (最高峰 )时 ，人 口达到了 700万 。 随着人 口增长 ，城镇大批兴起 ，新增的城市 中心估计 有 500 个 。结果 ，粮食需求急剧上升 ，历史“拐点”出现。因为 ，不仅大量荒地 、闲置地被开垦 ，许多用于放 牧 的森林地 、草场和沼泽也被辟成耕地 ，牲畜用地大大减少 ，牲畜密度下降，使得耕地粪肥不足 ，土壤 条件恶化。与此 同时 ，因人 口压力加大 ，农业用地不得不 向贫瘠 的地方扩展。上述两种情况最终导 致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下降。⑤ 为了论证这一结论 ，波士坦引用了许多资料 ，包括 1086年 的“末 13审 判书”和 135年 、1176年 、1189年和 1201年的众多庄园统计和调查等。

英格兰的案例研究表 明，农业最初 得到开发的时候 ，单位 面积产量呈上升趋势 ，但是 ，随着人 口 增长“高峰”的到来 ，农业的“边际效益”走低 ，单位面积产量必然下降。整个西欧的下降趋势大约在 1320年前后出现 ，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 ”进一步加重 了这一颓势。“瘟疫”过后 ，西欧的形势发生 了变化 。以英国为例 ，其人 口减少 1／3以上 ，劳动力匮乏 ，乡村 变得凋敝 ，领主被迫放弃对庄 园直营 地的 自主经营 ，将直营地分割 、细化 ，出租给庄园的“维兰”耕种 。维兰对 出租地凭“公簿”持有 ，领主 收取定额货币租 ，农奴制和庄园制度崩溃。波士坦说 ：“正是人 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瓦解”，农奴 制解体与农业衰退是一起到来的。勒华拉 杜里根据波士坦 的研究 ，进一步提 出整个西欧在 10—15 世纪期间都出现了类似英国的情况 ，他把这个时期定格为西欧的“第一农业周期”。

第二农业周期”开始于 15世纪 中后期。经过将近 200年的“修养生息”，西欧人 口开始 回升。 在公元元年至公元 1500年 ，西欧的人 口增长率只有 6％ ，但是在公元 1500年至公元 1700年之问 ，则 达到了 18％ ，增加了 3倍 。人 口增多以后 ，耕地供应变得紧张起来 ，农民持有地的价格上升 ，自耕 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农业繁荣局面再次出现。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 17世纪中期 ，又发生变化 ，土地集中的趋势加强 ，农民阶层发生两极分化 ，大地产的数量增加 ，小自耕农的优势慢慢丧失 。同时， 瘟疫再度降临到西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再次衰退 ，西欧出现“17世纪的低谷”，农业又再现了一次 从“繁荣”到“衰退”的过程。

波士坦 、勒华拉杜里等人对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欧农业经济的描绘 ，首次对西欧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看法 。他们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 十年代 陆续 出现 ，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赞成者趋之若鹜 ，反对者也大有人在。2O世纪 70年代末 ，肯贝尔 、布伦纳等人对 “新人 口 论”的论述提出过强烈批评。但是 ，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新人 口论 ”学说 的核心要 点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这个理论又得到了西方新出现的“历史人 口学”的支持。“历史人 口学”创 立的“逆向推导法”(BackPr~ection)对人 口的估测更加准确。以英国为例 ，英 国的人 口普查 开始于 1801年 ，之前的人口数字只能是没有太大把握的估测。1981年 ，里格利 (E．AWrigley)和斯科菲尔 德 (R．S．Schofield)汇集英格兰 404个教区的登记册 ，运用 “逆向推导法”重建 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人 口史。这种“逆向推导”的结果竟然与以前专家估测 的人 口数字相差无几。而近代早期西 欧农业 的单位产量是可以肯定的，因此 ，人 口对近代早期农业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这样看来 ，“新人 口论”对西欧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 的解读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西欧环境里 ，如果技术 发展水平有限，人口升降的确决定着整个农业经济的走势。

二 、“新人口论 "无法解读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地关系

那么 ，“新人 口论”是否能够依靠对农业的解读描绘中国传统社会 的走势呢?艾温(L．Eleiv)曾 经将公元 600-1800年之间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三个 时期 ，即 600-1300年 、1300-1600年和 1600— 1800年。他认为 ，前两个时期 ，人 口和耕地同步增长 ，部分生产技术得到创新并加以推广 ，农业产量 大体能够跟上人 口增长 ；进入第三个时期 ，人 口出现大幅度膨胀 ，耕地开垦殆尽，传统技术达到顶峰 ， 乃至投入再多的劳动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总产量 的上升 ，农业困在 了一个“陷阱”里。伊懋可也对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高技术均衡 陷阱”理论 。他认为 ，中国传统农业在当 时的资源和人 口条件下 ，已经在最高水平上达到 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内部失去 了潜在生产力的积累 ，不可能继续推进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 ，只有引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农业 。

分析艾温和伊懋可的解读 ，中西方农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那就是 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节奏远 没有西欧农业的变动节奏快 。西欧在不到 800年的时间 内出现了两个农业周期 ，而 中国在 1200年 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律 ”，只是在最后 200年 陷入了困境。 还有更重要 的一点是 ，西 方学者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中国传统农业 即便掉入“陷阱”无法摆脱 ，也没有陷入西方社会 可以看到的农业“危机”之中。这种情况可以在“康乾盛世”的人地关系中看到。

中国的人 口统计显示 ，清朝的人 口在康熙年间开始增长 。康熙 廿四年 (公元 1685年 )人 口总数 超过 1亿 ，乾隆廿七年(1762年 )突破 2亿 ，乾隆五十五年(1789年 )达到 3亿 ，道光十 四年 (1834年 ) 人 El总数冲破 了4亿大关。② 在大约 150年 的时间里 ，中国人 口增长 了3倍 。尤其在乾隆年间 ，平均 大约 30年时间人 口净增 1亿 。在前近代社会 ，人 口为什么会 出现这样 的高速增长 ?这显然与当时 美洲农作物被引进 中国有关 。包括玉米 、甘薯和马铃薯在内的诸多耐旱作物的引种 ，使 中国大量 的 山坡 、山地得到开垦 ，整个中华民族差不多由以前的河谷 、平原 民族变成了山地 、丘陵民族 。此外 ，雍 正年间实行赋税改革 ，“摊丁人亩”，多生子女不纳税 ，也催动了中国人的生育能力 ，人 口大幅度增长 ， 人地矛盾加剧 。这个时期 ，中国人虽然“走西 口”、“闯关东”、“下南洋 ”，开发边疆和 山区，但是同人 口的增加相比，耕地增加的幅度并不大。据统计 ，顺治十八年 (1661年)，中国有耕地 549万顷，约合 3500万公 顷；到咸丰元年 (1851年 )，中国有耕地 756万顷 ，约合 4700万公顷 ，在将 近 200年的时间 里 ，耕地增加 了 1200万公顷，增长率为 35％左右。而同时期人 口的增长率却 达到了 400％，差不多 是耕地增长率的 10倍 以上 ，其结果造成人均耕地 面积大幅度下降 ，从 1661年 的人均大约 5．7市亩 降低到 1851年的人均 1．7市亩。⑨ 人地矛盾在乾隆朝后期变得突然紧张起来 。

这种紧张程度与西欧人 口高峰期 到来时的人地关系 的比例相 比较 ，要激烈得多。以法国为例 ， 据勒华拉杜里计算 ，1320年前后法国总人口为 1760万人 ，耕地面积约 800万公顷至 900万公顷 ，加上休耕地面积 ，可耕地总面积为 1200万公顷至 1500万公 顷，人均 占有耕地 0．68至 0．85公顷 ，折合 中国市亩约为 10．2至 12．8亩。这个数字相 当于清朝后期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 的 6到 8倍 。1l一14 世纪初 ，法国耕地面积竟然增长了 2至 3倍 、乃至 4倍 ，而同时期的人口增长 ，按最高估计 ，1100年 为 620万人 ，1328年达到 1760万人 ，仅仅增长了 2．8倍 ，反而没有耕地增长的速度快。对 比之下 ， 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再看德国的情况 。据阿贝尔估算 ，1300年德国大约有 1300万人 ，耕地面积 1500万公顷 ，④人均耕地约 1．15公 顷，折合 中国市亩计 17亩 。这个数 字相 当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1O倍。还可 以看一下英 国的情况 。1086年的“末 日审判书”统计 ，英 国 40％的人 口持有一码地 ，约合 30英亩。至 l3世纪后期 ，英 国还有半数的农 民持有半码到一码 的 耕地 ，折合成 中国的市亩 ，相 当于 93至 186亩 ，按户均 4．5口人计算 ，人均耕地 20至 40亩。②这个 数字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l0到 20倍 。可见 ，到清朝后期 ，中国人地关系紧张 的“烈度”是西 欧无法想象的。

结语

人地关系严重失衡 ，但是 ，历史告诉我们 ，就农业而言，中国在清朝后期并没有 出现明显 的农业 危机。“新人口论”把“人口”看成前近代社会农业危机的唯一因素 ，这不符合 中国历史的实际。历史是不能改变的，错误只能是学说本身。那么 ，“新人 口论”的错处在哪里呢?我们认为 ，它没有注意到人口背后的“市场”因素。早在中世纪 ，西欧 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