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因此御史台也称乌台。

这起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故称“乌台诗案”。

起因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作《湖州谢上表》谢恩。

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赠。

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不忘加上点个人色彩，其后又有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

而正是这两句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出来了。

"新进"、"生事"各有来历，属那个时代的热门词汇。

此时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新人的提法，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新进有了一种“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送达各相关中央、地方政府机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官员的调迁、谢恩表也是要登上公报的。

苏轼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按宋朝开国以来文人当政的传统，这些表达也可以说是坦诚的批评。

但巧就巧在时机不对。

当时正是新法推行的十字路口，王安石也由于各方压力巨大，宋神宗已同意他致仕退隐。

但新法仍在推行，朝堂内外异议汹汹，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

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旧党“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经过

神宗的态度给了一心整垮“旧党”的新进们机会。

著名的大文人苏轼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其文章政论为天下所宗仰。这时正是文坛领袖，每有新作出来，天下共赏。

如任由苏轼的作品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将很不利。

这些御史文人也是嗅到了来自神宗皇帝的默许信息。

六月，监察御史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轼，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湖州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立即解往京师。

审问期限很长，前后达四十多天。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是批评新政。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

神宗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

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

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下，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

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

当朝很多人也为苏轼求情。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这等于是皇太后的遗言。

结果：

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

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作者观点：

变法大潮下，乌台诗案，对时代来说，只是一粒尘埃，但对于苏轼，却是人生的一座山。

翻过这座山，苏轼的人生就成为了苏东坡的人生。

一个豁达淡泊、随遇而安，历经劫波、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东坡呈现在世人面前，与上辈子青春激荡、挥斥方遒的苏轼共同合成为了中国千年文人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