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 傅高义 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我非常感谢马克·塞尔顿的建议及出版安排，以及威廉·赖·克里撰写的序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因此我愿意相信，对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代日本家庭生活的描述迄今依旧益处多多。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基本复原，而其人民正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并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标准提升至西方国家水准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台汽车。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霍尔·沃格尔不但获得了她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而且已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因为博士论文的缘故，加入了一项有关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指导者是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施皮格尔。我和苏珊娜在访谈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诸多训练。在我尚未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弗洛伦斯就推荐我去了解其他文化，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珊娜此前都没有跨出过国门。我们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立即就着手准备起来。另一位同事威廉·考迪尔，曾在日本研究过精神病学，建议我去那里。虽然我那时在日本研究上一点背景也没有，但逻辑上似乎说得通。虽然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

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年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语言学习。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威廉·考迪尔联络了他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他立即为我们在自己家的隔壁租了一处房子。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曾在堪萨斯的门宁格精神病院接受过训练，后来以《依赖的剖析》一书闻名于世。土居健郎和妻子八千代将我们视为学生，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性格中的微妙与精深之意。我们则成了他们怀满渴望的学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salary man”（工薪族），日本单词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建立了工作联系。研究所的一些职员常为市川市的一些学校免费进行精神健康问题的咨询，因此劝说真间小学的校长挑选了六个家庭，让我们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校长是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家庭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

虽然在田野工作的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够写一本著作对那些孩子受到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进行比较，就像我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只是样本取自日本。但是，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后期，我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之本质，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日本的样本也别无二致。我觉得这样写成一本书似无大趣。相反，在我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我开始考虑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因为其他人没有写过这一主题的著作，我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我的著作的关注点。

我原本希望，回到美国以后我写出书的初稿，苏珊娜修改，我们联合署名出版。她虽然是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但是最后却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我成了唯一作者。

自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以来，我起码每年回去一次。许多次旅行都有苏珊娜和三个孩子同行。我大多数去日本的时候，以及苏珊娜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都会拜访M町的朋友们。我们的孩子也和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的孩子变得熟知起来。其中一些家庭的成员也访问过美国，并住在我家里。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他们成年以后又如何抚育自己的孩子。自一九六〇年代我们返回美国，完成了有关这些家庭研究的著述后，我就不再为研究的目的而访问这些家庭，虽然在这本书初版十年以后我又加了一章来叙述这十年中的变化。一九六〇年以后，这些家庭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变迁的一面重要棱镜，但他们首先是朋友而不再是研究对象。一九九〇年，苏珊娜又添加了一章，用来叙述我们最初的研究三十年后M町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变迁。

一九六一年，我们刚刚返回美国不久，受哈佛大学邀请，我去那里做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中国。我明白如果一切顺利，我就可以留在那里教授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课程。至于教授有关日本或中国社会的课程，我的范例是我做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而要教授有关日本的这样一门课程，我感到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和企业组织，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我利用学术长假的机会和苏珊娜去了日本，我开始关注研究商业团体、国家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日本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去观察一九六〇年以来日本的广泛变迁，这远不是一九六〇——一九七五年间的短期访问所能比的。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国，一开始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报道日本的进步，但是文章不断扩充，直到变成了我的著作《日本第一》。虽然这本书的重心不是家庭，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间我在M町的研究工作依然是我观察日本社会的最重要透镜。虽然我后来讨论的是政治和外交关系，我却要感谢M町的经历让我对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洞若观火。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强，对于理解日本社会来说，这面棱镜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都管用。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我，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自一九八九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注意到日本的增长已经放缓。苏珊娜同意我的观点，日本的家庭和社会具有持续不辍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她看到了许多日本社会的问题，开始感兴趣去研究独特的社会变迁之途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抱负，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宅在家中，却极少探究外面的世界。

自一九九〇年以来，西方报纸的财经版（文章主要为投资者所撰），一直都对日本的经济表示失望。它们看到的都是停滞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谈论的是失落的这几十年。事实上，就像我的儿子斯蒂文在他的著作《日本的再造》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公司在努力地应用新的环境，力求节省开支、降低风险。但是许多日本商号，考虑到各种利害当事人——他们的雇员、退休员工、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仅仅是股票持有者——不愿意裁减雇员，也不愿意斩断与供应商的关系。同西方的同行相比，他们赚的利润要少，但是社会要健全得多。像日本其他地方的家庭一样，M町的家庭担心与过去相比公司里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比过去动用更多的储蓄以维持生活水准。他们花钱更为谨慎，冬天舍不得用暖气，夏天舍不得用空调。他们焦虑国家未来的持续竞争能力，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关注社会的老龄化，担忧由于国家降低对核能的依赖所带来的能源成本。

但是，一位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返回北美的美国友人，却惊讶在美国这么多事情都做不好。公共交通缓慢且不准时，交货迟缓、货物破损、服务恶劣。一些社区连孩子上学都不安全。他承认，所有这些日本做得都更好。M町的家庭就没有一家选择滞留海外，即使有机会也是一样。日本的犯罪率和失业率就一直比美国要低。

一九七〇年代后期，苏珊娜和我分手了，但我们都依旧留在坎布里奇，并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离婚以后，我们大多只谈孩子，除了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话题比我们在M町认识的六户人家所发生的事情更为我们所关注。每当我访问日本，当我回到家里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和苏珊娜谈论我去看过的家庭，以及那些家庭的成员所发生的事情。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我们访问过的父母们都比我和苏珊娜大几岁。令人悲伤的是，一九五〇年代访问的这些家庭的父亲都已经辞世，只有两位母亲——一位八十多岁，一位九十出头——依然健在。多数家庭都儿孙满堂，人数远多于全国的平均家庭人口数，即使当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比现在的高。土居健郎三年多前去世了，苏珊娜也于二〇一二年驾鹤西去。苏珊娜走后几个月，土居八千代和我相逢，回忆起过去五十四年中我们两家的交往，悼念土居和苏珊娜的离世。苏珊娜去世后，她的日本诊所的同事们举办了一场追悼会，我们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辈中的两位都去日本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在M町的许多朋友们也都参加了追思。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苏珊娜受富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前往日本，此后二十年她夏天都会去教授社会工作。此间，她会固定与我们在M町的朋友见面。几年前，苏珊娜决定以她认识了五十年的三位M町家庭的母亲为题撰写一本书，书名为《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书完成不久，她便溘然长逝。（本文为中文简体版《日本新中产阶级》后记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