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政治地位自平王东迁之后一落千丈，诸国争霸，在这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代表各自阶级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四家，学术重心由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过渡，形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百家争鸣局面。他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意识、责任意识，也形成了一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

儒家的“忧患意识”

儒家特别注重“忧患意识”，孔子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展现了儒者肩负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自觉。镇守仪地的边防官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更是将孔子看作一个能够改变“礼崩乐坏”局面的领导者。儒家学说是意在济世救民、修身治国的仁学，是旨在解决忧患问题的哲学方法。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论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甚至悲愤地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已经由统一整体概念化为零零碎碎的诸侯之“邦”，出于对“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忧虑，孔子认为应当推行“德治”“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家的兴盛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引导，以及外在的礼仪规范的调节。同时，作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可以让人们信服。同时，孔子忧民生之贫。弟子冉求辅佐季氏，季氏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孔子因此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思是冉求辅佐一个剥削民众的执政者，他不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可见孔子忧民不聊生，痛恨这些搜刮民众财产的执政者。孔子忧民德更甚于忧民生，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比起水火，民众更需要的是仁德，因此，将仁推广至社会群体，在孔子看来更为重要。

相较于孔子，孟子更为直接地指出“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孟子看来，“忧患意识”并非是一种“杞人忧天”，当它作为国家外部压力之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孟子之忧虑不仅体现在“忧国”上，更体现在“忧民”上。与孔子从道德上规范民众行为相比，孟子认为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前提，他曾痛斥梁惠王，只顾自己口腹之欲，不顾百姓之生死安危，无异于统治者率领禽兽侵害百姓，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乱世之中，一旦战起，百姓就要经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所能依托的，也只有统御他们的君主，倘若能够安抚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皆有所依，那么民心将成为改变春秋战国乱世格局、竞争制胜的关键所在。于此，孟子将民心推至相当高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政治得失的标准在于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一旦君主昏庸、腐败，民众也有革命的权利。

“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唐代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皆表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

道家的“忧患意识”

与奋发有为的儒家不同，道家因为自身“崇尚自然”而被误解，他们逍遥出世、自然而为的态度被看作缺乏责任担当的表现。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这里，老子清楚地认识到，世人对自身及思想的难以理解。他以深邃的哲学视野看到了民众生活的艰难贫困以及统治者的贪欲妄为。和孔子推崇“礼制”不同，老子认为“礼”才是国家忧患的根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之所以“礼”被看作“乱之首”，一方面是由于“礼”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划分等差阶级，违背了自然，同时也成为剥削、压迫民众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作为繁文缛节的“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统治者愈是用礼法去控制民众，愈是适得其反，民众反而会用智慧来钻礼法的漏洞，导致盗贼越来越多。原本用来规制人行为的礼，成为老子眼中的枷锁，而老子最终想要批判的对象，并非是“礼”，而是统治者。统治者制定“礼”，并利用“礼”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寥寥数语，体现了老子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并对民众遭受欺凌而感到的担忧。

老子的忧患具体体现在“民不畏死”这一命题上，他讲：“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一再警示统治者，如果一味地剥削民众，最终不畏死、不畏威的人民将成为推翻其统治的力量，国必危矣。故而，老子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面对国家忧患，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应当去除内心的私欲，只有统治者做到了“不贵难得之货”，才不会有祸乱的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解决国家、民众之忧患的思想并未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因此，道家的另一位思想家庄子认为，社会的困境不是人的主观能够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家的昏暗、社会的纷乱，无力改变的庄子只能从精神世界上来寻求躲避忧患。认为“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使得世人忽视了这只是道家面对忧患而选择的另一种解决方法——“以隐避忧”。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发，但是，这种面对忧患，选择避让的做法，难免显得过于消极。

墨家的“忧患意识”

墨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解决国家、社会、民生等一系列难题的方案之中。墨家之忧天下，在诸子之学中显得尤为积极、强烈。孟子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所处之世，国与国之间攻伐争胜，墨子率领弟子，奔走各国，阻止战争，体现了墨家努力担负时代赋予的责任，以强烈的使命感来匡时救弊。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争斗皆是源于不能彼此相爱，因为不能“爱”对方，才导致了天下之祸患丛生。因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调和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墨子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天下百姓营造一个安定平和的生存环境。

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表，墨家具有浓厚的忧民情感。在墨子的著作中，他主张“强本”“节用”。“强本”是指重视生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节用”，顾名思义，是指节约资源，杜绝浪费行为，这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已经威胁到了民众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上，“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同时，在精神生活上，“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统治者为了能够满足这些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必厚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并引起其他官员的效仿，最终导致国家贫困，民怨沸腾。解决这一忧患问题，除了在消费方面要求统治者要“节用”“节葬”“非乐”，做到“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还要求从统治者的施政纲领上加以保障，这便是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墨子主张为平民的权益奔走呼告，认为“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种“尚贤”思想恰恰与先秦以来的世卿世禄正反相对，具有鲜明的革新色彩。

法家的“忧患意识”

法家与儒、道、墨三家一样，面对社会的变革，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与商鞅的历史观——“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认为造成乱世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之世的人性皆有“欲利之心”。韩非子看到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进步，因此他反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谋划解决方案。在法家看来，有一个强力的国家结束乱世的局面才是解决忧患问题的最佳方案，而国家的强力，则需要富国强兵作为基础。“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也”，“耕战二者，力本”。以耕战为本，才能在诸国争胜的局面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法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耕战的政策，商鞅提出“作壹而得官爵”，即民众能获取官爵的唯一方式便是耕战，韩非子继承商鞅的耕战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措施，除去不利于耕战的“五蠹之民”，在政策的保障下，国家才能迅速强盛。

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如此强烈，除了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外，还与“士”阶层的发展、壮大有联系，随着“士”阶层的扩大，“士”的社会地位、话语权也随之提高。由于“士”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对于时代、社会的观察、思考较之其他阶层更为深刻，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要代表的“士”阶层，都纷纷从各自阶级利益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思索、考察、探究、解决、回答现实问题。诸子百家的争鸣、学术思想的碰撞，其目的皆是为拯救天下苍生开出的一剂良方、交出的一份答卷，诸子百家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共同铸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为璀璨中华文化的历史，增添了一缕光芒、一份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