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首次出版于1945年，时值二战的末尾纳粹德国倾覆的时刻。在这本书中卡尔·波普尔认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左派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副本之间的相似性。在此前成书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他极为严厉地驳斥了马克思在面对历史的立场——历史主义。他认为历史主义在传播的一种救世主式的“解脱预言”，同时马克思用极为含混的整体论去处理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波普尔认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只要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就能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一政治观的背后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这一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而此前一个世纪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正是这一主义的继承者和奉行者。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卡尔·波普尔讨论了“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社会学的自主性”、“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四个马克思用以论证他历史主义的方法，并分别予以了批判。

一、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

在这一部分的一开端，卡尔·波普尔就持有着对西方许多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强烈批判的情绪。他认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仍然崇敬柏拉图的“正义”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的”权威主义、卢梭的“普遍意志”观念，或者费希特和黑格尔“民族自由”观念，这些人打着同盟的幌子，制造了人道主义阵营的分裂。卡尔·波普尔认为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被看成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用开放的心灵和敏锐的感知，打倒了大批表面道德的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而他的历史预言则完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而几乎与所谓的社会工艺学无关，他禁止一切社会工艺学，并斥责为乌托邦。他的主要工作，也是他所认为的科学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让马克思感到，这种革命不能靠人的理性来设计和筹划，但却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透彻认识社会形势和预测未来的社会。

这种对科学预测的强调，在波普尔看来，将马克思引入了歧途，“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科学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社会决定论倾向。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以决定论的形式揭示未来是不可能的。

二、社会学的自主性

马克思曾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表明了他反对心理主义的立场，不能将一切的社会规律归结到“人性”上。基于有许多社会习惯本能的压抑这一现实情况，可以驳斥习惯的存在是以本能为基础这一立场。一定行为的普遍发生并不构成该行为具有本能特性或者根源于“人性”的决定性证明。

卡尔·波普尔尝试对社会学的心理主义作更直接的分析。其理论主张是，“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精神的产物，因而社会规律最终应该还原为心理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生活的事件（包括各种习俗），必然是个人的精神引起的动机的结果”[1],133。而马克思站在自主性社会学的一方，他指出，没有任何行动仅仅靠动机能够解释；心理主义的追随者可能会反驳，与自然环境相反，社会环境的结构是人造的，它必须依据人性、依据心理主义的理论才能获得解释。

反心理学的社会学家承认，一定的“人性的品格”的干预，诸如我们容易为宣传所动，有可能导致单纯追求利益的经济行为的偏离。人的心理条件是及其微妙的，这使得这些学说变得十分暧昧和混杂，存在太多的抽象，人性似乎不存在充足的基础。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依照它们所发生的境况来解释的，但也始终不能获得全面的的解释。它实际上是经济分析的方法。

可以说，在对于社会学的自主性这一论题上，心理主义是马克思和卡尔·波普尔共同的敌人。心理主义的引入会带来巨大而复杂的困难。波普尔但是心理主义通过提倡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反对方法的集体主义，具有巨大的优点。的确，在理解一切社会现象，尤其是一切社会制度的运行，心理主义坚持它们应该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不满足于依照所谓“集体”作出的解释。但是心理主义的错误在于其前提，即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意味着一种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则都还原为心理学现象和心理学规律的纲领。卡尔·波普尔认为这是倾向于历史主义的。心理主义很难涉及到“集体无意识”的范畴。

三、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一部分中，卡尔·波普尔首先对曲解马克思的“庸俗经济学家”作出了批评。在“庸俗经济学家”的眼里，经济动机尤其是阶级利益是历史的推动力是历史主义的经济学解释。而波普尔眼里无论这类观点与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虽然马克思有时也谈论诸如贪婪和利润动机等心理学的现象，但却从不是为了解释历史。而是把它们解释为社会制度体系的腐化征兆。在马克思看来诸如战争、萧条和饥荒等现象，并不是个别心机狡诈之人的罪恶，而是各种行为的不必要的社会后果，是由系身于社会体系之网络的行为者导引的不同结果。历史中的所有人在经济的线路里，历史的舞台被设置在“必然王国”之中，而当人有自觉并作出反抗之后，就会赢得“自由王国”。

在马克思看来，卡尔·波普尔所持有的科学决定论不过是为了解释生产条件的发展。由于与生产条件的相互适应，社会关系也有了历史和科学的意义。在一切的社会形态和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都是如此。就恩格斯所言，随着现代生产资料的扩大，自由成为可能，人能够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就人还在受经济支配而言，严格说来他还处于桎梏之中，而“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卡尔·波普尔指出，与穆勒的心理主义不同，马克思用经济的优先性去取代心理学的优先性在逻辑上是一致且顺畅的。“因为“经济”包含了人的新陈代谢、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即使在人类之前的时代，这种新陈代谢是否一直从社会上被组织起来”[1],139

至此，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双方面的阐述：“第一方面是历史主义，主张社会科学的领域应该和历史的或进化论的方法相一致，尤其是和历史相一致。我认为，这种主张应该消除。第二个方面是经济主义（或“唯物主义”），即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对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对它们的历史发展而言，是基本的。”[1],139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主张是很正确的，“实际上一切社会研究，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如果它们是以一种关注社会的‘经济条件’的眼光进行的话，都可以是有益的” [1],139。

卡尔·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反驳从著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开始。随着苏联的革命的进行，情况却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有“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广泛引进最现代的电气设备”这样的口号提出。波普尔认为：“从空白中建立生产的条件……这种发展的驱动力是对一种观念的热情。”[1],140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波普尔用马克思的术语讲，“他低估了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1],140。

诚然当时的俄国在生产条件上在物质上并不具有发生从资本社会到共产社会的变革的条件。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期望通过运用法律和政治的手段实现一切变革，是徒劳的；惟有基本的本质和经济现实的进化，才能产生一切根本的或真正的变化——社会革命。马克思断言，每次社会革命都需要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率先成长和成熟，直至它们开始与社会和法律的关系发生冲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以波普尔也认为，不能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等同起来；实际上，俄国革命无论如何与它没有相似性。很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这个观点之下，“零星社会工程”和“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也都是徒劳的活动。

四、阶级

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种阐述中，陈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与黑格尔强调“民族”概念相反，这一陈述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由阶级战争而非民族战争推动，阶级利益应该取代所谓的民族利益，后者可以被看做是某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如果仅仅军事力量的基本范畴不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在“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率的增长借助阶级斗争这一机制实现的。

马克思认为，阶级利益在“客观的”意义上，对人的精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用黑格尔的话说即是某个阶级的客观利益被阶级成员精神中获得了自觉；在马克思的《序言》中他提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5]人只有能够从生产解放自身，才是自由的。那么如何才能够从生产过程中解放自身呢？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手段只有惟有迫使他人替我们从事肮脏的工作。我们只有以奴役他人为代价，通过将人类分裂为“阶级”，我们才能得到自由。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自由，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了争取他们的自由，他们被迫相互斗争。马克思认为，这张阶级所陷入和被迫彼此进行斗争的社会罗网，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体系，使科学地研究社会的历史同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样成为可能。

依据这一理论，社会体系或阶级体系是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统治者籍以剥削和斗争被统治者的方式依赖于这些条件。赋予社会体系以一定特征的阶级关系是不依赖于单个人的意志的。因此，社会体系很像一架庞大的机器，个人被身系其中和碾碎。“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会体系。

创造物质的生产条件决定了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改变生产关系，社会工程学和社会工艺学也是不可能的。通过驱使“人去为生产而生产”，“资本家迫使他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资产阶级和工人却注定有助于它的变革，有助于我们最终从社会体系的羁绊中获得解放。

卡尔·波普尔在对这一理论的反思中说：“马克思公式的危险性之一是，如果过于认真地对待它，就有可能误导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解释成有人试图掩盖“真实的问题”，掩盖基本的阶级冲突）”[1],143。紧接着，波普尔举了一个例子：许多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第一次大战之类的战争解释成革命者或“没有掌握”核心权力的人，和保守分子联盟或“拥有”国家的人之间的战争。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被用来为任何侵略作辩护的解释。另一方面的危险在于马克思试图用所谓“阶级境况的逻辑”来解释工业体系的制度运行，虽然波普尔承认至少马克思对工业体系的那个阶级所作的社会学分析，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马克思所着重思考的工业体系，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体系。

在我看来，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我赞同马克思的对“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否定态度。阶级是客观的，无法用主观消除的。如果用暴政的形式，以暴力的形式强行剥夺去一部分人的财产，达到某种平均主义，但人们的社会形式和意识形态没有跟上，生产关系依旧决定着社会阶级的划分。

另一方面关于这两种阶级内部存在的张力。我认为波普尔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诚然处于对所谓对自然界的自由的争夺之战中，统治阶级剥削着被统治阶级的声誉生产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是无法沟通的非理性的斗争关系，在波普尔所处的时代，美国开始有了成熟的工会体制，也建立了劳动保障法，法律明文规定了最低时薪，在有政府的监管下，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会是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发生。经济危机的如噩梦般的周期性来临让资本家们认识到，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被消费，这需要工人们口袋里有钱。而一旦经济危机的来临破产又是社会性的，自己很难在萧条的经济状况下独善其身。这本质上依靠的不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力量，而是他们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和知觉。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2][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9.

[3][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

[4][德]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5][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