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开年，疫情始料未及地肆虐华中，全国各省陆续启动一级响应，庚子年的春节是在紧张、恐惧与漫长的无聊中度过。

这次的疫情撕开了社会的一道口子，让恍若盛世之下的组织肌理都清晰可见，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平时不易察觉或者视若无睹的真实——现代社会并不现代。

瞒报疫情、报复透露者、封村断路、歧视性隔离、暗箱分配防疫物资、村干部“硬核”训话、滥用私刑打砸甚至游街示众……纷至迭出的各级地方政府迟缓、粗暴且失措的应急处置手段，暴露出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能力与经验的缺失。

疫情下的中国社会，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面前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病症。我指的当然不是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因为虽然一开始反应迟缓导致了疫情的扩散，而后又陷入了应急处置的发明竞赛中致使社会几近停顿。但官僚主义是任何巨型体量的科层组织都几乎难以避免的宿命，何况它在技术上还是可以无限地趋向改进与完善。

我更关注是在这场疫情中，平日因沉默而和谐的舆论场，在危机来临时刻却发出了那么多与现代精神相背离的声音。

我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现代精神，但我知道什么不是现代精神。

对村长在广播中“硬核”训话的崇拜不是现代精神，对批评政府工作失误的批评者的批判不是现代精神，对灾难真相的回避与冷漠且斥之为“引起恐慌”不是现代精神，用萌化语言“叉酱”、“呕泥酱”、“阿冠”来消解甚至游戏化当下正遭受的苦难不是现代精神。

现代精神应有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却在公共空间里仿佛被黑洞裹挟而彻底遁形。

▍未完成的主体性

现代性以自由之名，将个体从传统的社会集体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即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

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敬仰，不再是因为出身而带来的权力、财富或者知识等光环，而是他自身获得这些光环的能力与品质。比如“簪缨世胄”足以成为贾宝玉骄傲的资本，但在今天的社会多少还是底气不足，得尤加强调“能力以外的资本等于零”才行。

但在这次疫情爆发时的舆论场中，主体性意识在许多主流（或者短暂主流过）的言论和行为里却近乎荡然无存。

“你可高贵了还不是？你长了可了好看、可苗条，叫大家去瞧你那逼样了。你虚荣啥了虚荣？有些人就是死皮不要脸。

河南一村支书的训话因“硬核”而火爆网络，让我意外的是批评者少而赞同者众，他们还呼吁各自的主政者也过来“抄作业”。仿佛唯有训话者把民众当做毫无民事行为能力且具有明显道德缺陷的人然后去粗暴地限制与教训，才能证明训话者对被训话者的在乎。

我一直以为“打是亲、骂是爱”是家长的自我辩护，没想到2020年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会深刻地认同这种父权社会下的依附逻辑，甘愿作为不具有完全主体性的人，沉浸在挨打的角色扮演中来获取那么一丁点虚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安全感。

如果说对“硬核”的崇拜是慌乱之下本能地对于现有秩序的服从与依附，以抵御我们共同所面临的未知危险，那么还尚可理解。而为地方政府在防疫工作中出现的粗暴和愚蠢行为进行辩护与开脱，则是大型迷惑式行为艺术现场了。

他们批评因突来的疫情而积极自查的有相关症状的民众，称冬天本是感冒多发季节，普通人发烧去医院检查是在占用紧张的医疗资源。他们指责民众关注并传播官方渠道之外披露的信息，称这是在“制造恐慌”“散播焦虑”。他们痛斥民众对地方防控疫情不力的干部的问责，称疫情当前，敌人是病毒而不是人，键盘侠要对那些干部多一些理解，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节奏”……

这些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宛如智障的让人窒息的论调，言下之意就是民众是极易被煽动的乌合之众，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切实利益是什么，所以只需要保持好绝对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即可，自有全能的家长来处理好这一切。如果说是周小平之流说出来倒也情有可原，毕竟爱国是门生意，可怕的是这些批评民众的话语同样也是来自于草根。

尽管后续有中央的问责、紧急换帅、疫情实际的发展还有央媒跟进的社评等，都打了那些迷惑言论的脸，但这种言论永远都会有如阴魂般在普通民众发声的时候重新冒出来，让人忙于自我审查，从而不敢去相信自己的经验、感受与判断，在稀里糊涂中自我阉割然后哑口无言直至消亡。

我们的历史经验和良知告诉我们，这不该是社会应有的常态。

总之，在这种封建余孽和极左遗毒合流出的怪胎式的话语中，中国社会并不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共同组成的集合，而是那些个体恰好有幸恭逢这个先验的神圣化的抽象集合。而作为原子化存在的个体，若自行有机结合，则会僭越这种神圣秩序。

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并不可怕，原子的内核空洞才是真正的可怕。所以当原子化社会是由缺乏主体性的个体构成时，很容易走向将国家、民族、阶级……总之一切社会的抽象集合都重新神圣化的道路，祛魅的现代性又重返赋魅。等到公共危机来临时，魅影见光而死，原子又将何以对抗？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合时宜且尴尬的问题，因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本是五四的任务，而五四已是中国迟来的启蒙。在五四开启的第101年里，我们却仍承受着因它未完成而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还是生活在几千年以来的长幼尊卑的差序格局里，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系当下的秩序。以牺牲部分人利益为代价的所谓大局观，不止是当代中国才特有的政治正确。所以当有人表达出对个体的尊重时，很容易沦为笑料——因为不够有大局观（虽然当你追问大局是什么时，回答往往是搬出一个抽象集合，或者干脆避而不谈）。

对于当下的主流话语里主体性的缺失，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塑造而成，总之我们曾经一度不至于此，不知道究竟是何时沦落。对我个人而言，是几年前央视播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才发觉。

在我零星看过的几集里，当整个国家都遇到困境不知所措时，邓小平作为全知全能者，一路开启金手指点拨众人，然后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在这种叙述逻辑下，创办中国信托的荣毅仁在被点拨后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甚至同样作为当时“二老”中的另一位的陈云，表现得也像是一个与邓小平赌气的孩子。这种无限仰视的叙述，看似是对邓小平的致敬，可何尝不是对小平同志最大的侮辱——弱化了“钢铁公司”在当时境遇下的能力与魄力。

另外说几句与疫情无关的题外话，照理说中国传统文明没有屈从于奴隶道德孕育出的一神论下全知全能的天父，步入现代社会后理应有更坚固的主体性意识才是，可终究没有摆脱精神上的Father，个体的主体性反倒渐渐落伍于仍在一神教氛围中的欧美社会。所以越发觉得刘小枫当年引入施特劳斯、施密特，倡导“新国父论”是多么地先知先觉了。作为后知后觉者，真是羡煞先知春江水暖之鸭。

▍主体间性——真诚且平等的对话

随着主体性的张扬，个体释放出了的惊人的能量，但无边无际的膨胀也会转而去反噬整个社会。所以后来又重申现代性的另一面旗帜——平等来规约自由，即强调主体之间通过非强制性的平等对话来达成共识，主体间性也就成为走出主体性困境的新范式。

所以现代精神的两座基石——自由和平等相激荡而生成的理念——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理应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进程次第而来。可时至今日，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尚未完成，主体间性理念的到来就更遥遥无期了。

庆幸的是历史并不总呈线性发展。在这场疫情下，地方政府的许多神级操作、所有人都遭到波及的生活以及难得的全民赋闲在家等因素叠加一起，让社会病症前所未有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而这些教训与经验，无论是关于社会治理还是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大多都指向了主体间性。

因为害怕上级问责，所以上报疫情时遮遮掩掩甚至当物资告急时仍说准备充足。因为担心民众恐慌，所以不及时公布疫情且单方面强调可防可控、否认人传人，从而掩盖了病毒传播的危险性。因为担心影响大国形象，所以“外交天团”一路开怼各种对疫情的质疑，甚至讽刺别国组织撤侨，然而当疫情蔓延海外时又在为自己组织撤侨所彰显的大国担当而高潮。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媒体立场与公共利益、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各主体之间但凡产生了任何坦诚的对话，彼此协调行动，都可以让悲剧的发生得以避免。可偏偏任何一种对话都没有发生，反而是以“训诫—粉饰”的方式纵容病毒长驱直入，直到最后以社会几近停滞流动的代价来仓皇应对。

我们确实有众多的逆行者力挽狂澜，但这仍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些慷慨悲歌和国士风范放在人为的灾难前，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残忍，因为他们本可以不出现的。一部分人基于各种考量而开启的不真诚的对话，召唤来了让全体去承受的灾难。

如果说这场灾难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那一定是我们都意识到了真诚且平等的对话是有多么重要。

“必须启动陷于塞滞的公共交往工具，使重大议题及相关讨论、有益的问题界定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能够自由流动，并进入到公共意识当中。”哈贝马斯在上世纪对德国社会的告诫，在今天的中国依旧适用。因为，“若决策不以寻求共识的论证方式做出，会造成合法性欠缺，进而演变成真正的危机。”

所以这场被视为灾难的疫情，灾难并不是指向病毒，而是病毒带来的“次生灾难”——所有的悲愤、恐惧与无力，都是那些本应去对付病毒的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对付普通个体上。一方面将公共卫生防控的责任完全转嫁于个体去硬抗，同时也费尽心思地以公共之名去自我赋权以给个体生存设置种种障碍。于社会治理而言则欠缺应有的能力，于个体而言则缺乏基本的共情。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疫情还是唤醒了公众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和对公共性的兴趣，形成了一种脆弱但难能可贵的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不止是个体之间充满温情的连结，比如以各种形式表示对疫区的支援，比如对疫情保持着充分的关注与讨论，比如对吹哨人的离世示以哀悼和应援，比如对江山娇与红旗漫这种将国家偶像化的操作表达的反感与抗议……

这种公共性也同样体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中，比如对激起公愤的效率极其低下还搞暗箱分配的红十字会的彻查，比如对地方上阻断交通甚至用铁杠封死武汉归来家庭的大门等过度反应的及时纠正，比如对防控疫情不力的领导干部的问责和职务调整……这种对民众诉求的及时回应以及坦诚地把当时的决策考量给展现出来后，很快就从广受指责转而彼此理解。

总之，因缺乏真诚且平等的对话而彼此消解的信任，经过真诚且平等的对话后又再次重拾起来。相信在疫情结束之后，依旧会延续这些成功的对话经验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最后再以哈贝马斯的告诫作为结尾——“合法统治需要三个必须经受检验的要素支撑：政治领导人的威望、公共部门处理当下问题的能力、保障自由的制度的稳定性”。

这篇文章是从春节也即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开始写作的，当时正流布着许多迷惑言论及行为，我认为那不是当代社会应有的表现。

遂开始动笔以抒心中不平，本想只写一二千字即可，结果拖拖拉拉断断续续迟迟不见成稿，今天疫情已基本控制住，我也早已不在刚开始动笔时的心境中了，厌烦那困在家里整日关注疫情的日子。最近两月以来生活被迫按的暂停键，代价终究要去逐一偿还，无暇顾及其他。

不过艰难行文至此，多少还是想看看当初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检验。庆幸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疫情事实还是民间共识亦或者官方论调，都在纠正着当时那些迷惑言论及行为。

虽然前两天武汉的主政者还提出要对武汉市民开展感恩教育，虽然方方的封城日记还是日常遭删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幸灾乐祸地去评论全球正蔓延的疫情，虽然北京的业主仍有因物业以防疫之名的自我赋权而不能回家，虽然我这篇自言自语的文章发在微信上居然也能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和规定”而被人投诉封禁……

种种迷惑言论及行为终究还是有如阴魂般重新冒了出来，但我还是乐观地期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去捍卫当下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公共性（尽管我也知道只凭借真诚且平等的对话是近于空想）。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2020年已过六分之一，愿我们在剩下的六分之五的日子里奋力直追，实现2020年初许下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