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在乡村寺庙参加挂风马旗活动。

《藏村日常》是一本人类文明中基于传播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关于构建西藏乡村民族共同体社会的研究案例。

写作初心与研究原点

该书作者（前排右一）在西藏乡村调研时与当地村民交流。

媒体肩负着社会“瞭望者”和信息“上传下达”的职能，但不少记者在实践中满足于从政府部门获取新闻线索，被动地组织新闻报道。这不仅限制了记者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反过来也不利于政府部门做出决策。

《藏村日常》的作者廖云路，作为记者出身的他，便是对上面的话感触颇深的。

廖云路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可能着眼的只是其中一个点，但是在选择蹲点地的时候，他的直接反应，实际上把内心的架构和思路表露无疑。著名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赵旭东教授在《“回乡走基层”：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写法与问题》中提到：田野工作之中最为根本的就在于实写，“一种方法上的扎实描记，有点像画家写生的那种速写”，要去抓住的是一种人、事、物发生的真实存在。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是“从实求知”。

我曾经认真拜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该书作为一本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名著，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从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明来看，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许多乡土的、乡村的或者基于人际关系中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比如我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性的生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等，实际上这些都与乡土社会原有的共同体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村里有一个村集体砂场，一个村集体砖厂，一个蔬菜合作社，部分年轻人白天在附近打工，晚上回家。村境内有一个庙，一个拉康，西藏自治区第一所佛学院也建在村里。”在作为外来者的廖云路眼中，拉萨曲水县这个蹲点地的村子，已经不再是一个村子，而是西藏乡土文明的一个缩影。廖云路的研究，在我看来就是从西藏乡亲们的口中去认识变化前的西藏乡土，然后再去理解、感悟和记录变化后的西藏乡土文化。

乡村寺庙僧人为信众加持。

当今的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从自我封闭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途径，通过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鉴的举措，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从而寻求在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因此，人类学、社会学应当注意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基于这种互惠原则，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存在，变成一个趋于世界共同体的存在。从廖云路的《藏村日常》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了对原来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研究，并开始关注藏村乡土社会进入到新时代之后，村民群众之间如何相处的一些原则，这也许就是廖云路此番研究的初心。

尊重差异与放下身段

学者不能蜷缩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记者也需要不断提升分析问题的能力。两者都离不开从西藏热火朝天的社会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找到经世致用的着力点。

廖云路深入藏村“打量”普通人尚感觉神秘的藏族乡村社会。用“打量”这个词，在文法上更侧重于观察，但不能完全体现角度和身段。所以我更喜欢的是廖云路蹲点里面的“蹲”这个字。

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各种文明的发展并行不悖，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结果，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能够认识到文明之间只有多元和差异，没有优劣和高下之分，这是做人文社科类研究的学者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站在一个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角度，就难以客观看待，无法虚心接受和体会到不一样的文明。在读《藏村日常》的过程中，我感到“下乡走基层”，并不是一句口号，更多的是一种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廖云路作为一位“外来”学者是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的。而“蹲下”这种放低自己的姿势，在交流和沟通上，也处于一种更有效的状态。

廖云路在《论民族新闻采编中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一文中也提到在民族新闻采访环节中的“态度”问题：“在新闻采访环节中，记者要表现出一种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态度，与少数民族采访对象寻找共同对话的基础，以使‘我者’从而能够对最初的‘他者’文化适应态度进行协调。一些民族新闻采访的失败，就是因为记者与需要采访的对象之间缺乏沟通语境，片面强调新闻报道的价值导向，导致意义无法实现共享。”

从这一点思考下去，人类的个体在交流时的基本心理前提是平等和被尊重。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应该秉持谦虚、平等的态度，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肯定不同文明的价值。读廖云路先前做记者时的论文，他提到“主位”视角需要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记者”的身份，通过采访对象关系及视角的调整，释放更多平等的意义。

对一个实际研究者而言，借助于双眼的观察是第一步。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每一时刻以及每一场景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对不同的观察者而言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加逼近真实和全面，需要研究者放下身段去观察，才会生发出一种对于这个世界更具平等与包容性的理解。

乡土传播的现状与展望

村“两委”换届选举是考察权力对乡村影响的重要切入点，从乡级政权到村级行政系统再到普通村民的介入，其背景是当前藏村的“社会—传播”结构。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事件中，越来越多的系统世界要素随着不同传播形式被卷入藏村的社会生活，并与藏村村民的话语表达、生活和行为方式等结合在一起。

村委会换届选举大会现场。

在廖云路仔细地蹲点观察下，他笔尖所记载的西藏，不再是一般媒体中所报道和呈现出来的西藏。从曲水这个原点看出去，西藏社会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现实情况。而集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博士几种头衔于一身的廖云路，他所具备的人类学与传播学相关知识，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和帮助提出改善西藏乡土文明一些现实问题的解题思路。

关于人际传播之于藏村群众的重要性，在廖云路关于拉萨曲水县R村的《社会资本视野下的乡村传播结构研究》调查一文中有所体现。文章认为在R村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传播类型的“复合体”中，人际传播依然是村庄最基本、最常见的传播形式，是这个小社会中许多信息的重要来源，人际传播维系着藏村“熟人社会”的特征。这一观点在《藏村日常》一书中，通过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具体案例，再一次得到了延伸和发扬。

在组织传播方面，藏村诸多政策和精神的下达，都有县、乡级干部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也调动起了村民对信息资源渴求的积极性。

在大众传播方面，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唤醒了村民的权力意识，进而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在改革开放之前，广大农牧地区村民受教育程度有限，报纸媒体对村民的影响力始终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视进入西藏乡村以及新世纪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实施以后，绝大多数村民才真正感受到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电视和村里“有本事的人”都构成了村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来源渠道，乡村社会的传播结构于是由原来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土“底色”向多种形式的复合方向发展，并形成彼此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关系。

廖云路认为，文化的“内化”是长期过程，只有当“外生性”文化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施加影响，才有可能嵌入到传统文化结构中，在乡村社会变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乡土传播的信仰和价值

近年来，西藏各地广泛开展了“新旧西藏对比”感恩教育活动，通过旧时代、旧制度、旧生活与新时代、新变化、新成就的对比，让农牧民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引导农牧民群众知党恩、感党恩、跟党走。藏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进行了“新旧对比”，从中可以窥见藏村半个多世纪来的变化。

作为一名人类学研究学者，同时也作为有良知的新闻从业者，廖云路的职业信仰包含在他每一次进藏的路途上，也包含在他每一笔落下的文字中。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写到的一样：蹲点采访虽然不强调时效性，但绝非意味着容易。西藏地广人稀，我和我的同事下乡采访，经常“坐了一天车，不见几个人”；为找到一个合适的蹲点采访地点，要进行前期的摸底调查和论证；为了避免“摆拍”和“诱导”群众，记者要进行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记录素材；在蹲点采访素材的整理和写作过程中，记者还要参阅大量当地的历史、社会资料，像学者那样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提炼出系统化的知识，使新闻报道更具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启示意义。

幸运的是，我在这本《藏村日常》中，看到了廖云路在新闻实务写作方面的底气。

根据赵旭东教授的研究，田野工作还有其虚写的另一面，是对于田野工作中看不见的，或者无法真正可以看到的那部分内容的书写，是田野调查者通过大脑加工、分析后自我理解和解释出来的那些内容。而虚写的要求显然比实写更高，需要一种大格局下的统合性的观察与思考，更需要超越于微观细节之上的一种理解。

村里的流动商店。

廖云路在藏村通过长期“蹲下来”的观察和揣摩，在田野调查的思路构建中，逐渐完成了实写和虚写部分的有机结合，用镜头结合镜头之外的思考和体悟，尽可能多地还原了对“外来人”而言神秘的藏村，这不仅对文化传播和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更有助于决策者们在研究和调整有关政策时，拥有客观真实且有价值的佐证材料。

新闻媒体人是眼睛，是喉舌，有责任和义务将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真实信息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藏村日常》一书不仅值得藏学、传播学、社会学研究者参考研究，而且对于想要了解西藏乡村民众真实生活状况的读者们也是很好的参阅读本。

廖云路著：《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2月。

（文章来源：《中国西藏》杂志2023年第5期，文中图片由廖云路提供，作者张子凌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