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戚悦 李梓源 陈慧
《国资报告》杂志2023年第8期
国资委党委要求全面提升中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更加注重表外资产、长期价值。要引导中央企业从单纯追求规模和表内利润转向资产回报率提升和表外资产价值最大化,可以借鉴ESG理念,构建科学、高效、标准化、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以货币化方式体现中央企业的社会绩效,更全面、科学、合理评价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进而引导中央企业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目标。
构建ESG货币化测量体系的
时代要求与现实意义
ESG是环境、社会、治理(Enviro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的英文缩写,用以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其涵盖企业生产经营诸多环节,反映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而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形成共识。以ESG理念为基础,构建反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的社会绩效评价体系,既符合时代要求,增强市场认可度,营造国有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良好氛围;又具有现实意义,货币化测量企业社会绩效,有利于出台激励相容的考核机制,丰富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应用场景。
首先,ESG为企业处理好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提供了方法论,但ESG理念的实践应用还有提升空间。
ESG理念及其指标体系与中央企业改革的目标比较适配,有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处在社会之中的中央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平衡经济利润与社会责任的关系,ESG通过具体的指标量化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从投融资角度倒逼着中央企业高效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二者良性互动。特别是“社会”维度中包含议题最多,是体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核心维度,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客观评价中央企业贡献进行的有益补充。
当前ESG理念的实践暴露出“鞭打快牛”的特点,缺少激励属性。如ESG评级,其底层逻辑是风险管理,目的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非财务要素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能力等相关信息。这意味着,ESG评级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等因素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而非企业生产经营对社会的真实影响,更无法精准区分企业社会绩效水平。因此,尽管ESG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公认的分析范式,但还需要探索ESG中国化的应用场景。
其次,有效刻画中央企业表外资产的长期价值,需要继承与发展ESG理念。
随着ESG理念不断发展,使得企业品牌价值、研发投入、高级人力资源等非财务要素的认可度不断提高,企业的“表外资产”的范围也被不断扩大。实质上,这类难以计量的表外资产也会对企业长期收益产生显著影响。但是由于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这类生产要素的价值难以准确计量,导致这些资产无法计入资产负债表,通常在当期损益中体现为费用成本。同时在资本市场上,表外非标资产也很难反映在企业估值体系里,企业社会绩效报表的缺失,导致这类资产较多的国有企业估值长期无法修复。
在国际层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Andreas Barckow在今年3月的会议上表示,IASB将启动一个关于在财务报表中反映气候风险和机会的项目,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相关工作相互补充。Andreas Barckow提出,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财务披露可以解释一个实体的活动及其资产和负债所产生的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风险和机会。同时,IASB已经将“污染物定价”作为其储备项目,未来适时开展。因此,将可持续相关信息作为财务报表的补充,已经成为大量利益相关者关切的议题,而进一步完善定价机制也是应有之义。
另外,企业社会价值以社会责任货币化为手段,是社会绩效评价的核心。
企业社会价值基于ESG理念,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表现出的绩效,其基本内涵是企业高于法定基准或行业平均水平所付出努力的潜在回报,或者维持社会所付出的潜在成本,而且这种绩效水平是以货币形式计量,故称为企业社会价值。对企业ESG社会表现进行货币化计量和正向评价,不仅能让企业明白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成本”是有社会收益的,产出是可以显性化的,绩效水平是能够货币化的、量化考核的,也更有利于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管理与ESG理念融入发展战略,把握平衡、追求高效。
构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
构建ESG货币化测算体系的基本思路,是从产业链、投融资、社区及员工等利益相关方选取有代表性的量化指标,基于投入产出逻辑,设计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货币化测量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探索表外资产的计量方式,全面评价中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考虑到环境方面,对于碳资产入表财政部会计准则已有明确的定义,而治理方面争议较大、现阶段难以量化衡量,目前重点针对中央企业在社会方面作出的主要贡献进行货币化测量研究。
一是产业链支撑引领的社会价值。
设计理念方面,为激励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评价链长企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发挥的支撑引领作用。
产业链支撑引领指标包含两部分,一方面是供应链支撑,其中产业链安全相关建设、维护支出能够反映企业发挥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补足缺位短板的“补链”作用;“产业链融资与公开采购额”“产业链培训”则能够反映企业助推资金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入融合的作用,体现企业“强链”“延链”作用;乘数部分,由于现金流是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生产经营需要的基本要素,通过以“企业低于市场成本为产业链提供资金”作为权重,反映出上述支出带来的实际社会效应。
另一方面是产业链引领。研发投入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通常技术创新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链长,通过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引领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所测算的社会价值应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引导中央企业积极主动担当产业链链长职责。
计算公式如下:
产业链支撑引领
=(当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平均利率-当期企业供应链金融贷款平均利率)×(当期产业链安全投入+当期产业链融资与公开采购额+当期产业链培训)+企业研发投入增加额
其中,产业链安全投入包括相关制度建设、维护等支出。产业链融资与公开采购额中的公开采购额,以年度合同采购额表示。产业链培训包括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培训及相应平台建设等支出。
二是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的社会价值。
设计理念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分配制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中央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社区捐赠、乡村振兴等哺育社区直至微观个人,“授人以渔”,使得个人的生活品质将逐渐向高质量转变,其所代表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也将持续转化为企业运作的动力。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指标除了包含最直观的中央企业直接捐赠金额及购买额,还特别考虑了“平台经济”这一扶贫新形态,通过“相关平台建设支出”反映。所测算的社会价值应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引导中央企业力所能及地发挥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的作用。
计算公式如下:
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
=当期企业捐赠总额+当期贫困地区商品购买额+当期相关平台建设支出
其中,相关平台建设支出是指企业投资乡村基础设施、销售平台、培训平台等建设的支出。
三是稳增长投资额度的社会价值。
设计理念方面,中央企业应聚焦主责主业,在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布局、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不断发力。
中央企业通过扩大投资,能够在经济各周期中发挥稳增长作用:在宏观经济衰退期,增加社会总需求,避免经济硬着陆,发挥稳定器作用;在低谷期,率先拉动经济增长、恢复生产,发挥压舱石作用;在复苏期,引导资本投向重点领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繁荣期,重点向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收缩,发挥防止经济过热的作用。通过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能够平衡中央企业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关系,允许企业牺牲部分短期微观效率换取更高长期宏观效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势。所测算的社会价值应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引导中央企业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整体功能。
计算公式如下:
稳增长投资额度
=当期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增加额+重点产业供应链投资增加额
其中,重点产业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是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
设计理念方面,加快解决人才问题是提高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在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干中学”带来的学习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生产的长期平均成本,提高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员工自身经验能够带来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而企业开展的培训教育则能加速这一过程并提高员工学习知识技能的质量。即使员工离职,这类知识技能也能够通过在其他岗位工作、创业等形式发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由于员工激励支出可以视为更换就业岗位的机会成本,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替代指标,衡量员工掌握更高知识技能、离职后创造的价值。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作为系数,可以反映出这部分支出最终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有效部分。所测算的社会价值应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实质上将长期平均成本降低效果提前反映在当期利润中,从而鼓励企业前瞻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
计算公式如下:
人才培养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当期培训项目支出+当前相关设施建设支出)+员工激励相关支出增加值
五是稳定就业的社会价值。
设计理念方面,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通过计算就业指标,可以反映出两方面内容,一是企业为员工提供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收入,二是企业解决更多就业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城镇失业率和员工流失率的差值作为系数,可以反映出中央企业就业稳定性较高的社会作用。所测算的社会价值应在当期利润中予以加回,促使企业发挥稳就业、增收入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减轻企业压力、增进民生福祉,引导中央企业充分发挥稳就业、增收入、促消费的重要作用。
计算公式如下:
就业
=(当期员工平均工资-当期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员工总数×(当地城镇失业率-企业员工流失率)
关于完善企业社会价值的相关建议
一是立项专项课题,深入研究中央企业社会价值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评估ESG投入对中央企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分析如何通过ESG实践优化中央企业的资源配置、成本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绩效;研究评估中央企业社会价值投入对行业发展的贡献,分析如何通过ESG实践促进行业内的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进步;研究评估行业发展对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分析如何通过ESG实践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目标实现;研究探索从资本价值提升到资产价值提升的转型路径,分析如何通过ESG实践提升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研究探讨如何将企业社会价值转化为无形资产,分析如何通过ESG实践提高中央企业的品牌形象、声誉资本、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研究构建中央企业社会价值指数,对试点企业的社会价值水平进行量化和排名,分析其与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力等因素的关系。
二是大兴调研之风,探索建立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工作机制。
选择各行业代表性的中央企业及其二级单位,作为社会价值评价的试点对象,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评价工作。构建中央企业社会价值评价的数字化平台,建立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结果呈现和反馈机制。加强社会价值评价的培训和指导,提高试点企业的ESG理念和能力,推动其在战略规划、经营管理、供应链治理等方面实施ESG相关的措施和项目。定期召开中央企业社会价值评价工作汇报会,总结经验、交流做法、分享成果,形成良好的ESG氛围和示范效应。以年度为周期,发布中央企业社会价值评价报告,对试点企业的社会价值绩效进行公开、透明、客观的展示,探索将企业社会价值评价纳入综合业绩评价,激励更多的中央企业参与企业社会价值创造。
三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负责任投融资,为提升国有经济比重增添源头活水。
一方面,与政策性银行合作,以ESG为导向和筛选标准,围绕数智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设计债权、股权投融资及保险、担保等金融产品,支持在重点产业、民生领域提升国有经济比重。
另一方面,围绕客户服务、商业伙伴、宏观经济、员工、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进行货币化测算、价值化评估,将测算结果作为企业信息公开的重要补充,弥补传统估值模型里对企业社会责任衡量的缺失,帮助资本市场识别中央企业碳资产、数据资产等潜在优势,缩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价格与价值差距,促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合理回归,畅通中央企业由价值创造向价值实现的通道。
四是探索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体系,构建反映企业社会价值的第四张报表。
以碳资产为例,目前已实施的企业碳配额会计记账方法,为各个企业做碳资产管理、建立碳账户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已建立的企业社会价值模型中碳的社会价值测算,碳资产从吨到元货币化的过程,推动企业的碳账户体系转向碳损益表管理。
不仅如此,ESG货币化测量不仅是对碳资产入表的测量,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体系的测量。第四张报表测量的是单位社会责任投入的产出效益,恰如碳的投入产出效益是根据碳排放的成本和碳排放收益形成的,数据资产的投入产出效益是根据企业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效益和效率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产出效益是根据企业的实际付出与价值回报形成的,如此议题的累加便形成了反映企业社会价值的第四张报表。从技术经济视角有效度量企业表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是完整全面反映企业提升资产回报率的有效方法,而企业社会价值测量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作者单位:国资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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