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省社会学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部分高校的20余位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发言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从政策、社会、文化、技术等视角研讨“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不同议题，共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卫、副所长鲍磊主持。

“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聚焦基层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城市社会的来临取代以往在乡村熟人社会上建立的管理体系和方法，城乡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需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状况下，以往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探求一条社会治理的新路。

为了破解治理之困，苏州太仓于2008年在全国率先开展“政社互动”探索。自2012年开始，苏州市在全市推广“政社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让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同社会自治互补。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高峰以“以政策创制推动体系建构和能力建设：苏州社区治理创新探索”为题进行演讲。他介绍，政社互动的主要做法包括：勘定权力边界，制定两份清单；剥离行政责任，签定委托协议；弱化行政考核，实行双向评估。在两份清单外，苏州还着力开展“三社联动”，推进社会服务社会化。强化“四全”治理服务，通过构建全生活场景，全年龄服务，全要素推进，全过程参与，营造完整社区共治氛围，着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主要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包括社区和社会组织。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和各自的运行逻辑。”高峰提出，建设“社会”，要重建“社区”，强调社区参与与共享，从而将社区由“陌生人社会”变为“熟人社会”，建成真正的生活共同体；要重建“社会组织”，强调政社（事）分离，培育草根“社会组织”。他认为，政社互动是化解基层治理之困的破冰之举，社区服务社会化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苏州路径”，要聚焦效能提升，积极发掘“完整社区”新功能。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旨演讲中谈到了社会治理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社区治理提出的背景、主要做法与存在问题，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相关理论，以及理论反思与理论创新等。

陈友华表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核心是社区服务。他提出，我国社区治理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并将统一战线思想运用于社区治理实践，尽可能将社会精英吸纳到政府可控制组织内部；以网格化为工作机制，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以“铁脚板”将网格服务由“等服务”转变为“送上门”，引入社工服务专业人员和社区治理专职人员，走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其中，真正的社区服务创新表现在市场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科技支撑，以及将基层治理队伍由志愿者变成了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队伍。谈到社区治理究竟应如何创新，陈友华表示，要明确社区治理基本内容与边界，立足社区治理基本内容踏实展开工作；要勇于探索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市场服务主体比社会服务主体更重要，着力培育市场服务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学会用市场逻辑化解社区治理难题；积极利用科技赋能与数智治理，重视自治、法治、智治而非德治。

探寻乡村治理密码

“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治理有效，即善治，这被理解为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共议共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的过程。其中，社会秩序与各主体参与被视为乡村善治的关键要素。”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晓斐从文化视角，以S乡两个村庄为例谈到了乡村善治。他表示，一方面，国家力量当然是乡村善治建设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介入并不是作用在一片真空状态之中，相反，在河村与沟村地方政治秩序变迁过程中，不仅广泛存在着作为村落政治内在文化机制的情感意义模式，而且国家力量正是作用于村民主体的情感意义模式，从而促成参与者积极能动性的变化，才最终促使乡村政治“良序”的成功转型。由此，村民能动性与村庄政治经济秩序及国家力量之间构成了较大范围的互动关联。他提出，应将村民生活世界放置于“国家”维度之中，在充分认识、理解、运用当地村民内在意义世界的基础上，促成村民与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国家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塑造，才是乡村有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之所在。

“共同富裕”是传统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理想，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云龙谈到了“重新定位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并试图从儒家伦理的创造转化中，探寻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他表示，传统儒家伦理对中国农村的文化振兴和道德治理的核心价值依然在个人修身和家庭关系方面，然后以此为基础扩大到群体组织和国家制度层面。他介绍，在浙北乡村中，基层政府的职员、干部和党员将一些挑选和改造之后的儒家伦理和礼仪要求在当地乡村环境中展开落实，以此引导和规范普通农民的做人方式、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活动。这些道德治理策略既传承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儒家伦理地方化和礼俗化实践的一些主要方式手段，也配合了更多的现代技术手段、组织动员方式和表彰奖励形式。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代际间的摩擦也给中国青年带来多方面心理压力。有研究称，中国青年较强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和互惠性孝道观念，帮助其在积极为父母提供向上代际支持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多来自父母的向下代际支持，有效提高了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就为中国语境下，双向代际支持作为双元孝道观念与青年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中介机制提供了可能。”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助理周晶晶汇报了她对于“中国青年双元孝道、双向代际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她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双元孝道观念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相较于未流动的青年，流动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双元孝道观念的影响。她建议，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个体相互促进，并且利用理论宣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孝老敬亲”优秀家风文化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作用，代际双方相互支持，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积极引导流动青年参与社区“孝亲敬老”公益活动，在加强其社区融入的同时，提升其孝道观念，构建和谐代际关系，以实现流动青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