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依据

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就是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综合考量，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总结前人矛盾思想基础上作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依据

党的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版图前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它的一个重大贡献和理论创新，就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论断。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综合考量，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全局出发，总结前人矛盾思想基础上作出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具有厚重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1、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起着领导、决定作用，规定、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的矛盾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即次要矛盾。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

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种矛盾纵横交织。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抓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它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就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此之后的36年，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

2、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引起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这是由社会实践发展引发的理论概括的发展，是实践发展和时代问题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现实依据。

第一、生产落后状态下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得以化解。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基本建成小康社會之前，从总体上来讲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生产供给比较落后，与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存在张力，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然而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天宫、天眼、墨子、悟空、蛟龙、C919大飞机、高铁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走在时代前沿，我国已经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大国；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因此，我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生产落后状态下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这种变化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二、新时代人民需求侧的结构与层次发生显著变化。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指人感受到自身内在的物质或精神上的缺乏，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和享受而对于外界事物的摄取欲望和要求。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个体性和社会性以及确定性和变动性；从需要层次来看，可以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正因为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历史变动性，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努力，在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后，激发了人民对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追求。人民需要结构与层次发生新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无疑人民这种需要结构与层次的新变化构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又一现实依据。

第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主要制约性因素。

进入新时代，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领域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尚未得到解决，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无法满足高品质需要。市场壁垒依然存在，市场竞争仍不充分，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滞后，微观经济主体受到较多约束，实体经济活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人们的健康发展，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同时，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短板，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广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诸多难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品类、数量和质量还不够充分，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充足、优质公共服务的紧迫需要，尚未达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标准。因此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仅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主要因素，构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变的重要现实依据。

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不仅为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实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做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矛盾的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和提高。今天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但发展当中依然存在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矛盾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生活需要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软需求”。如此矛盾两方面对立统一，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必然演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新要求，还必须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蕴含的“不变”，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个“不变”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变”而忘记了“不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谋划“五大建设”，必须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上。为此，要坚决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方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下大力气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做好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法”，继续加强实体经济建设，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完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最终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新的发展方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