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抽离了社会历史范畴的π还有效吗 ——与张江教授对话

◆ ◆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官网地址

◆ ◆ ◆◆

注：近期微信公众号改版，订阅号消息不再按时间排序，为了继续收到我们的文章，希望您可以在文章底部点击“在看”或者给“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设置“星标”（公众号界面右上角三个点）。让系统知道这是您常看的公众号，这样您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息啦。自2018年6月1日起，本刊只接受《探索与争鸣》网站投稿。请收藏唯一真实官网地址。原编务邮箱tsyzm@sssa.org.cn停止使用，原投稿邮箱tansuoyuzhengming@126.com为编务邮箱和应急邮箱。

抽离了社会历史范畴的π还有效吗

——与张江教授对话

南帆 |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构建中国阐释学”专题链接见文末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南帆教授

一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了阐释学内部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各种紊流错综交织。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勇敢地闯入，对于种种积存已久的难题发出了挑战。从古希腊色诺芬、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不同传承到春秋战国孔孟与老庄不同的阐释路线追求，张江教授充分意识到漫长的理论故事遗留多少疑难的节点。他力图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航路图。这篇论文的严谨表述不仅显现出全神贯注的思想姿态与特殊的理论密度，同时还表示了综合性概括的意图——这篇论文并非单向论证，而是全面地考察了一批问题的复杂关系。对于中国阐释学而言，这种考察意义非凡。

尽管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哲学家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但是，所谓的“现代阐释”在解决了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些新的问题——后者甚至不会比前者少。如果说，文学阐释领域的接受美学可以视为“现代阐释”的产物，那么，人们很快就会顾虑到，接受美学的“读者”会不会拥有太大的权力？当作家的尖锐探索超出了读者视野的时候，读者为中心的评判是否隐藏了埋没杰作的危险？如果读者抛下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垂青金庸的《鹿鼎记》，文学史必须下调《红楼梦》的经典等级吗？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逐渐从作者、作品转向读者——古往今来，如此三个因素始终并列存在，为什么读者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角？由于现代阐释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许多问题的解释不知不觉地依赖机智的新颖想象而缺乏深思熟虑的气质，例如阐释的限度。接受美学破除了文本阐释的独断，但是，破除了独断之后是否再也没有限度？“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许多人熟悉的名言，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如同张江教授那样持续追问：“一万个读者，会不会是一万个哈姆雷特，一百万个读者，会不会是一百万个哈姆雷特”?

尽管如此，《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意图不是聚焦某一个问题的精耕细作。张江教授似乎力图搭建某种相对宏观的理论模型：无论是重大问题的阐述还是边缘问题的消化，这种理论模型置了一个统一的考察视野，并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应答。

评价这种理论模型之前，有必要简要地复述架构与组织理论模型的一批概念及其意义——这些概念显现了有限的阐释与无限的阐释隐含的不同理论方位 :（1）“文本开放”意味着允许各种阐释，但文本并非拥有无限的意义；（2）“阐释开放”意味着阐释者拥有自由理解文本的权利；（3）阐释不存在边界；（4）有效的阐释存在边界；（5）“蕴含”指文本包含和显现的本来意义；（6）“可能蕴含”指不为作者所知、可能为阐释显现的意义；（7）“蕴含可能”指阐释者对于文本自在意义的发挥；（8）“诠”主要指文本原意的阐释，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9）“阐”主要指衍生义理，重在阐发。根据这些概念构成的理论模型，《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证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指向。作为阐释对象，文本的固定不变是一个基本前提。无论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 Q 正传》，交付阐释的文本具有固定的字数和段落排列方式。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存在多种版本，但是，外部形式的差异并未带来意义表述的差异。因此，出现多种阐释的原因源于阐释主体，而不是文本。《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首先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可能 :阐释的无限。阐释对象锁定之后，张江教授列举了种种可能出现的状况：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可能使同一阐释主体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不同的阐释主体也可能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无限、阐释主体的无限以及各种状况的叠加重合必然形成阐释的无限。

德里达

然而，阐释的无限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可能。事实上，在既定的历史区域，阐释实践始终遭受种种条件的约束。首先，阐释的文本独一无二，这规定了一个文本必定存在异于其他文本的内容。逻辑的意义上，相异之处即是边界——甲文本的阐释不可能与乙文本的阐释完全相同。其次，阐释主体置身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必须接受当时语境结构以及公共理性的考核。其三，只有获得公共理性的认可才能成为有效阐释，另一些散漫、零碎的阐释只能停留于“聊备一说”的边缘状态，甚至贬为可笑的无稽之谈。

这种理论模型的积极之处在于，以上众多特征并非描述为固化的结构，而是具有历史与辩证的意义。“一些当下不被承认的边缘化的阐释，可能跃迁于中心，而成为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公共阐释。”

闭合与敞开，有限与无限，当下与历史，主流与边缘，张江教授描述的理论模型从各个方面协调文本与阐释之间的多种张力，从而构想一幅既稳定同时又富于弹性的理论图像。

二

构想这一幅理论图像的时候，张江教授保持了理性主义的稳重。尽管阐释的无限占据了充分的理论空间，但是，他显然倾向于站在“阐释的有限”这一边。所谓的“现代阐释”带有冲击传统观念的强烈效应，以至于“阐释的无限”时常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先声夺人。然而，现代阐释的意义毋宁是打开了关闭的闸门，而不是提供一个无可争议的阐释制高点。后续追问是，无限的阐释即是理想状态吗？事实上，一道题目有无数个解相当于无解。无限的阐释犹如没有阐释——任何一种阐释均可替代另一种阐释。因此，张江教授的论文转向了另一种意图：破除文本阐释的独断仅仅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蜂拥而至的众多阐释之中圈定某些有效的阐释。何谓“有效的阐释”？张江教授列举了若干必要的条件，从固定的文本、公共理性到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引入了一个论证的特殊策略：数学。张江教授以圆周率 π 和正态分布分别形容文本阐释无限延伸的范围和众多阐释的概率分布。方法论的意义上，试图以数学的精确澄清、分析和覆盖人文学科的某些模糊领域，这再度显示出张江教授对于理性主义的敬意。

笛卡尔

显然，理性主义的稳重必将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大范围的支持。通常意义上，一种符号体系的设立即是制造沟通与交流的不同形式。从语言、绘画、音乐、电影、建筑到旗语、密码、手势、表情、交通信号以及种种象征性仪式，各种符号体系共同组成严密的社会交流网络。很大程度上，这些符号体系乃是联结和指挥社会躯体的文化神经。符号体系的失灵可能导致社会的大面积瘫痪。某些时候，符号发出的信息可能遭遇种种障碍，以至于无法获得接收者的正确领会。这时，阐释的弥补功能至为重要。阐释的首要意图是修复符号的接收与破译机制，保持信息的流通，重新将社会成员组织为文化共同体。这个意义上，阐释与理解构成了基本生存的组成部分。所以，阐释的意图不是提供莫衷一是的解读制造混乱，而是谋求符号、文本、信息与读者的接收、理解之间的光滑衔接。所以，张江教授认为，“确定性”是阐释学的首要目标：“独立主体的阐释目的是确定的。阐明主体自身对文本的确定性理解，并企图将此个别理解固化为可以被历史所承认的提法、观点、结论，进而上升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普遍知识并嵌入人类知识体系，这是阐释的基本追求。”

笔者很愿意认可这种结论。而且，那些促成现代阐释的众多思想家也没有理由贸然反对。如果海德格尔下午两点半举办哲学讲座的海报出现了一千种解读方案，这种状况肯定令人恼火；如果德里达手中的欧元被阐释为一张病历证书，他的生活必将遭遇重大的困扰。总之，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是以符号、文本与阐释的彼此合作为前提。

当然，维护这种结论的时候，笔者与张江教授的聚焦略有差异。张江教授始终如一地关注作者在阐释之中的主导功能。他曾经反复地为作者意图对于文本的特殊意义进行辩护。《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之中，他再度清晰地重申这个观点 :

文本具有自在意义，这个意义由文本制造者赋予。无论他表达的是否清晰与准确，我们目及任何文本，包括阐释者的阐释文本，皆为有企图和意义的文本……说作者死了，文本与作者无关，意图无法找到或找到也无意义，可以是一种趣味，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

除了少量超现实主义写作之外，否认作者意图的存在不啻于强词夺理。宣称“作者已死”的主要涵义是，否认作者意图对于文本阐释的限制：当文本阐释逾越了作者意图的时候，作者没有理由依赖文本之父的身份给予否决。当然，作者权利的捍卫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势力。这不仅证明社会对于作者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存在的一个隐忧：抛开作者意图的限制，阐释主体——亦即读者——是否可能进入为所欲为的状态？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表示：“阐释者对文本的任意理解以至误读，皆为阐释主体的权利。”

然而，在笔者看来，阐释主体远非如此自由。“新批评”的“意图谬误”，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无不强调，语言的内在结构——巴特指的是“文本间性”——遏制了作者表述的独特性。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主体来自语言的建构。作者所谓独一无二的经验或者想象仅仅是一个幻觉，这些经验或者想象更像是语言借助作者之手显露自身。与多数人的观念相反，语言并非作者得心应手的工具，作者充当了语言结构自我展示的平台。与其阐释作者的意图，不如阐释语言的结构——包括交错的“文本间性”。不论这种观念拥有多少合理的成分，阐释主体并未获得为所欲为的许诺：阐释主体毋宁是以语言结构的限制换取作者意图的限制。

尽管阐释主体拥有无限阐释的权利，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多数读者对于一个文本的评判仍然彼此相近。信马由缰乃至南辕北辙的混乱场面十分罕见。可以想象，貌似自由的读者实际上身陷重围。语言建构制造的前提之外，民族文化、地域传统、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以及教育程度、开放或者保守等各种因素无不介入文本的阐释，共同参与阐释结论的修订。事实上，张江教授的《公共阐释论纲》曾经从人类的共在、集体经验、语言的公共性、确定语境几个方面描述了阐释主体无法摆脱的束缚。无限阐释的权利仅仅相对于无限历史，这个事实似乎是一个定心丸——即使阐释的结论与作者意图相左，阐释主体并未获得为所欲为的授权；读者的历史身份决定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

即使聚焦读者，笔者并未产生与张江教授相异的结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于这个结论的稳固程度不如张江教授那么乐观。《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证的特殊策略并未增添笔者的信心——数学语言的说服力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三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引用圆周率 π 和正态分布分别形容阐释之中的“诠”与“阐”。“在诠释之诠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诠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 π。”引入数学语言的目的是追求一种精确的、逻辑的理性主义再现，可是，这个设想并未成功。如果说，著名的“黄金分割点”的 0.618 是对于造型美学的一个正面数学描述，那么，如同“如同”这个词显示的那样，π 仅仅是一个不那么精确的隐喻。隐喻的意义上，“诠”对于文本意义无限追索的区间是在 3.1415 与 3.1416之间还是在 3.1415 与 5.1416 之间无关紧要，只要表明某一个区域之内的“诠”不可穷尽即可。当然，指出圆周率 π 仅仅是一种隐喻并非本文的主旨；这里更想说明的是，“诠”不是笛卡儿所推崇的理性主义语言，对于数学语言的精确与前后一致敬而远之。

为了更为充分地展开论述，必须首先区分“真理”与“共识”。“真理”具有明显的客观性质，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即使联合国决议阻止一次地震的发生或者增加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真理”所显示的结论不为所动。尽管人类的视觉结构以及科学仪器的水平可能影响实际观测的结果，尽管“波粒二象性”这种现象可能挑战人类的认识逻辑，但是，通常的意义上，“真理”的客观性质拒绝各种人类意志的干扰，“真理”的描述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任务。作为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数学语言——譬如数学公式——是表述这些“真理”结论的特殊符号，例如几何图形之中的勾股定理，或者物理学之中的重力加速度。圆周率 π 虽然是一个无理数，但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不可能任意伸缩——圆周率仍然属于“真理”范畴。

相当一部分“共识”与“真理”的认知相互重叠，认知“真理”的一致结论即为“共识”。然而，另一些“共识”无法纳入“真理”范畴。“足球是最伟大的体育运动”“乌鸦代表了不祥”“再也没有比小提琴演奏更好听的音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观念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共识”。社会科学的大量内容实质上属于“共识”，例如语言、法律、社会制度。许多时候，“共识”的内容不是准确地描述客观自然，而是获得各种社会共同体的支持。因此，“共识”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是“共识”可能因为各种社会共同体的意志而改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任意修改汉字“水”的字典涵义，或者调动“A”在 26 个英文字母之中的位置，然而，当使用汉语或者英语的语言共同体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即可发生。法律条款的修改即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哪些行为称之为“罪行”、各种“罪行”的量刑标准以及是否保留死刑等无不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的意志。“真理”不存在前后不一的矛盾状况，500 年前加减乘除的答案无异于现今；相形之下，现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与 500 年前迥然不同。人们无法以“今是而昨非”或者“昨是而今非”的标准衡量古今的差异，每一种法律体系分别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治理理念。文化传统的延续很大程度地左右“共识”的承传，但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对于“共识”的形成、延续、修正、更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真理”与“共识”的区分并未附带褒贬的评价，许多“真理”与“共识”以相同的方式维持和巩固社会文化的稳定。当“真理”与“共识”二位一体的时候，“共识”背后的社会共同体往往泛指人类。尽管如此，二者发生革命性裂变的原因和时期远非一致。自然科学的演变与社会科学的演变构成了两条错落起伏的历史曲线，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主导第二条历史曲线的轨迹。

根据上述区分，“诠”显然属于“共识”。结构主义语言学曾经以特殊的术语表述了符号的基本构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而是来自约定俗成。这个事实的扩大意味着，文本的意义阐释是更大范围的“约定俗成”——社会共同体的认可。摆脱任何社会共同体的接受与理解，文本的固有意义是否如同一个尚未开采的煤矿始终存在，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命题。无论是多种叠加的阐释制造的博弈，还是众多社会条件对于阐释主体的约束，“诠”的“共识”性质并未改变。换言之，不存在某种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构造作为“诠”不得不遵循的刚性指标。

现在，笔者必须对张江教授信赖的“公共理性”稍做推敲。在笔者看来，约束阐释主体的意义上，“公共理性”这个概念的重点是“公共”，而非“理性”。某些时候，公共关系的基础并非理性。由于舆论的裹挟、穿凿附会、崇拜学术权威、惧怕权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一些违逆理性的阐释观点可能流行一时。从古代的“指鹿为马”到精神分析学无所不在的“阳具象征”，人们可以见到许多案例。无论是宗教领域还是学术研究，少数个人或者个别机构对于公众具有特殊的威望。他们的某些观点未经理性核准即已征服社会共同体，从而以“公共”的名义划定阐释的有效边界。

相对于“真理”范畴，“公共理性”对于“共识”的约束远为脆弱。“真理”范畴之内，理性的误判往往遭受立竿见影的惩罚——例如，一个微小的计算错误即可导致火箭发射的失败。然而，“共识”范畴“公共”与“理性”的配合方式远为复杂。如果“理性”意义上的偏差由遥远的未来承担，“公共”包含的安全感和利益可能构成巨大的诱惑——人们可能因为现世的个人境遇而放弃理性判断。理性的后撤可能严重地削弱“公共”的稳定与深刻，从而为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提供更多的露面机会。

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显然是一种创举。许多时候，数学语言可能默默地传递各种结论隐含的惊人之处。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张 A4 纸可以对折，但是，数学语言告知的是，由于宽度与高度之比，对折最多无法超过 7 次。如果进一步设想一张无限大的纸张允许持续对折，那么，计算将会证明，30 次对折之后，纸张的厚度已经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100次对折之后，纸张的厚度超过了地球与月亮的距离。这时，数学语言突然展现出模糊的想象不可能具备的强悍说服力。正态分布引入的概率降低了人们对于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产生的担忧。《西游记》隐喻的是几条蚯蚓遨游太空的感受——人们无法阻止阐释主体这种偏执的奇思怪想。正态分布给予的安慰是，这种奇思怪想可能被采纳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很大程度上，正态分布肯定的概率默认了公共理性的前提。然而，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数学语言擅长的是表述各种超历史的现象。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些偏执的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如其来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例如清朝的某些“文字狱”。清朝翰林院学士徐骏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句，雍正皇帝认为徐骏有意诽谤大清王朝，依法斩立决。如果没有意识到满汉文化的冲突背景以及清朝对于汉族士大夫的长期忌惮，概率对于解释这种特例的前因后果无能为力。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剧烈地冲击来自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在笔者看来，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至社会历史范畴：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速发育?

四

事实上，阐释范畴一些激进的理论主张并未完整地转换为实践，例如“作者已死”。文学批评领域，大多数批评家从未放弃对于作者的关注。他们的文学批评始终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视为前提。即使在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论文之中，作者的身影仍然十分活跃。相对于日常生活领域，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等人制造的阐释史转折仅仅是一个学术故事，这种学术故事并未干扰人们遵守公共交通规则，或者津津有味地享用晚餐。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能指嬉戏几乎是文化真空的某种语言学实验。解构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始终无法合二而一，一个词的终极所指永远处于延宕的中途。这个意义上，种种形而上学的论断迟迟无法锁定确切的意义。然而，日常语境之中，绝大多数语言交流顺利完成，社会的交流系统并未由于意义的持续解构而崩溃。

伽达默尔

然而，一个令人瞩目的迹象是，某种强大的势力不断地试图扩大文化真空的实验，诱导相似的文化动向进入中心地带。笔者在另一个场所曾经指出，解构是 20 世纪一个明显的理论冲动，各种解构的尝试超过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理论广泛地开拓、调动和收集构成挑战的诸多文化资源。从意识流、解构主义哲学到现代阐释学，不同文化根系的叛逆能量开始相互交汇。如果说，理性主义成为各个学派不约而同的打击目标，那么，现代阐释的表现则是阐释的狂欢。作者的意图被抛开了，文本的本义被抛开了，完整的交流模式被抛开了。无论是恋母情结制造的阐释代码，还是女权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眼花缭乱的解读，误读、曲解、夸张的想象或者犀利、深邃然而牵强生硬的阐释更多地成为时髦。《文心雕龙》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时至如今，“高山流水”式的阐释理想被贬为死气沉沉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舞台上诸多学派门户森严，一套又一套面目迥异的概念术语接踵而来，然而，人们仿佛可以从挑战式的理论锋芒背后察觉某种非理性的冲动正在隐蔽地制造反抗的快感。

对于同一个文本持续地生产五花八门的阐释，阐释主体的动力从何而来？历史土壤源源不断地制造了后续的情节。许多人认为，他们正在从事一场文化的革命。如同意识流或者解构主义哲学，阐释的狂欢是瓦解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革命行动。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性、统一性和面面俱到的叙述正在合成一个总体，一个强大压抑体系构造的“同一性”封锁了所有反抗的冲动。很大程度上，诸如“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这些观点共同将稳固的资本主义文化秩序作为展开的基础。西方左翼理论家乃至不甘平庸的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激进的批判姿态，阻挠乃至破坏那些面面俱到的叙述，提供各种合情合理的幻象。作为象征性的文化想象，他们甚至将统一的文本视为“同一性 ”的共谋。例如，弗·詹姆逊就曾经认为，叙事文本的统一观念映射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封闭的保守性。阐释的狂欢能否承担凿穿这种封闭与保守的使命？

源远流长的阐释学拥有独特的学科逻辑，从古希腊的阐释技艺、宗教经典的阐释到现代阐释的崛起，从作者的原义、文本的原义到读者领悟之义，这个学科内部的理论思辨不断完善，许多问题辨析愈来愈精细。然而，这个学科置身的历史环境愈来愈保守，文化反抗的火焰日益微弱。这个意义上，阐释的开放乃至无序开始被赋予另一重涵义：种种异乎寻常的阐释能否解放出另一个摆脱固有文化轨迹的、生气勃勃的灵魂？历史上的确屡屡出现这种文化事件：宗教经典、文学经典或者历史资料的重新阐释带动了惊世骇俗的思想突破。这种气氛之中，阐释的原则无形地产生了某种偏移：权衡激进与严谨、大胆与精确或者想象与科学的时候，阐释主体不知不觉地倾向于前者。

阐释的狂欢仅仅是一种文化批判。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文化研究”还是嬉皮士或者性解放，文化批判已经登台表演多次。文化批判当然产生了效果，但效果始终与预期相距甚远。来自阐释学的动荡可能扰乱了传统的经典体系，然而，学院、学术刊物、科研基金以及教授云集的学术会议很快吸收了思想骚动。更大的范围，一切仍然按部就班。阶级的起义、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是另一些遥远的故事。阐释的狂欢波及的领域有限，学术事件只能是学术事件。当然，这往往也是西方左翼理论家的苦恼：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文化批判不过杯水微澜，几乎没有真正改变什么。他们的安慰是，杯水微澜总比寂静无声好一些。

不言而喻，这些背景资料贮存于西方文化之中，与中国阐释学的境遇格格不入。正如《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显明的那样，中国阐释学正在达成若干“共识”：垄断式的文本阐释已经撤走，阐释主体可能对于同一文本提出不同的理解。这个理论的交叉路口隐含了不同的延伸方向。不同的阐释意味的是无限吗？如果无限阐释的终点只能是传播与交流的彻底崩溃，那么，阐释限度的设定是远为复杂的工程。公共、理性、有效边界，这些概念始终必须根据历史语境提取真实的涵义。阐释主体不断地提供突破这些概念的动力；许多时候，突破意味的是另一种历史语境的寄托与发声。如何积极地掌控几个方面的辩证与循环，这是中国阐释学必须持续面对的问题。

附：“构建中国阐释学”专题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