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对自然起作用的唯一方式是运动。在这方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说过:“人把一粒种子播撒到地里;他拿着一把斧子砍伐一棵树;他移动火花来加油;他把水放到火上的锅炉里;剩下的就交给物质的自然属性了。换句话说，“把事物放置到合适的位置，让它们自身的内在力量相互作用，这就是人类对物质所能做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观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宣称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然而,通常的目光短浅的政治经济学家被他们有限的小资产阶级的见解所局限，他全然不能从中得出唯一可能的结论，即机器的社会性质和个人对人类这个社会存在所犯的巨大错误。

局限于运用自己体力的人，是最无助的动物之一。与他的个体和要求相比，他无疑是非常柔弱和缓慢的。但是，一个人的机体的优越性恰恰在于他有智慧的头脑和适合于发明和使用机械装置的双手，通过这些装置，他可以通过技巧从大自然中获得他天生缺乏的那些力量。每一个这样的发明对他来说都像是一个新的器官，使得他的行动能力得以增强。但是在这些人造器官的发展中很快就达到了这一点，一个单独的个体可以（不能?生产或使用它们。除了最原始的狩猎、捕鱼和耕作工具之外，每一种工具，更不用说更复杂的机器，都需要在制造过程中加以要求。），或其处理，或其处理的目的，几个个人的合作。换句话说，机器的所有好处在于它的社会、合作的使用。把这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和机器都给一个人，把他放在与世隔绝的国家里最肥沃的土地上。这一切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与之相比，他用那知识和机器的极小部分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从他的同伴中获得什么好处呢?此外，每一种工具，就像每一种知识或产品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产物，需要世世代代的合作。从阿基米德到瓦特;

不仅如此，从第一个使用石斧的野蛮人到最杰出的现代发明家，观察、发现和合作的社会链条是完整的。

由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相对而言身体虚弱，由于人类无法在没有同伴的帮助下发明、制造和使用一切工具，从而使自己的行动能力成倍增长，达到安全与幸福所需要的程度。唯一能达到这些的是社会状态,工具是社会的器官;它的起源是社会性的，它的成长是社会性的，它的目的是服务社会的，它的自然力量的结合是社会的，这些自然力量的权利属于所有的人;在社会意志的指导下，由人类的肌肉发动起来，为社会的机体的利益服务。因此，随着工具的分化、权力和社会化变得更加完整，社会本身就有不断向更高层次有机体发展的趋势;而社会意志，由于对身体各部分的需求有了更好的了解，变得不那么飘忽不定，因此也就不那么武断或专制了。

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机器的社会性。然而，在以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放心地得出如下结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利用文明的所有社会因素来增加自己发展的力量。”在任何这些因素中，私有财产都不符合这一基本权利;显然，它必然是经济专制和工业奴役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