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8月为克服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重要而精炼的哲学论文，其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学的逻辑体系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系统理论思想;汇通中西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稳步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丰富了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矛盾论》作为人类辩证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必将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列宁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个思想，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矛盾论》不仅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为中共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辨证法,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也表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走向了系统化和完整化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个最基本的关系问题，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过程始终都存在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然而，每一事物及其过程的矛盾各有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在毛泽东看来，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普遍性寓于矛盾特殊性之中，矛盾特殊性又受矛盾普遍性制约。毛泽东的重要思想，不但是对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根据。因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把握矛盾普遍性的体现。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而谈“中国化”，势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走向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要了解中国的特性，分析中国与别国不同的特点，这是把握矛盾特殊性的体现。《矛盾论》详尽阐述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基础。我们只有善于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同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相结合。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创造出一种真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又不背离作为历史和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矛盾论》作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相结合，凸现了实践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特征。这“三个结合”和“三大特征”，不仅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是适用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典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范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性特征。《矛盾论》问世前，中国已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革命的发展几经周折和反复，既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曲折道路，又有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的沉痛教训，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影响最深。当革命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奇特交错，情况更为复杂，革命形势更为严峻。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可见，《矛盾论》不是一般学理性的哲学著作，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释明的实践性特征。

对当时革命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感受更加强烈，认识更为深刻。毛泽东还酷爱哲学、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并阐述对当时革命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还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将《矛盾论》与毛泽东以往的实践和理论联系起来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出，《矛盾论》的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没有两次革命战争，毛泽东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也就不会有《矛盾论》。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辩证法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辩证认识运动的反映，是毛泽东对其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将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最终目的。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矛盾论”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

对当前社会问题的价值

在有些人看来，矛盾似乎只有阶级社会才存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就有损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毛泽东批评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同意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认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譬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治理整顿和深入改革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组成这些关系的两个侧面是一致的、统一的，但这绝不是否认他们的关系是另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模糊了这一点就会不自觉的走到脱离实际、回避矛盾的另一个极端去。否认矛盾、回避矛盾是无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自觉的确立矛盾意识，掌握和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达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能动的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目的。从1937年的《矛盾论》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雄辩的证明，只有承认矛盾、认识矛盾，并积极去解决矛盾，才能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