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革命与改革——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张超

摘要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对于政治理论创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福山把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做是最后一次构建政治变迁的大框架理论的认真努力，高度评价了他的理论修养和洞察力。

诚然，本书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正是现代化理论的巅峰时期，在前人的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区别于先前的理论，亨廷顿强调政治的发展遵循独立经济的发展，新兴国家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进步并未导致政治上相应或同步的进步，甚至出现“政治衰朽”的情况；他把现代化研究的着重点转移到政治方面，这一转变是开创性的，虽然在些许问题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部著作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主要探讨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通过观察20世纪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案例，分析各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在书中亨廷顿重点关注地是政治稳定问题，认为各国最大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的有效程度，政治上首要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新兴国家如何稳定地实现政治现代化？这似乎成为本书的重点。

一般而言，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民众直接参与现代化实行革命，或传统势力中的革新派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而领导改革。但实际上现代化过程中革命和改革往往是交错进行的，改革可能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失败的产物。

一、革命——激进的手段

革命是现代化的途径之一，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大都采取这种形式。“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因为其特殊的性质而具有快速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英国革命的发生源于限制王权的要求，美国革命更带有完成国家独立的性质，而法国革命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革命，各个阶层被充分动员起来，并出现过被亨廷顿称之为普力夺政治的形式，最终由于民众渴望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军人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法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革命的实践本身作为一种思想浪潮冲击着旧有的传统社会体制，并迫使改革的出现。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众往往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其代表的主要群体是工人、农民和中知识分子。从较早进行现代化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到后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和新兴国家，民众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区别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政治的影响。”

民众的参与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现代化的过程是民众参与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而民众对现代化的参与始于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的变化，“社会经济现代化不断冲击传统的政治和政治制度，破坏传统社会和团体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民众寻求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和政治制度。而当要求得不到满足，和平方式行不通时，往往采取暴力的方式，暴力的集中表现是革命，革命是民众表达自身呼声的重要方式，亨廷顿就革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亨廷顿把革命归结于传统政治制度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民众参与要求，这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革命的结果确实可能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扩大政治参与并非是革命的唯一目的。

从英国革命来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革命前夕已经掌控了下议院，这革命时期更成为革命的领导机构，这并不存在扩大政治参与问题，这一问题只是革命的附属品。

此外，就革命而言，各个社会集团对政治的期望也往往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有所差异，亨氏认为城市集团内最具革命性的可能是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又认为贫民有明显的保守性和顺从性；工会缓解了劳工的偏激倾向，“工人有着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目标，而不是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秩序。”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其本身也变得日益的保守，中产阶级中最具革命的是知识分子，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最为坚定、最为极端和最不妥协的力量。

另一革命力量在农村，但由于农民本身的局限性，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充当参与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角色。“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一场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革命往往需要农民的参与。主要代表是法国、俄国和中国，农民参与现代化的过程固然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动员，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现实的贫困与内心渴望的巨大差异造就现代农民的革命性。民众在革命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又往往是分离聚合的，亨廷顿对此提供了一些例证。

民众的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较为激进的，其过程就是革新力量与守旧势力的斗争。

就革命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而言，当革新势力胜利时，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形式，政治参与迅速扩大；当守旧势力成功时，保持着传统的政治形式，传统的统治阶层针对新的形势或许做些顺应时代的变革。另外这两者或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扩大政治参与但却保持传统的政府形式，早期的英国革命是主要代表。

革命的成功依赖民众集团的联合，主要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合”，联合的方式往往是知识分子唤醒农民，而农民往往是具有保守性，“除非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发展到足以使他们有具体的反叛动机的地步，知识分子能够与革命性的农民结盟，但是他们不能创造革命性的农民。”

亨廷顿认为，联合的基础存在于民族主义，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往往能激化民众的情绪，对革命起着某种刺激作用。但这也只是可能性命题而非必要命题。

二、改革——和缓的渐进方式

相比民众自下而上采取革命的方式推翻传统政府及其代表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传统势力中的革新派或许更愿意采取逐步改革的方式实现政治体制的变革。

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曾说过，“开创任何一项事业，皆需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改革发生的前提是革新派掌握政府权力，传统政府一般是君主制政府，因此现代化改革之前，君主要做的是不屈不挠的去追求集权，“不仅要将权力从地方、贵族和宗教的集团手中转到世俗的中央机构中，而且需要将权威集中到国家机构中的某一个人手中。”而现代化的改革势必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其结果是君主权威的丧失及君主制的动摇。

亨廷顿讨论了君主作为改革者的出路，或维持传统君主制放弃改革，亦或是放弃权威甘当傀儡，无论哪种选择，传统君主作为改革者无疑是矛盾的。

相对革命，改革更具妥协性，“他着眼于变革，但又不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变革。”改革所要面对的困难较多，它所要实现的是采取较为稳定的速度、和缓的方式实现革命的同等目标，因此改革鲜有成功。

书中对比光绪、约瑟夫二世改革和穆斯塔法·基马尔改革，认为改革战略战术的差异导致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成功，“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人都企图全线出击，同时推进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便彻底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他们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贪多求快，以致树敌太多。”

“与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所采用的成功的费边战术。”单从政治手段的方面论述改革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这很难令人信服。

相比一战后的土耳其，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和19世纪末的清王朝的国际国内局势更为复杂，现代化的程度发展较低，革新的力量过于弱小等，这些条件的限制实际上使原本艰难的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相对革命而言，社会各阶层更愿意接受以改革的方式完成社会的转型，改革无疑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正如帕尔默所论述道，‘没有哪一次革命应被视为不可避免，设使旧的上层统治阶级当初能做出更加明智的让步，又设使坚持维护贵族社会价值观的逆向趋势确实不那么强烈，18世纪本来不会发生革命的。’”

实际发生的并非如此，“托克维尔认为，‘被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比它的前身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坏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是当他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

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尽管一个政权自动试行改革会延缓革命，但被迫做出的改革则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亨廷顿则更加细化的分析了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主要决定于改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分和改革的时机。政策改革会加大革命的可能性，人事改革可能会分裂革命力量，在革命力量最大的阶段，改革实际上确认了革命的正确性。并认为“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

结语

现代化的道路总会伴随着动荡与混乱，作为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记忆是深刻的，对于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热烈的，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最终的目标都是能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即实现政府的有效统治，政府的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本文刊于《瑶湖读史》2016年第2辑P63-P65。图片均源于网络。如有需要纸质刊物的朋友，请给本公众号后台留言。自取每本18元，包邮每本28元（邮费10元），比较远的朋友需按实际情况补邮费差价。【注：我们不是售卖，只是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只收回成本费】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