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中的历史方法:以比较历史分析为例

政治学与历史学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二者都必然需要面对和处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材料。在这一过程中，二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传统的比较史学中塑造出了比较历史分析这一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文希望通过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定义与特点，起源与发展，适用条件、研究设计、操作流程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探讨，系统地介绍这一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实践中的分类应用及优劣势。同时，本文也希望透过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介绍，探讨新兴研究方法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在面对同一主题、同一材料时相互融合的可能路径。

文/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政治学更加侧重于通过理论建构来进行因果关系的确定和规律的抽象，历史学更加强调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辨析，还原历史人物、事件、思想观念本身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在现当代政治学中，就融合历史学方法与思维而言，比较典型、成体系的应属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常常也与历史社会学并称，由于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本身即横跨多个学科，因此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常被用来相互替代。而如果说历史社会学更接近一种学科，历史制度主义更接近一种理论，那么从其衍生出来的比较历史分析则更接近一种实际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介绍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定义、特点和优劣势

总结来说，可以将比较历史分析归纳为:一种通过对历史案例，特别是案例时间与过程维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较，从宏观结构的视角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与结果的研究方法。

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进行研究的四个主要步骤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确定问题和研究视角。比较历史分析始终关注宏大问题，并尝试以宏观结构的视角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虽然比较历史分析中会应用很多质性研究和描述方法，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特征。

(2)选择研究案例。比较历史研究并不寻求普遍的理论和知识，而只是致力于证明案例间的相似规律。因此比较历史研究是一种中观研究方法。

(3)分析考察案例。比较历史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强调政治的过程及其时间维度，无论是原因、结果还是过程，如果加入了时间变量，都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因此过程追踪和时间分析是比较历史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

(4)原因归纳和理论建构。比较历史分析反对线性因果观，它致力于揭示原因和结果之间复杂机制的黑箱。它认为原因的组合，原因的时间要素(发生时间与次序)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具有三方面的优势。其一，比较历史分析能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回应社会的重要关切;其二，比较历史分析能更好地分析案例中复杂的、结构性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其三，因为比较历史分析内部效度较高的研究成果，它往往也具备某种为社会科学提供议程设置的能力。相对的，比较历史研究由于更偏向于小N数比较，追求案例内及案例间的内部效度，因此其外部效度相对有限，面对大N数的研究材料就会比较无力。同时，比较历史分析也同时受到来自政治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质疑。政治学家一方面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所采用的小N数比较本身就具有先天缺陷，有限的案例并不能归纳出可信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则指出，由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案例选择有限，因此案例选择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方法也会非常之大。来自历史学方面的质疑则是在于，比较历史分析本身的“历史要素”更多是一种“历史思维”，而与真正历史学考证辨析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去甚远。这就会导致大量二手材料的运用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还原案例真实、完整、客观形态的目标。

起源、发展和理论基础

根据花勇的总结，现当代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如下表所示大致归纳为三次兴衰浪潮。

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维度”或“历史要素”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重视时间变量”的历史思维，而不是源自于历史学本身的史料考据与辨析方法。根据历史制度主义代表学者皮尔逊的总结，无论是历史制度主义还是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历史”，实际上可归纳为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发生次序、事件、持续时间、发生时机和意外后果七个方面。

无论是相对于比较方法还是历史学方法，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历史分析都具有更强的亲缘性。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历史制度主义相较于广泛的比较方法和悠久的历史学，都能为比较历史研究提供更准确、更直接的支撑。

适用条件

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更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宏大问题

斯考切波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始终关注一些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命题，例如革命、宗教演化、政治发展、经济现代化、集体暴力、帝国兴衰等。界定宏大问题的标准应该是被人类社会公认为对历史发展造成了根本影响。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除了方法本身的优势之外，比较历史分析大量既有的研究成果也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二）案例不足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体现为某些重要事件和过程。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类重大事件和过程往往为数极少且难以复制。因此如果研究者选择不绕开这些重大事件，就必须不断完善一套相对科学的方法来予以应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实际上就始终在致力于为这类特殊事件的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工具。

（三）变量繁多

正如历史学者的理解，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重大事件与重要过程常常都会包含多方行动者。对事件的线性因果解释经常会面临过度简化的危险。这一危险体现在真实的历史中就会表现为同一原因引起了不同后果，或者完全不同的原因却引起了同样后果。因此在分析重大事件，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重大事件时，比较历史分析就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以避免创造出过于综合、抽象，难以解释具体案例的非历史概念和命题。

类型

比较历史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将历史学方法融入政治学研究的代表，因此它本身也是一种介于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研究方法。换言之，比较历史分析既追求因果关系的分析与对规律的总结，也追求对人物、事件、过程、思想观念的还原。在比较历史研究内部，始终存在着从理论到案例之间的距离，及宏观结构与微观描述之间的张力。斯考切波根据这样的距离和张力，将比较历史研究大致归纳为三种路径，即理论验证、情境比较和宏观原因分析。

（一）理论验证

第一种路径是理论验证，也可翻译为平行的理论比较，亦即在不同的案例中验证理论本身的有效性。对于这种路径而言，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案例只是验证理论的工具。因此宏观的理论归纳在这种理论中居于首要地位。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加深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并且能在一定范围内完善理论，弥补理论在各种变量控制方面的疏漏和不足。但它的劣势在于，历史案例并不能证明理论，而只能阐释、说明、修饰理论，使之更加精巧，而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相当有限。

（二）情境比较

第二种路径是情境比较，亦即旨在证明，不同的历史环境都具有其独特性，而正是这样的独特性影响了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对于这种路径而言，历史案例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目标，宏观理论反而退居次席。因此这种路径更加强调微观的案例分析。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呈现出不同历史案例多个层次、多种面向的大量细节，展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实。但不难发现，即使是专注于案例分析的情境比较路径，本身也常会预设一种“理想形式”，这就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将许多自己潜意识中的态度、观念、思维方式带入历史案例当中去。这样一种“准论证”往往使得案例分析反而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同时，由于这一路径注重案例的阐述，因此其自变量与因变量往往都很模糊，行动者之间也不存在清晰的结构性关系，因此在归纳理论时的能力也相当受限。

（三）宏观分析

第三种路径是宏观分析。这一路径主要用于寻求宏观结构和过程层面上的原因。这种路径对待历史案例的态度居于上述二者之间，它既强调必须重视案例之间的差异，又强调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案例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问题;既强调要超出单一和相似案例来分析共同规律，又强调必须选择有限的案例来进行研究。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兼顾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使得理论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演，而是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归纳而来。对于经验科学而言，无论是它的理论信度或是案例的真实性和细致性都能得到保障。但这一方法的劣势在于，它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宏观分析路径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对理论非常熟悉，而且在案例选择方面具有宽广的视野。除此之外，它还要求研究者对不同的案例本身具有相当的了解。

有效性及研究设计

比较历史分析的外部效度是比较有限的。在使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1)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轻易推广到其他案例。(2)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替代宏观理论的建构。

虽然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替代宏观理论，也不可盲目推广到其他案例，但研究者仍然可以用比较历史研究来验证宏观理论。比较历史研究的三种路径，或多或少都会与宏观理论产生联系。而且这三种路径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排他的，研究者完全可能同时使用2种、甚至3种路径。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比较历史三角来描述:

图中的C即是案例(case)，如图所示，在比较历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学者偏好于某一种特定的路径，也有学者同时采用2种路径。研究者可按照宏观理论和历史案例两个维度来设计自己的研究。

除了单独采用某种研究路径，或同时采用2种路径之外，若是将研究放到长时段中，还可以先后应用比较历史研究的3种路径。这种应用方式被斯考切波归纳为比较历史循环。

如图所示，实际上比较历史研究的三种路径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首尾相继的完整循环系统。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开始研究时，首先需要确定自己位于比较历史循环的哪一段。如果(1)已经具有某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只是需要进行验证，则采用理论验证路径，直到检验出理论的局限性。(2)如果只是面对历史材料，尚无任何假设或理论，则采用情境对比路径，先归纳出某种假设。(3)如果已经有某种假设，但尚不足以成为理论，则采用宏观分析路径，验证假设的同时归纳出相应的因果机制。

操作流程

马霍尼与鲁施迈耶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的特征是原因分析、强调过程与系统比较，之后也与西伦一同将特征修订为宏观结构的研究指向，问题指向的案例分析和时间指向的研究思维。本文认为，这些特点实际上可以体现在比较历史分析的四个具体步骤中，即确定问题和研究视角、选择研究案例、分析考察案例以及原因归纳和理论建构。实际上，这也正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一般操作步骤。

（一）确定问题和视角

在开始研究时，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问题。这就分为两个部分:宏观问题与具体问题。(1)所谓宏观问题，即是指研究者需要首先确定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宜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同时还需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影响要素或行动者是否是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常见的，例如国家、次国家地区、帝国、文明、社会群体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并不是宏观研究，而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换言之，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对象必须落实到微观的人物、事件、过程上。(2)所谓具体问题，是指研究者需要确定自己研究中想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具体类型。一般而言常见的理论问题分为三类:其一，为什么在许多关键维度上相似的案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其二，为什么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案例，呈现出了相同的结果;其三，为什么某个案例不符合既有理论或大N数比较的结果。确定理论问题的具体类型之后，就可以选用相应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作为起点开始研究。确定了宏观问题和具体问题之后，自然就很容易得出一到两个研究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

（二）选择案例

在案例选择方面，经典的操作方法，正如密尔所归纳的，也可以分为两种:求同法与求异法。求同法与求异法的关系如图所示: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由于其复杂因果机制的理论预设，通常都是求同法和求异法混合使用。

（三）时间分析

对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来说，时间思维或者说“历史思维”是其核心特征。根据马霍尼与西伦的总结，这种“时间思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时间位置和时间结构。(1)时间位置主要是指位于不同时间位置的变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2)时间结构主要针对原因和结果、重要事件和过程，也要考虑其时间维度。换言之，原因和结果本身也存在一种时间结构。

（四）原因归纳

比较历史分析主要被应用于分析重大事件、过程和复杂因果，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就应尽量以“因果机制”概念替代“因果链”概念。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不能局限于展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共变关系，而应进一步努力探索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机制黑箱。简而言之，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结构性视角、多原因解释和多过程关系。(1)所谓结构性视角，即是指在分析案例时，必须采用结构性视角，即不应单纯进行过程的描述，而是将事件内的每个行动者视为结构的一个要素，再观察这些要素之间本身是什么关系，结构对其有什么约束，在这样的约束下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互相作用，并最终改变了结构本身。(2)多原因解释即是坚持其一，事件的结果是多种原因，而非一个原因导致的;其二，多种原因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些组合共同导致了事件的结果;其三，多种不同的组合可能导致事件的结果呈现不同形态;其四，要尽量考虑原因的时间维度。(3)多过程间关系即是将重大事件和重要过程置于历史情境之中，也就是充分理解，任何社会进程都不是独立发生的，它必然受到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换言之，在历史过程中，必然是多个进程同步推进的。唯一需要辨别的是，其他进程对研究者所分析的主要进程有何影响。

质量评价和保证

比较历史分析由于对因果和规律的重视，更加强调所归纳理论的内部效度，因此也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案例具有深刻了解。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的成果检验，其一在于因果机制是否能逻辑自洽;其二在于案例的选择是否能够充分证明最初的假设;其三则在于对案例的分析是否经得起历史学、案例研究或区域研究专家的检验。前二者对于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第三条往往要求研究者对大量的档案文献等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通晓政治学的理论，还需借鉴历史学的史料学考察方法。

结论:在非难中发展—以时间维度为例

简而言之，历史学认为，个体时间、群体时间、代际时间、整体时间，可能各自呈现不同的流逝形态。历史中的时间如此复杂，应该如何将其简化?这实际上也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与困难:在将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如何在尽量保留其综合、透彻、详细、周密特点的同时，又能对其复杂的关系分析进行归纳和简化。不过，困难并不意味着偏差。不难发现，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向政治学研究中移植其他学科方法的尝试都在得到不断的完善。无论从史料辨析还是时间思维的角度，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都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面对学科交叉融合时产生的种种困难，放弃和责难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不断增加其复杂性，以力求保留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不断对这种复杂性进行归纳、合并与简化，以力求结论能获得各个学科的共同认可。这样的过程无论进展如何，都将必然有利于各种学科和对人类社会总体理解的不断深入。

本文原载于《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更多内容敬请点击浏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官网：。